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不同历史文化的发展，每个民族都会形成它特有的长处和短处。这个概念类似于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谈国际贸易理论时提出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如果我们想要超越竞争对手，就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长处，而不是盲目的追随别人的“比较优势”。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在政治领域内，英、美等国的民众似乎更迷信选举，也更加善于选举。中国人则更相信选贤任能，也更善于搞选拔和考核。所以如果与英、美这样的国家竞争，我们一直按照一人一票的逻辑来选举竞争，我估计我们100年还超不过他们。
因为中国乡镇一级的直选已经试验30多年了，但总体效果并不是非常乐观，家族影响、贿选问题一直没有完全解决。】
12月23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43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凡教授，共同探讨中国高效的公共治理。

张维为：
大家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其实比英国要大，但中国打不过英国，现在想想都非常心痛。当时英国舰队才4000多人，就可以打败4亿人口的中国，而且逼大清朝廷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但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就不一样了，中国虽然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中国军队可以赢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可以成建制地消灭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和英国的军队。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关键就是中国不一样了，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从一个传统国家迈向一个现代国家。
过去形容中国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一盘散沙”，因为中国当时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传统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非常封闭。一个村子一个姓，村里的事儿由本地知书达理的乡绅负责打理。中国的皇帝表面上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缺少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和能力。儒家是提倡家国情怀的，但过去的中国缺少把“家”和“国”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条件。
所以传统中国根本抵挡不住已经初步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列强，抵挡不住他们发起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最终整个国家陷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而且巨大的战争赔款，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一盘散沙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大规模的工业化根本无从谈起。
过去有机会给小平同志做翻译，他谈中国经常使用一句话“中国无非是块头大”，我们当时讨论这句话的准确意思究竟怎么翻译，最后把这句话总结为“地广人多”。后来我自己在“文明型国家”概念的使用中，就说为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
我们经常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从中国整个国家来讲又何尝不是这样。人多意味着人均资源少，地广意味着治理难度大。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内部各种差异非常之大，稍有处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冲突。换言之，人多、地广、资源少、治理难，这四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这一点，恐怕连读懂中国的门都进不了。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基本状况。美国是在1848年打败墨西哥、吞并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大片领土。当时美国人口才2000多万，而中国人口已经是4亿，大约是美国的20倍。当时双方都处于前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的最大资源就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国人的标准，当时美国白人几乎家家都是大地主，还要雇佣黑人来种地。
相比之下，中国属于人均资源高度紧张运行的国家，资源的竞争非常激烈。大家可能听说过“胡焕庸线”，胡焕庸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地理学家，他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过一个观点，在中国的版图上画一条虚线，从黑龙江的瑷珲也就今天的黑河划到云南的腾冲，你会发现中国90%多的人口生活在这条线以东，10%不到的人口生活在这条线以西。
 6park.com
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 6park.com
这不仅是人口的分界线，也是地理的分界线、气候的分界线、历史的分界线，还是文化和宗教的分界线。
这条线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西部是游牧的，部族的、多元信仰的、非儒教的。今天看来，这条虚线其实也基本上是自然资源分布的划分，大致1/4的自然资源在这条线以东，3/4的自然资源在这条线以西。换句话说，就是这种人口资源的分布状况，使得中国更加成为一个资源紧运行的国家，特别是跟美国这样的国家相比。
世界上很多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形成，归根到底都与资源多寡有关。美国土地资源在相当长时间内几乎是无限制供给，欧洲来的移民消灭了本地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又通过战争从墨西哥等国家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这种资源占有的奢侈，使美国人更倾向谈自由、谈权利。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资源少，资源竞争激烈，一个村里的人甚至会为河水的、井水的资源分配而打架，所以中国人更倾向于讲“孔融让梨”，讲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讲“不可三日无君”。在政治领域内，中国人集体心理是怕乱，中国人自己形成的传统，就是通过选贤任能，组成一个比较中性的政府来协调保证各方利益，确保国泰民安，长久治安。 6park.com
 6park.com
当然中国的人均资源紧运行也使中国人形成自己有滋有味的生活方式，比方说中国人讲人气，这个“人气”英文很难翻译，没有人气，再好的房子也卖不掉，中国餐饮之丰富，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法比。我想，这背后也是人均资源紧运行，带来大量的餐饮创新和餐饮革命。过去中国人经常被认为一盘散沙、不团结、窝里斗等等，相当程度上也和资源紧运行有关，因为竞争非常激烈。当然，竞争多，人的智商也比较高，谁都不服谁，如果社会各个阶层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没有一种秩序的话，社会就容易陷入混乱，陷入一团散沙。
