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着力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40 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不少风雨、摩擦、颠簸、起伏，但总体说来两国关系是向前发展的，实实在在地造福了两国人民，并促进了地区稳定、世界和平与繁荣。历史事实证明，中美建交之初，邓小平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改革开放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位是有历史远见的，是完全正确的 ；中美建交以后，我国几代领导人的对美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处理，为中国的崛起、确保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出了贡献，使中美关系很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大业。目前，特朗普政府明确地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加以防范和应对，且这一认识在美国政界和战略界已经成为主流，未来二三十年中美之间的竞争博弈将常态化，对中国的大国外交构成严峻挑战。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其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对于评估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制定应对之策，十分必要。 
一、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要深刻认识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有必要对其构成做一番解析。两国关系是由哪些主要部分构成的？这些部分对于两国关系是积极还是消极因素，是提供了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一）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这种差异并未给双方的关系造成大的影响。之所以在对美关系中成为问题，原因在于所谓“美国例外论”。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应当推广到全世界。100 多年来，在对华关系中，美国人总有一种“传教士热情”及改造中国的强烈欲望。传教士要把中国基督教化，外交官要按照美国的方案来重新改造中国。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一直抱着不认可、不信任的态度。冷战时期，美国公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许多美国人以为经济改革必定导致政治 “自由化”，中国势必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美国人憧憬了一个多世纪的改变中国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界和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共产主义终结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克林顿政府在任期前三年对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试图改变中国的政策取向，甚至中国的领导。世纪之交在美国辩论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时，又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深远的政治变化”，“贸易和经济繁荣最终将会导致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 但他们的想法又未能实现，中国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许多人感觉到挑战。冷战后 20 多年间“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时起时伏，都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关。 
中国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对他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说三道四，中国文化是非宗教文化，没有“拯救世界”或向世界各地“传播上帝福音”的使命感。就连佐利克也说 ：“中国不搞意识形态的扩张”。在北京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对布什的特使说 ：“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照搬，美国的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可是美国人听不进中方的告诫，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尤其是一些人权组织，仍然在宗教信仰自由、涉藏、涉疆、涉港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对中国近年的一些立法也多次进行干涉。这个问题在两国关系中还会长期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阻碍了中美两国间深层次的互信和友好关系的建立。 
但幸好这个分歧主宰中美关系的时候不是很多。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实际上是宣告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休兵”。虽然后来美国又多次发起进攻，但两国关系中其他因素对它进行了制约，使其不能走得太远。 
（二）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原本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美国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介入中国内战，1954 年又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台湾问题成了中美关系中基本的重大问题，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内容都是关于台湾问题。两国关系正常化表明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有差别的。这种分歧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的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在实践中主要是维系美台军事关系，包括售台武器。在过去 40 年中它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周期性干扰，尤其对两军关系冲击更大。 
