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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记者郭静。如果说武汉是这场疫情的中心，那么中心的中心，就是金银潭医院。作为武汉市传染病专科医院，这里是最早打响这场全民抗“疫”之战的地方。在与死神较量的正面搏击中，身为一院之长的张定宇，他拖着身患“渐冻症”的病体，还要默默承受妻子也感染新冠肺炎的巨大打击。来武汉这么多天，我一直在想，一定要采访张定宇。但可以想见，这段日子他有多忙、多累。采访约在了疫情稍微平稳一些的时候。原定的采访本是前一天，距离采访前一小时，他突然出现了房颤，我听后非常担心，他真的是太累了。没想到，他把采访又约在了第二天下午，而且一谈，就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记忆力超好。他对事件的还原，足以记入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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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号，同济医院说要转来一个病人
我叫张定宇，今年56岁，我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院长。
我是2014年1月2号来的金银潭医院，在这工作已经超过6年了，我想，剩下的时间我也会在这里待下去。
我们医院以前有三个名字：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武汉市传染病医院，还有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后来把第一个名字给去掉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传染病医院，这两个名字保留使用。
说起这次疫情，最初大约是2020年1月3号前后，媒体对武汉的关注度就比较高了。但其实更早一点，2019年12月27号晚上6点半左右，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武汉天黑得很早。那天，我，还有黄朝林院长，都在办公室。黄院长接到同济医院一位教授打来的电话，说要向金银潭转诊一个病人。我们问是什么病？对方说是冠状病毒感染的一个病人，没说肺炎。
这是什么病？我当时并不了解，包括我们医院这些人当中也没有谁接触过冠状病毒是怎么回事。于是我们马上就打电话给北京地坛医院的专家，问“这个病人我们应不应该收？能不能收？”地坛医院的专家马上就回复说，“你们应该收，金银潭是传染病医院，这个病人你们要关注。”于是我们马上就又打电话给同济医院，让他们把病人转过来。
但是，这个病人本来是从武汉市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转诊到同济的，让他再转到我们这么一家机构，他不愿意。一边同济给病人做工作，同时我们也开始做准备，要了解冠状病毒是怎么回事。
作为医生，实际上心里是比较敏感的。我们想的是，首先得把病毒的基因序列拿到，所以打电话到第三方检测公司。实际上这个公司也是很谨慎，他们第一次给的报告上面并没有指出是“冠状病毒”，只说“RNA病毒未检测”，但他们在电话里和同济的大夫说了。我们就告诉第三方公司，你既然做了测序，这个序列必须给我们，因为这个病人到时候要转诊到我们金银潭来。
这样，我们把基因序列拿了过来，找到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当天晚上病毒所就比对出来了。当时是27号晚上大概10点多。比对出来最像什么？叫做“蝙蝠来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吻合度非常高。当时病毒所也是在电话里跟我们这样说了，没有出报告。
第二天28号，我们就追问同济病人转诊的事情，那边说病人家属不乐意，不愿意转。我们也就不能强迫。
29号是星期天。下午稍晚的时候，黄朝林副院长打电话报告我，说要带一个医生去新华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会诊，讨论的是群体性感染的7个病人。他去的时候省疾控中心的专家也在，讨论的结果就是：往金银潭转诊。
根据之前了解到的信息，我们已经有了警惕性。所以29号去新华医院转诊的时候就已经全套防护了。但在心理上还觉得，这是一个孤立事件。当时马上就元旦了，春节也快到了，我们希望赶快把它解决掉，干完就完了。
就跟2017年的禽流感一样，当年禽流感也是在这个季节，大概到3月份就结束了。那次禽流感全省总共二十来个病人，绝大部分都转诊到金银潭来了。所以当时我也是这种心态：集中精力把这几个转诊来的病人救治好。