中国近代史上无数仁人志士都在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但大家都同意，中国首先要把人民组织起来，解决“一盘散沙”的问题，使中国获得民族独立。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主席说过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至少有两层意思：一个意思是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可以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反动统治者；二是十月革命的成功意味着列宁主义的成功，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成功。这使得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仁人志士一下子看到，中国人民可以通过共产党组织起来，摆脱西方列强的奴役，摆脱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
从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中国社会组织起来了，特别是把中国最基层的民众组织起来了，从社会结构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一团散沙的问题，为中国成为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已故的美籍华人学者邹谠，我曾在80年代中期跟他接触过，他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他对中共的评价还比较客观。当时有人说中共是专制，他不同意，他认为近代以来在列强侵略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组织完全崩溃了，所以只能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代替过去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把社会方方面面重新组织起来。不过他使用的一个概念是全能主义，我觉得这个概念不是十分准确。
中国最基层的社会组织起来之后，整个国家面貌就不一样了，今天哪怕你到中国最落后的山区，都有互联网，有移动支付，贫困户有绑定手机的银行卡，政府扶贫可以把钱和款项直接打到他的账户。我走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府到现在都没有这个能力，不可能把国家治理落实到基层。像非洲国家艾滋病非常严重，但政府想把药发到基层是发不到，做不到这样的水平。现在中国边远地区都可以使用移动支付，中国行政村的4G覆盖率已经超过98%，坦率说，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远远做不到。实现中国从一盘散沙到组织起来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规模太大。我做过粗略计算，过去在这里我也说过，欧洲一个国家平均人口1400万左右，中国大概是100个普通欧洲国家人口之和。
地域上，中国是一个“洲”的概念，新疆有一个县的面积就接近整个英国的领土面积，中国是一个南北跨度超过5000公里的一个国家，差异大，发展不均衡，时时刻刻提醒人们治理中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世界级”的难题一个接一个，这既是体量上的，也是质量上的。
当然“世界级”的难题也是“世界级”的机遇，我们抓住了，我们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改革创新，总体做得相当不错。中国成功的背后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就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成功，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盘散沙的问题。经验已经证明，一旦组织没有担当，一旦组织形态匮乏或者缺乏，中国还可能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实际上西方势力也一直盼望这种局面出现，他们鼓动中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鼓动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对抗，鼓动中国社会政府之间对抗，他们企图搞乱中国。好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强的现代国家之一，搞乱中国的企图最终都将以失败告终。
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去了三次，我发现两个细节颇能说明这个问题。一是世博会的厕所之干净，令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是晚上打车状况之混乱，令人失望。尽管每天参观世博会的观众很多，但世博会的厕所始终保持得干干净净，我看比纽约三大机场的厕所都干净，考虑到如此巨大的人流，能够保持这样的清洁水平，可以说世界一流。 6park.com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图片来自中新社 6park.com
但那天晚上我记得九点钟左右，我从世博会出来打车，大概是出租车管理人员下班了，一下子失去了秩序，虽然只有二三十个人等车，但没人排队，一辆车过来大家都涌过去，再过来一辆，大家又涌过去抢着上车。前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只要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中国可以和世界任何国家竞争并胜出，世博会的保洁工作做到了高水准的网格化管理。后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一旦缺少某种形式的组织和规范，我们社会往往会重新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
当然，2010年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手机打车软件，现在有了，打车软件就是一种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的组织起来，使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或者部分地解决“一团散沙”的问题。
所以我这里讲的“组织起来”，不只是指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组织民众，还指任何一种可以形成秩序的规范行为。它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临时的；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也可以是技术的，是部分人自发组织的，是全体国民共同去做的。
但我觉得确立基本秩序规范和必要的反馈机制，中国人就能劲往一处使，就可以各尽其责，各显神通，任何人间奇迹中国人都能创造出来。
我自己走的国家越多，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或者是相对的长处，相对的短处，用经济学术语叫做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
这两个概念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来的，是在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讲的，每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一种自己相对做得比较好的产品，并集中做这个产品，然后出口，和其它国家能够做得比较好的产品进行交易，从而双方获得利益更大。这就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