大体说来，美国历届政府基本遵守了“一个中国”政策，在台湾问题上是有底线的，即台湾问题要和平解决，反对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反对、遏制“台独”势力分裂活动的政策取向，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要清晰地看到，主张提升美台关系、甚至主张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亲台势力在美国，包括在国会中仍有市场。当前台湾民进党当局又拒绝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民进党和美国的亲台势力相互勾结、制造事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为了牵制和平衡中国，“台湾牌”被美国的某些政治势力借重使用，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 
（三）经贸关系 
使中美关系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是邓小平当初规划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尽管中美政治关系不时跌宕起伏，但双边的经贸关系却持续稳定地发展，确实起到了中美关系“压舱石”“减震器”的作用，而且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目前中美双边贸易额已超过6000 亿美元，双边投资方面，截至 2015 年，中国累计对美投资近 500 亿美元，美国对华投资近 800 亿美元。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金融上的相互依赖更加突出。中国外汇储备至今仍有 3 万多亿美元。中国大量持有美国债券，这对美国的金融稳定至关重要。 
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变化既会促进两国合作，也会导致两国竞争。由于经济结构趋同，两国的经贸关系向纵深发展，各种分歧和摩擦也在积累，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大量新老问题。但两国经贸关系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总体说来是互利双赢的，如果开打全面的贸易战，只能是两败俱伤，绝无赢家。经贸作为中美两国关系“压舱石”的基本状况并未改变。 
（四）人文交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美刚一建交，两国的人文交流就开展起来，而且不断深化发展，这是两个社会的接触，有国家层面的，更多是个人之间的。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养着两国关系，即使在两国政治关系遭遇困难之时也未停止，帮助两国政府克服了政治困难。2010 年两国建立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进一步从政府角度规划、推动两国的交流，使之覆盖两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交流一直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着正能量、暖力量的作用。 
（五）地区问题 
亚太地区既是中美间利益交融最多的地区，又是崛起国与主导国权力竞争突出的地区。美国感到了中国崛起的挑战，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美国是一个亚太国家，中国尊重美国在本地区的存在和利益。美国长期以来主导亚太事务，并在这里构建了同盟体系，有一套自己的规范和做法。中国希望美国在本地区发挥稳定作用、积极作用，不欣赏、不认可美国的同盟体系，而且认为美国在亚太部署过多的军事力量、过于频繁地举行联合军演不利于地区稳定。但只要美国的同盟体系不针对中国，不直接损害中国利益，中国也未采取强硬态度进行反对。中国致力于营造对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周边环境，并对周边国家提出了 “亲、诚、惠、容”的理念，希望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快车。 
目前亚太地区正处于新旧秩序并存的时期 ：旧秩序仍然存在，还在发挥作用，中国不会断然采取措施去推翻旧制度，另起炉灶；新秩序的因素越来越多，美国不可能遏制这些因素的产生和壮大，但新秩序要取代旧秩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72 年的《中美联合公报》中说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40 多年过去了，这一原则仍然适用。“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两国应该在亚太地区共同演进，共同做亚太和平、稳定的维护者，亚太繁荣的促进者。 
（六）全球治理 
直至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口号是“与国际接轨”，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中国“入世”后经济飞速增长，尤其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凸显，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深入地参与了全球治理。奥巴马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美国政要一再表示，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都难以解决。[1]全球治理事关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中国希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必然要对先前的秩序和规则进行改革、补充和完善，这可能触动一些国家的既得利益，与美国的竞争是难以避免的。2015 年发生的两件事件具有典型意义 ：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 12 月正式成立，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于 10 月达成。奥巴马政府对于 AIIB 一度竭力反对，还劝其盟国不要加入 ；同时通过 TPP 书写 21 世纪的贸易规则。类似的竞争还会继续发生，但它们不是对抗性的，有的也可以在沟通过程中化解，如美方后来改变了对 AIIB 的态度。 
从以上解析可以看出，构成中美关系的诸多要素中有正面积极的、提供正能量的要素，也有负面消极的、对两国关系起牵制、甚至破坏作用的要素，有的要素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总的说来，积极因素多于消极因素。由于两国关系的这种构成，过去 40 年的中美关系发展轨迹呈现了总体向前、时有起伏、颠簸的状况。由于中美两国关系对国际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两国合作可以成就大事，两国失和可以坏大事。 
二、发展对美关系的主要经验 
从近 40 年中美关系中可以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主要有以下三条。 
第一，牢牢掌握两国关系的大方向。这个大方向简单地说就是合作。习近平 2017 年 4 月在海湖庄园会晤特朗普时强调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这既是中美关系的经验总结，也表达了中方真诚与美方合作的良好愿望。 