但是，前面说是7个病人，实际上后来转诊来了9个病人。为什么是9个？有两个一起来的家属说自己也有症状，不肯走，也要住院。所以第一次是9个病人，当天晚上就住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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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号，做了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12月30号是周一。上午科室医生在病房里讨论完病人情况，我也去问了一下。他们告诉我，病人都做过了咽拭子检测，但检测出来结果全部是阴性。当时也有一个试剂盒，里面可以检测到32种病毒，涵盖了SARS冠状病毒。
别人基因测序说有，我们为什么没检测到呢？没检测到，那就有问题嘛。我就跟黄朝林副院长说：“不行，我们得把所有的病人做肺泡灌洗，先进行支气管内镜检查，之后再做肺泡灌洗。”
下午2点钟，内镜科主任带着护士进去了，大家也是防护得非常好，用上了正压头套。
这是个有创的检查，转来的9个病人里有两个人拒绝签知情同意。
到下午4点，7个人的肺泡灌洗全部做完以后，我们把样本分成四份，一份交给武汉市疾控中心，一份交给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另外我们自己留两份，考虑到以后可能会用得着。
大概4点多钟的时候，样本已经全部准备好了。武汉市卫健委的一位分管领导带着疾控中心的人也到了金银潭，这时候疾控中心的人告诉我，他们做过了32种病毒群检测，这32种病原体什么也没有。
我告诉疾控中心，我们的7份样本全部在这了，请疾控中心尽快把它检测出来。
同样我们和病毒所也说了。很快，他们连夜就做了检测，两个和SARS冠状病毒相关，测出来是阳性。因为它和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很高，所以会呈阳性反应。这就更加让我相信，肺泡灌洗这个措施应该来说非常及时。
我的一个判断是，病人是下呼吸道先感染，直接感染到肺泡，逐渐发展到把肺泡占满了，然后从肺泡漫出来，之后咽拭子才能够检测得到。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到31号下午的时候，国家队的专家还有省内的一些专家就过来了，坐满了我们的大会议室。当时已经不是9个病人了，30号接着在收病人，31号也在收病人，大概已经有20多个病人了。大家把所有病人全部过了一遍。说完以后得出结论：首先，这些病人画像画完都是一个样子，所以肯定是同一种病；第二个结论：他们说这可能是病毒感染，不是其他感染。
当天晚上，就开了一个跨年的工作会议。到1月1号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武汉市领导决定：关闭华南海鲜市场。
我现在并不知道国家卫健委为什么派专家来，可能是30号晚上我们这两个阳性结果已经报到国家去了，也可能是网络上的舆情引起了国家CDC的警惕。
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给病人做肺泡灌洗是早期我们做得最对的一件事情。我做医生、做医院的管理者，至少这个关口我没松掉。万一松掉了，那我就是罪人。所以，我们这家医院具备这个能力，你就必须把这些做掉。核心就是你要守土有责，每一件事情都要守土有责。
第三方检测公司当然也是可信赖的公司，但是你作为一家医疗机构请到了CDC和病毒所来检测，得出这个结论印证第三方公司的检测结果，这个证据链就是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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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过后，金银潭成了风暴之眼
接下来病人逐渐开始增多，1月2号、3号不停地有病人来。
境外的媒体也在关注。有同事发图片说CNN、《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都报道了，并且把我们医院的照片作为背景放在报道里。
媒体的关注也让我提高了警觉。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们现在是在“风暴之眼”，是世界媒体关注的地方。当时我本人也感觉到，这个事情还可能会比较重大。一个是病人增加的速度比较快，到了2号、3号的时候，已经有四、五十个人。病人越来越多，政府关注也越来越高，每天都有汇报、报告。也有很多专家过来，包括疾控方面的专家、病毒所的专家，还有医疗的专家，比如李兴旺教授和曹彬教授，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希望可以集中力量打个歼灭战。