但我这里无意评判这种理论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我只借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点，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民族好像也有自己由于历史文化发展形成的某种“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劣势”，如果我们想要超越自己的对手，那就应该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以我自己的观察，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就是英、美的主要族群，他们的“自组织”能力——自己组织自己，他们喜欢自己组织起来做事情，哪怕只有十几个人在一起玩，往往也会自发组织各种协会、俱乐部，然后进行选举，实行某种形式下的“自治”。相比之下，我个人认为“自组织”能力似乎还不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人普遍喜欢由比较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来确立和维护某种秩序，并在这种秩序中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学习、娱乐。所以，中国城市住宅小区普遍聘用专业物业公司来管理，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国外，普通居民小区的管理往往是居民自发组织的，自我管理为主的，并不是依赖专门的物业管理公司。当然，我有一种预感就是微信的出现，“微信革命”可以加强中国人的自组织能力，但是在政治领域内我还没有那么乐观。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在政治领域内，英、美等国的民众似乎更迷信选举，也更加善于选举。中国人则更相信选贤任能，也更善于搞选拔和考核。所以如果与英、美这样的国家竞争，我们一直按照一人一票的逻辑来选举竞争，我估计我们100年还超不过他们。因为中国乡镇一级的直选已经试验30多年了，但总体效果并不是非常乐观，家族影响、贿选问题一直没有完全解决。台湾地区的选举年复一年，黑金政治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是与英、美相比，我们用选贤任能的方法，现在就比他们做得好，甚至好很多。我们现在的基层社会治理也已经从过去偏重于选举民主转向治理民主，转向我们现在讲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我想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径。 6park.com
 6park.com
当然我们也可以借鉴别人的长处，我也不排斥可能在中国的某些地方，通过一人一票选举也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我总觉得，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自己整体上的“比较优势”。实际上今天的选贤任能模式已经是一种我称之为“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其中选举是从西方借鉴的。当我们把选拔和选举有机结合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就产生一种高于西方单纯依赖选举制度的模式，我想这是中国制度对西方制度的一种超越。
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建立秩序和规范，总是第一位的，没有秩序和规范，天下一定大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其实历史上的西方也是如此，西方自称它的民主制度比较稳定，但纵观历史，西方几乎都是在经历革命之后，由富人首先建立一个富裕阶层主导的社会秩序和法律框架，确保他们自己首先掌握、掌控社会主要资源，比如政治、经济、媒体、法律等等，然后再把这种法治覆盖到更多的人。
我想中国今天要做的也是维护、改革和完善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特别是政治和社会秩序。但我们不是富人主导的秩序，而是一种使大多数人受益的制度安排。所以“组织起来”不是说不要个人的积极性，恰恰相反，通过“组织起来”，首先就是要确立秩序，有了这样的条件，个人生活才能出彩。在井然有序的条件下，中国人几乎个个是龙，既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攻克难关，做成别人做不成的大事，也可以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按自己认定的方式，使自己的人生变得非常精彩。过去数十年，超过美国人口总数数倍的中国人，以这种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中国的社会活力与西方社会的阶层利益固化形成了鲜明对照，整个中国也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一个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上，“组织起来”，也包括一个国家的组织能力、整合能力、改革能力、规划能力等，这些都属于我们今天讲的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我们这种能力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转型经济国家，也在不少方面超过西方国家。以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为例，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在党政体制的领导协调下，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使中国经济很快跃上一个全新台阶。
相比之下，不少欧洲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明显缺乏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相当长时间内无法适应国际产业竞争的全新格局。今天许多欧洲国家对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还非常不适应，我想这很大程度上也和这些国家缺少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有关。当然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能力还有改进和提升的巨大空间，特别是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到来，我们唯有与时俱进，唯有改革创新，才能较好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各种挑战。
回想一下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70年，真是感叹万千。我们遇到过多少沟沟坎坎，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过不去了，“大跃进”的危机过不去，百万知识青年大返城的困难过不去，社会普遍贫困的状况过不去，物价改革过不去，国企改革过不去，税制改革过不去，银行改革过不去，加入世贸组织的坎过不去，金融危机的冲击过不去，非典过不去，互联网负面新闻爆炸过不去，中美贸易战也过不去，等等等等。
但回头一看，都过来了，怎么过来的？靠的就是组织起来，特别是党的领导，我们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也比较强，特别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有担当、有定力，十分震撼。
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抗震救灾，集中展现了中国人的这个特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比整个西方世界的人口加在一起还大，今天中国“组织起来”的能力，应该是中国体制1949年以来形成的最大的财富之一。
这种能力来之不易，它将继续帮助中国克服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