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一批美国医生在危地马拉蓄意让上千人感染性病，当年的很多受试者终身饱受性病的困扰。
20世纪40年代，一批美国医生为了寻找对抗性病的方法，在很多受试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接种、让受试者与染病异性性交等方式，让上千个危地马拉人感染了性病，而其中大多数人直到死去，都从未得到治疗……

那些针，是在没有提醒或给出解释的情况下扎进去的。1948年的一个周五，危地马拉陆军的低阶士兵费德里科·拉莫斯（Federico Ramos）正要离开军营去度周末，上面却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去一家由几个美国医生经营的诊所报道。
拉莫斯步行去了这家诊所，医生在他的右臂上打了一针，并叫他周末结束后再来打一针。作为补偿，拉莫斯的指挥官给了他几枚硬币。拉莫斯参军两年，在头几个月里，这样的事一共发生了几次。现在回想，他认为当年的医生是在故意让他感染性病。
拉莫斯说，自己大半辈子都在忍受那几次注射带来的危害。退伍后，他回到家乡，那是一座名叫拉斯埃斯卡雷拉（Las Escaleras）的偏远村庄，坐落在危地马拉城东北的一处陡峭山坡上。直到拉莫斯年届不惑，也就是接受注射近20年后，他才去拜访了一位医生，确诊患了淋病和梅毒；治疗的费用，他无力承担。
“因为缺少资源，我一直待在老家，试着自己治好自己，”拉莫斯说，“感谢上帝，我在有些年头会感觉好点，但接着就会复发。”过去几十年里，他常常会在排尿时疼痛流血，他的病还传染给了妻小。这些，都是他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透露的。
拉莫斯的儿子本杰明表示，他也是一辈子受到各种症状的困扰，比如生殖器发炎；他的妹妹一出生头部就有溃疡，后来一直脱发。拉莫斯和他的子女都把美国看作他们几十年饱受性病之苦的祸首。“这是美国的一项实验，目的是检验性病对人的危害。”本杰明说。
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美国在危地马拉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性传播疾病（STD）的实验。当年，美国政府派出的研究人员和危地马拉同行一起，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对5000多名当地士兵、囚犯、精神病人、孤儿和性工作者进行了实验。他们让1308名成人接触梅毒、淋病或软疳，有时还利用妓女来感染囚犯和士兵。这些实验在2010年披露后，拉莫斯和其他受害者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奥巴马总统正式道歉，他还委派了一个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要他们对当年的事件展开调查，并确认现行法规能否保障临床实验受试者的权益。
当危地马拉实验的细节大白于天下，美国的卫生官员纷纷表示谴责，说当年的实验“可恶”、“可憎”。2011年9月，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在一份报告的结尾表示：“危地马拉实验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就算以涉案研究人员对自身做法的认识，以及当年医学伦理的要求来衡量，结果也是如此。”
不过，如果将这份报告和参与危地马拉实验的研究人员撰写的文件相对照，我们就会看到一幅更加复杂的图像。当年主持实验的年轻学者约翰·科特勒（John Cutler）曾经得到美国卫生官员的鼎力支持，连卫生局长也是其中之一。
“科特勒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非常重要，而且他不是单枪匹马在做这件事。”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的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Susan Reverby）这样评说——就是雷弗比发现了科特勒撰写的几份没有公开的实验报告，从而将这项研究公之于世。
科特勒和他的上司们明白，自己的研究不受社会上某些人士的待见。但在他们眼里，这些研究在伦理上是站得住脚的，他们相信研究结果会带来广泛的益处，能帮助危地马拉改善公共卫生系统。这种种借口，都对今天的医学研究中可能发生的腐败提出了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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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梅毒战争



