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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外交50余年,一寸山河一寸泪,顾维钧:说“不”其实不容易
送交者: 蓝莓我不蓝[♀☆★★★蓝🐱★★★☆♀] 于 2020-09-17 13:20 已读 330 次 3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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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这是顾维钧回忆录里的一段话,文中所说的“这一天”,即是1919年6月28日。这天顾维钧乘车行驶在巴黎的街头,心情低落,而此时凡尔赛宫里正举行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席上却空无一人。

中国代表团原定向巴黎和会提出收回山东的权利,却在西方列强的碾压下化为泡影。这场从1月就开始的国际会议,被作为“战胜国”的中方寄予了厚望。

顾维钧作为中国五位全权代表之一,也是雄心勃勃想以此为契机,取消列强在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在1月28日的会议上,顾维钧充分发挥他的演讲才能,用流利的英文有理有据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从山东的历史讲起,简明扼要地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特别是那句后来被广为传诵的“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引起了全场轰动。


图 | 顾维钧剧照

第二天,法国、美国、英国的报纸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顾维钧的这场精彩演讲。31岁的顾维钧一时之间成为巴黎的新闻人物,中国代表团也成为了人们谈论的焦点。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蓝辛评价说:“顾氏堂堂正正之演说,实使日本委员垂头丧气,哑口无言。”

但遗憾的是,外交是要靠实力说话的,仅凭一番雄辩改变不了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最终,西方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讨好日本,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全部转给日本。

于是,悲愤的中国代表团决心拒绝接受这份屈辱的和约,尤其顾维钧更是坚决的拒签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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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

巴黎和会的拒签是近代中国在外交史上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虽然此次中国没能争取到什么权益,但是改变了晚清以来中国一直对西方逆来顺受的形象。虽则国力贫弱,但也不能任人欺凌,还是要奋起抗争。

在巴黎和会上的精彩表现也让顾维钧走到世界外交舞台前沿,由此开始了他如群星般璀璨的外交生涯。


图 | 顾维钧


1912年,24岁的顾维钧历经7年的留学生涯返回国内。顾维钧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和国际外交,他此次回国是应时任民国总理唐绍仪的邀请。

回到国内的顾维钧被任命为袁世凯总统府的英文秘书,同时兼任唐绍仪的秘书。在很多年轻人还在为工作犯愁之时,顾维钧就已进入中国最高的权利核心层。在年轻的顾维钧面前,已是一条走向人生巅峰的康庄大道。

早在1908年,作为清政府特使的唐绍仪到美国访问期间,曾邀请了40多名留学生到华盛顿交流。在这次交流会上,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其不凡的谈吐引起了唐绍仪的注意。

3年后,唐绍仪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国家初建,正是用人之际,他想到了在美国的顾维钧。

袁世凯一向留给世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卖国贼”,但是顾维钧能进入总统府工作,却是得益于袁世凯的人才兴国政策的实施。早在清朝做官时,袁世凯就主张废除科举,办新式学堂,聘用新式人才。

才华出众的顾维钧一进入总统府,很快就获得了袁世凯的赞赏。在袁世凯身边工作时,顾维钧亲历了一系列对外交涉的重大事件,如1913年的关于西藏问题的中英谈判,1912-1915年的中俄谈判,以及后来的著名的“二十一条”谈判。

在进行“二十一条”谈判时,尽管中国政府内部纷纷表示应拒绝签字,用拖延战跟日本人死磕。但终究国力悬殊太大,面对日本人步步紧逼,袁世凯无奈想到了利用西方列强向日本施加压力的办法,因此他授意顾维钧把谈判的消息透露给西方人。

于是顾维钧通过自己的关系网把消息透露给美国大使馆,很快中日谈判的消息就漫天飞,使日本大为恼火。


图 | 青年顾维钧

尽管后来由于英美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没有同日本撕破脸,但是日本还是在各方压力之下对条约做了让步,所得到的权益大大少于他们的预期。并且签订的部分条款在后来也被袁世凯想方设法破坏掉了。

对签订条约倍感耻辱的顾维钧建议——就中日交涉的全过程发表一份声明,以表明中国的立场,也给后世历史学家留下真实的记录,以警醒国人不忘国耻。同时因生病住院的顾维钧当头夜里亲自起草了这份英文声明。

鉴于顾维钧的出色表现,1915年7月,27岁的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驻墨西哥公使,三个月后,顾维钧更被任命为驻美全权公使。顾维钧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年轻的全权公使。

可以说,顾维钧火箭班的升迁速度要得益于他生命中的“贵人”——袁世凯。

年轻的顾维钧就此正式登上了外交舞台,从此开始了他纵横外交战线半个多世纪的生涯。

在美国任职期间,顾维钧凭借其出众的社交才能,在招商引资和为国家政治方针提供建议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尤其是1914年欧洲战事爆发后,时刻关注战局发展的顾维钧力主中国参加“一战”,希望借此提升国家形象。

而在国内,由于袁世凯称帝不成,后暴病身亡,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陷入激烈的争权斗争中。对是否参战,各方说法不一,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权和北洋外交总长伍廷芳反对参战,他们对顾维钧横加指责。