三十、五十，然后八十、九十、一百……病人逐渐就涨到这个数字了。当时就听到专家们说，外面哪个医院哪个医院现在也有很多病人。实际上当时我们在医院里消息还是很闭塞的，因为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医疗救治，忙不过来，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医院里面清楚的是什么？是我这里病人很多，病人很重，我们要不停地准备，把病人接纳下来，让病人能够得到安置。
可能每次我们的动作都比事件发展稍微快了半拍，一拍都没有，只能快半拍。怎么快半拍的？病人突然要增加的时候，我们已经清空了一个楼层，准备接病人来了。楼层不是清完了就可以住病人的，清完了以后还要做彻底的消杀，地面、物表、墙面、空气，统统要做消杀。消杀完以后，要把所有的单元，床、床头柜、凳子等等准备好。
反正先准备吧！因为已经感觉到外面病人在增加。当你准备好了以后，“哗”一下！这个楼面又满了。还没住满的时候我们就又马上准备下一个楼面，一个楼面一个楼面地展开。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开的ICU，是普通的隔离病房。包括我们6楼、5楼、4楼，当时都是普通隔离病房。后来大概是十几号以后，重症病人增加得非常快，而且省卫健委组织了同济、协和、省人民医院的 ICU团队来支援我们，要求他们一人对应一个楼层的ICU病房。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南6楼、南5楼改造成了ICU病房。
大概也就是1月3号到5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紧急采购呼吸机、监护仪、输液泵、体外的除颤设备还有心肺复苏设备等等。每个楼面大致按照25台呼吸机、25个输液泵这样来准备。其实准备好以后也还是有点顾虑：是不是开口开太大了？准备这么多，万一没用呢？万一买多了平时又用不了，这50台呼吸机怎么办呢？
实际上到了十几号以后，所有的呼吸机都用上去了，该上ECMO的也上了。
当时倒也没有感觉是在作战，只觉得事情很紧迫。当时我也跟我们的同事反复强调：要保卫我们这个城市，保卫武汉的人民，我们不希望把武汉人民困在这里，如果我们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大家春节该干啥干啥。
因为思想动员做得比较充分，所以每个楼面开展起来还是比较顺利。我们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人抵触，有时经常是晚上突然通知他们楼面要清空，要转运其他的病人，他们就得把在院的病人转到另一个楼面，然后把楼层清空做消杀做处理，第二天早晨再收其他的病人。这套流程我们做了很多次，虽然很忙，但还是比较有序。
当时病人每天逐渐在增加，我们整个三幢楼，南楼、北楼包括综合楼已经全部清空了。当时我们还有一个GCP（药物临床试验）病房，它占了一层楼。本来我们过完年后还有临床试验要进行的，到了腊月二十七的时候我已经下决心要关闭了。GCP是我最后关的一块，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同事全身心地投入医疗工作。
所以为什么我说每次都要快半拍，是因为我自己首先心理上做好了准备，我们同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而不是等到局势逼我，要我们做这个决断。
封城是几号我不知道，说实在的没有太多的印象。只是觉得每天都很紧张，每天都有大量病人要收进来，每天有那么多重症病人要抢救，要气管插管，有的病人要上膜肺，还有一些病人在死亡……
因为不停地有病人进来，就必须有病人出去才行。有的病人一待二十多天，怎么得了？那医院就堵成“堰塞湖”了。当时的出院标准一是持续10天不发烧；二是症状消失，症状改善；第三是肺部的影像吸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检测方法。1月1号到1月31号，我们将近有三百多个病人出院。
这样，医生临床的工作量就会非常大。我们整体的医务人员有限，而且他们又是在穿防护服的状态下来做这些工作，所以做起来就非常吃力。到了春节前夕，确实有点吃不消了。
当时也已经有媒体过来了，我们也没太关注，完全没有心思跟媒体打招呼。一直到大年三十的时候，有人说央视春晚上面有你们医院的镜头，我当时也觉得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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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号之前，已经把病人的餐饮全部承担起来
最早我们病人是收费的，两千、三千，有些抢救的病人交一万、两万都有。媒体在报道中提到治疗费用后，政府很快给了指示：不要病人交那么多钱，交个门槛费就行了。
所以大概是1月5号的时候，我们就只收医保的起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