要把握这个大方向，就要彼此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很多，但首先要在大事情上、根本性问题上、事关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合作。这样在小问题上的一些摩擦才不会对两国关系造成大的干扰，也会比较容易处理。在乔治•沃克•布什时期双方在事关美国核心利益的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的合作、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的合作保证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要把握好大方向，就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看待中美关系，如果仅仅着眼于某个分歧，以偏概全，就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悲观情绪；如果放眼全局，从历史的长过程来看待两国关系，多从共同利益和两国的合作观察问题，那么不管有多少障碍和困难，中美关系还是会继续曲折前进。 
“所谓智者求同，愚者求异……要择宽处行，谋长久之利。” 要把握好大方向，就要恰当处理合作与斗争的关系。中美关系中的分歧和摩擦有时显得十分尖锐，这时既要坚持原则、勇于斗争，又要灵活机动、善于斗争。斗而不破，斗是为了更好的合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克林顿任期头几年、1999 年 5 月“炸馆”事件发生后，都是中美双方矛盾和分歧表现得很尖锐的时刻，中方成功地处理了斗争与合作的关系，使两国关系转危为安。 
第二，建设性地管控分歧。从以上解析可见，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分歧是一个客观存在，因此，如何建设性地管控好分歧就成为两国关系能否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 
中美分歧有的涉及基本政治制度层面，有的事关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的涉及具体的商业利益。对于不同的分歧要设定不同的目标，用不同的方式处理。第一类分歧是比较根本性的、长期的分歧，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缓解”，减少它对总体关系的影响。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方面的分歧比较严重，后来经过了斗争，美方也认识到了既不可能压垮中国，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在中美关系的大多数时候，这方面的分歧是“缓解”的，但有时候也会突然冒出来作怪，如 2010 年美方对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批评。遇到这种情况，中方可以做出回应，但不要与美方过多纠缠。 
另一类分歧对中美关系不像第一类那样具有根本性，但也没有“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如两国在南海的分歧，是迁延性的慢性病，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要与美方长期周旋，同时还要积极寻求两军合作。至于具体的经贸摩擦，则要在平衡照顾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努力寻求解决，不能完全解决的也要尽可能缩小。 
在过去 40 年中，一些突发事件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很大冲击，典型的是1999 年的“炸馆”和2001 年的“撞机”，这种事件会在瞬间加剧两国关系中的紧张，改变两国关系的氛围。在危机应对中，以下几个基本原则是有用的 ：一是摒除以零和思维对待危机，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和绝对主义的原则，双方都要努力控制危机，避免因擦枪走火导致真正的冲突 ；二是在具体处理过程中要“有理、有利、有节”，注意斗争艺术，不要把话说满说绝，要留有转圜的余地 ；三是最后的解决方案要照顾双方的利益和面子，使双方对于国内都可以交代。总体说来，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分歧是可控的 ；当分歧突出时，两国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处理分歧的过程是一个既博弈又合作的过程。 
第三，积极主动塑造两国关系。中美两国虽然彼强我弱，但中国不是被动的一方。实际上，中美关系的状况是两国互动的结果。两国刚一建交，中国就开始主动塑造中美关系，在各个不同时期提出问题、设置议程，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举措和步骤。建交后中方紧接着提出了建交遗留下来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经过一番艰巨的斗争，促成了 1982 年 8 月 17 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中美关系遭到严峻考验的 1989 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既沉着坚定、保持定力，又与美国政界中以布什总统为代表的积极力量相互配合，避免了中美关系的大滑坡。在克林顿第一任期，中方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方针，积极谋求改善双边关系。在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中，中国领导人做出了加入世贸组织、投入全球化大潮的坚定决策，再一次抓住了机遇，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之时加入了世贸组织，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不失时机地把增长的国力转化为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美国合作应对金融危机。中国积极支持二十国集团（G20）机制，以同舟共济的精神为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在每次 G20 峰会之前，中美都要进行沟通，以确保峰会成功 ；之后又利用各种机制（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磋商落实峰会决议的具体办法。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 
二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中国经济转型、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自身需求，它与国际社会的要求高度契合。2013 年 4 月，中美两国发表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此后，两国的合作步步深化，2014 年 11 月、2015 年 9 月、2016 年 3 月，两国元首接连发表三个联合声明，宣布了各自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推动国际社会在巴黎气候峰会上达成一项富有雄心的协定，并使《巴黎协定》尽早生效。中美合作的方式和力度在两国关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三是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沉着冷静予以应对，既没有将其看成不得了，也没有看成“无所谓”。 中方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实际上，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以来，两国就在探索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对手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两个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发展阶段都不同的国家，发展两国的关系对双方都是一个挑战。现在再重新研读 1972 年的《中美联合公报》，可以看到，公报已经蕴含着 “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这三条基本思想。可以说，过去 40 年两国对构建中美新型关系的探索是成功的。 