对此,顾维钧感慨地说:“从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这项让中国参战的建议完全是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利益,我不明白为什么会遭到反对。”

最终,令顾维钧欣慰的是,主张参战的段祺瑞重新控制了局面,在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奥宣战,终于赶上了“一战”的末班车。

后来,人们都也普遍认识到中国参加一战是件对中国有利并且影响深远的大事,这也标志着中国打破一向的闭关锁国的形象,开始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没有争取到应有的权益,但是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首先这次会议使中国在外交上改变了“始争终让”的惯性延续,其次它促使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进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

清朝政府留给北洋政府的外交成果——就是一大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乱局中的北洋政府面对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为了稳固政权,迅速树立政府的威望,于是开局第一炮就是“修约”——向这些不平等条约进行清算。

在巴黎和会上一举成名的顾维钧,自然成为修约的中坚力量。尽管北洋政府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但是不论哪一派登台掌权,除了冯玉祥之外,几乎都对顾维钧礼遇有加。

外交才能卓越的顾维钧曾说:“我自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感兴趣,我的夙愿是实现修订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无意卷入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

顾维钧始终把自己定位于超然党派政治斗争之外。顾维钧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徐世昌、张作霖各届政府,除去冯玉祥执政时赋闲之外,先后七次出任内阁总长,两次出任财政总长,两次代理内阁总理……,皆身居要职,可谓政坛“常青树”。

顾维钧能长期屹立政坛不倒,一方面是北洋政府时期,外交人才奇缺,顾维钧的外交才华为各方所需要;另一方面是顾不参与派系之争,不站队,一切活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就像顾维钧自己说的:“凡是有益国家的,我必尽绵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宁愿挂冠而去。”


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利用一切机会,争取把日本从山东赶出去。终于机会来了。

1921年11月12日,为了解决“一战”的遗留问题,美国发起了华盛顿会议,由于中国的强烈要求,山东问题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

时任驻英公使的顾维钧作为全权代表之一赴美参加华盛顿会议。到达华盛顿的当天,顾维钧就借助媒体公开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必须获得政治独立,确保领土完整。”

这次中日在大会之外直接交涉的谈判共举行了36次,顾维钧和中国代表与日方进行了反复的较量,谈判进行的极为艰难,经常陷入僵局。顾维钧针对日本代表为侵略制造的种种借口一一驳斥,绝不妥协。

最终,中日双方在英美的调停下,终于达成了协议,日本交出山东的一切权益,并且宣布放弃“二十一条”中的第五条。

对于这次外交上的胜利,国内舆论好评如潮,北洋政府也授予顾维钧等三位全权代表一等大授嘉禾章。

顾维钧也由此成为了令日本人最害怕的谈判对手。日本因此也对顾维钧怀恨在心。

令人可笑的是,1923年,新任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在到北京后,竟然不按国际外交惯例拜访外长顾维钧并递交国书。顾维钧岂肯罢休,于是下令有关部门拒绝承认芳泽谦吉的公使身份。结果令芳泽谦吉四处碰壁。

最后,理亏的芳泽谦吉只得按照规定拜访了顾维钧并补办了程序。



顾维钧在“修约”中另一个著名的外交胜利就是主持废止《中比通商条约》。

1925年6月24日,北洋政府正式向各国驻华使馆发出了要求“修约”的照会。但是,经过几轮会议下来,由于各国利益交错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效果不明显。

于是北洋政府的外交家们想到了与其与各国“一锅端”,不如先就某一国单独谈判,集中精力先解决某一国的修约问题。

于是,经过一番筛选,就选中了比利时。

《中比通商条约》签订于1865年11月2日,到1926年10月27日将届期。早在1926年4月,北洋政府就照会比利时公使,表示中国政府准备终止旧约重新谈判签订新的条约。

但是谈判还未进入实质性阶段,比利时驻华公使就表示不满,说如果中方坚持废止旧约,比方将就此提交国际法庭裁决,并且还要照会英美等大国向中方施加压力。

就在1926年10月,顾维钧重返北洋外交政坛,出任外交总长和内阁总理。面对傲慢的比利时人,顾维钧却丝毫没有让步。

11月5日,比利时正式向北洋政府递交备忘录,拒绝中方的最后修正案。第二天,顾维钧就断然发表声明,宣布单方面废止《中比通商条约》,还同时指令内务部接收比利时在天津的租界。

此举震惊了西方列强,这是中国第一次不顾一切威胁,毅然单方面决定废止一项不平等条约。比利时政府提出抗议,并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抗诉。

但是由顾维钧主持的北洋政府对来自海牙法庭的通知置之不理。最后,比利时政府迫于无奈,只好在北京与中方重新开启谈判,最终表示将《辛丑条约》中给予天津租界的一切权利交还给中国,还主动从海牙法庭撤诉控告中国案。

此次外交胜利,是顾维钧继巴黎和会之后的又一个高峰,他在国内的声望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


对于北洋政府“修约“之路的首战告捷,国内舆论界激动万分。工商界人士联名致电全国商联会声明:“我国人民一致认为顾维钧为全国人民之代表,责司废除一切不平等旧约,换订双方平等新约之任。无论何国之条约,顾代表均有全权,废旧订新。”