三、对未来趋势的展望 
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又出现了美国是否衰落的辩论。现在美国内政外交确实都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可以说，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非理性时期，这个时期会延续多久尚难断定，但笔者认为从历史的长周期看，这并不等于美国的衰落。 
中国确实在崛起，而且这个过程还将继续下去。于是中美关系就成了典型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在一些美国学者眼里，中美关系难逃“修昔底德陷阱”的厄运，难逃大国冲突的宿命。以米尔斯海默 ( John Mearsheimer) 和弗里德伯格 (Aaron Frieberg)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但同样也有许多学者和政界人士认为中美冲突没有必然性。 
基辛格 (Henry A. Kissinger) 强调，“冲突是一种选择，但并非必然”。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多尼伦（Tom Donilon）也表示 ：“我不同意某些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提出的这一论点，即出于某种原因崛起中的大国和老牌大国注定要发生冲突。这种结果并不具有必然性。这不是物理定律，而是领导人的一系列抉择导致大国的对抗。” 中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为了避免冲突对抗的前景，达到互利双赢的结果。 
毋庸讳言，中国的发展给中美双方都带来了一个如何相处的问题。虽然时任副国务卿的斯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 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中国登上世界舞台， 但中国真正登上了，美国还是不习惯、不适应。从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领导世界”“美国世界第一”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次积淀和美国人的普遍心态。正如尼克松所说，我们美国人不知道如何成为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如何成为并列第一。大部分美国人还没有心理准备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美国抵制亚投行就是一例。 
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近年来在诸多国际场合一再宣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 “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需要长期稳定的对美关系。中国发展现代化不是为了取代美国、称霸世界。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取代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塑造国际秩序需要超强的国力，中国离这样的国力还有很大差距。 塑造国际秩序也需要首先得到本地区国家的普遍支持，需要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各大国的普遍支持，中国离这样的国际支持也还有较大差距。实际上，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周边国家对中国反而产生了种种疑虑。而且现存的国际秩序也没有严重束缚中国的发展。 
因此，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来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于国际秩序只能无所作为。国际秩序要与时俱进，要反映变化了的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大势。在这方面，中国对国际秩序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中国可以在某些特定领域，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循序渐进地推动现有国际秩序的局部改善，使这个秩序不断完善。2008 年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没有金融危机，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现有的机制会困难得多，国际既得利益者对中国的抗拒会强大得多。危机爆发后，中国积极、稳妥地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并取得显著成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发起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亚投行，尤其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局部变革，借以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现实。 
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将是原有的国际秩序逐渐向新秩序过渡的时期。如果中国不使用强制的方法去改变原有秩序中的某些成分，如美国的同盟体系；如果美国不使用强制的方法阻止中国对现有秩序的局部改善和补充，中美两国就可以避免冲突和对抗，避免战略摊牌，可以超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在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继续深入发展、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强并立将是 21 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今后二三十年中，中美两国之间将进行经常的相互调适、相互顺应（accommodation and adaptation）。观察两国关系，有两个基本点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都不会改变 ：第一，两国利益的高度相关性，确实是谁也离不开谁 ；第二，美国认定中国是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从第一个基本点出发，两国的互利共赢的合作将继续下去 ；由于第二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博弈还将加剧、会常态化，不时会有磕绊、颠簸、起伏，逐渐形成两国互动的新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寻求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