顾维钧用他的胆识和智慧,为中国在废止旧约的道路开启了一个成功的先例,极大增强了国人的自信心。

精通国际法和外交法则的顾维钧为中国的外交政坛上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他不同于那些固步自封、拒绝学习又对外交知识一无所知的前朝官员们。

在中比外交成功示范的效应下,由顾维钧主持的北洋政府先后就一些不平等条约与相关各国进行了谈判,由于各自情况不同,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也各有不同。

后来人们提到北洋政府总是负面评价居多,尤其是对于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修约”运动缺乏应有的肯定和关注。提到北洋时期,多以“弱国无外交”以简单概之。也因此,像顾维钧这样的外交家所作出的外交成就往往被忽视了。

其实北洋时期像顾维钧这样的外交家,在国家实力远远落后的情况下,仍旧运用自己的才学和胆识,将外交才能发挥到极致,为国家的外交斗争做一次又一次精彩的“补救”。

在西方受过良好系统教育的顾维钧,对西方的外交法理及游戏规则非常精通,每每在外交上他凭借其娴熟的国际法学知识和对方机智周旋,出众的才华和人格魅力征服了很多人,即使是他的对手也不得不佩服他。

顾维钧也因此赢得了“民国第一外交家”的美誉。

正如外交学者温源宁所说的:“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光芒四射的星星……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



1928年6月,随着张作霖撤离北京,国民革命军宣布北伐完成,北洋政权彻底走向终结。

曾经的民族英雄顾维钧被国民政府列为通缉犯。迫于无奈,被北伐军视为北洋政府“帮凶”的顾维钧前往欧洲暂避风头。

所幸的是,后来,经过少帅张学良斡旋,国民政府撤销通缉令。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应对日本人,蒋介石想到了顾维钧——这位经验丰富的“抗日外交专家”。于是,蒋请张学良说服顾维钧南下为国家效力。

为了民族大义,顾维钧不计前嫌接受蒋的邀请,再度走到了抗日外交的前沿。顾维钧说:“我之所以继续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


后来,顾维钧加入了国联组织的李顿调查团,冒着被日本人暗杀的危险,到东北参与调查日本占领和侵略满洲国的非法行径,又在国联大会上舌战日本著名外交官松岗洋右,对日方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这以后,顾维钧不放弃一切机会揭露日本的侵略暴行,并且呼吁各国对中国进行援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顾维钧在日内瓦国联总部发言,痛斥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宣布日本为侵略者。

在加入国民政府期间,顾维钧长期担任驻外使节,一直没有进入到政府的核心权力层,不像他在北洋政府时期常身居要职具有决策权。

但是,奋战在外交战线上的顾维钧依旧通过不懈努力,维护国家权益。


身居海外的顾维钧不仅通过自己的关系,购买抗战急需的物资,招募飞行员,他还利用各种集会和外交场合呼吁西方各国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国争取国际支援。

在整个抗战期间,顾维钧还参与和主持了中国与反法西斯盟国合作的大部分谈判,英美等国的对华援助的很多款项,也是顾维钧等外交官多方奔走游说的结果。

1945年3月,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并且在决定中国代表团人选时,顾维钧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建议蒋当局应让中共派代表参加。

后来蒋介石接受了顾维钧的建议,同意派中共代表董必武加入中国代表团。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旧金山举行,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第一个签字,使中国成为4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也在宪章上签了字。

就在这次会议上,顾维钧和董必武二人合作默契,彼此对对方评价都很高。


图 | 顾维钧在《联合国宪章》签字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1948年,顾维钧的名字出现在中共的一份战犯名单上,位列第22位。主要是因为解放战争时期,顾维钧为蒋当局极力争取美国援助。

曾经多次表示不参与党派之争的顾维钧,也不可避免陷入政治漩涡之中。身处江湖,想要做到完全超然是很难的。

令顾维钧没想到的是,因为他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出色表现,1972年10月,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章含之特地前来拜访了他。章含之此次前来,是受毛主席的委托,并且还邀请顾维钧方便的时候访问北京,使顾维钧很感动。


顾维钧一生历经多次政权更迭,分别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发布过通缉令,但最后都赢得了两党的尊敬和认同,实乃一大传奇。

从这也可以看出顾维钧的才华和人格魅力影响之大,关键原因还是就像顾维钧说的——他的心永远属于中国。

这位从11岁起就接受西式教育的外交家,一生都在为使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林而不断呐喊、抗争,以一己之力给身处困境中的同胞带来了一丝希望。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家中安然离世,享年97岁。美国各大报刊都发文表示哀悼,顾维钧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特设立顾氏奖学金,以表哀思。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前往顾维钧的追悼会现场吊唁。同时,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给顾维钧的家人发来唁电:“顾老为我国杰出的外交家,业绩显著,我们忝属后辈,素所敬仰。”

台湾方面也对顾维钧的一生大加赞赏。海峡两岸对一位民国的政界人士评价如此一致,实属少见。


文 | 南国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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