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美国的卫生官员都忙着和性传播疾病作战。1943年，时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性病分会主席的约瑟夫·摩尔（Joseph Moore）估计，美国军队中每年新增的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35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在研究、治疗和宣传上花了很大力气。
参与这场反性病战役的很多人后来当上了卫生高官——日后批准危地马拉实验的美国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帕伦（Thomas Parren），当年就是公共卫生服务部的性病研究实验室（VDRL）的负责人，还就这个问题写了两本书。这个实验室的副主任后来跑去管理NIH的研究经费办公室，而该办公室在1946年初为危地马拉实验提供了经费支持。
约翰·帕拉斯坎朵拉（John Parascandola）曾经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担任历史学家，并撰写了《性、罪与科学：美国梅毒史》（Sex, Sin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Syphilis in America）。他表示，公共卫生服务部“曾经有个非常活跃的性病分部”。这个部门的研究人员在1943年就证明了青霉素能有效治疗淋病和梅毒，但他们对这两种疾病和其他性病的预防和治疗仍然有许多疑问。
美国军方尤其想开发一套防病技术，以取代沿用了几十年的“专业设备”——要求士兵在性事之后，向阴茎中注入一种含银的溶液以预防淋病，还要在生殖器上涂抹甘汞软膏以预防梅毒。这种方法不但痛苦费事，而且不怎么有效。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在1942年底提出，为了验证治病和防病技术，亟须在受控条件下让人类感染性病。官员们就这个建议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展开了辩论，甚至恳请美国司法部长发表意见。最后，他们决定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的一座联邦监狱进行实验，使用自愿的囚犯作为受试者。
科特勒就是奉命开展实验的医生之一。这项“监狱研究”始于1943年9月，当时科特勒28岁，两年前刚从医学院毕业。研究者将病菌直接放置在囚犯的阴茎顶端，想以此引起感染。这次实验建立的方法，后来又被科特勒用到了危地马拉。然而，研究者终究没有找到有效感染受试者的手段，缺少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步骤，防病技术的检验也就无从谈起。不到十个月，实验就被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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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的人群



在特雷霍特的尝试之后，研究者开始规划一项规模更大的研究，就是通过所谓的“正常接触”感染受试者，具体方法是让他们和已经患病的异性性交。
1945年，一名危地马拉的卫生官员在VDRL工作了一年，在此期间，他主动要求在他的祖国开展研究。这名官员叫胡安·富内斯（Juan Funes），是危地马拉性病控制部的负责人，是协助研究的不二人选。当时的危地马拉，卖淫是合法的，政府要求性工作者每周去诊所检查、治疗两次。富内斯负责一家大型诊所的监管工作，可以推荐得了性病的性工作者参加美国的实验。科特勒和VDRL的其他科学家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提议，他们起草的计划得到批准，并获得了110 450美元的资助。
危地马拉方面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研究项目涉嫌蓄意传播性病，明确违反了当时的危地马拉法律。但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危地马拉正在经历一次政治动荡，该国官员对美国的计划并不反对，像危地马拉公共卫生部长路易斯·加里奇（Luis Galich）就参与了美国的研究，甚至1945年当选总统的胡安·何赛·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也难逃干系，他对美国科学家在危地马拉开展梅毒研究一事，至少是有所耳闻的。对危地马拉的官员来说，美国的这次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利用美国的资金来提高自身落后的卫生条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
科特勒在1946年8月抵达危地马拉，开始筹备实验。他的计划是先通过验血来诊断性病，然后检验青霉素和一种名叫“orvus-mapharsen”的药剂的防病效果。起初，科特勒利用染病的性工作者来向士兵传播淋病，他和同事给这些性工作者接种了几种菌株，然后让她们与大量男性发生性关系。资料显示，有一名性工作者在71分钟内与8名士兵发生了性关系。此外，研究人员还利用性工作者在一所监狱内开展了研究。
可是，用这种“自然”的方法来造成感染也不容易，于是研究人员改用接种法。他们用带病溶液擦拭受试者的尿道，或者用一根牙签将溶液送入受试者的尿道深处。在危地马拉的国家精神病院，科学家在男性病人接触病原体之前先将其阴茎划破，以此增加感染的机会；他们还在七名女性病人的脊髓液中注入了梅毒。
根据美国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科特勒的研究组共使558名士兵、486名精神病人、219名囚犯和39名其他人士接触了淋病、梅毒或软疳。但委员会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人受到感染，又有多少人被治愈。有些实验在精神病人、囚犯和军人之外，还用到了孤儿和麻风病人，研究人员对所有实验中诊断测试的精确性都进行了测定。
委员会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科特勒在实验时获得过受试者的同意，虽然有几次他的确获得了军队长官、监狱官员及精神病院医生的许可。在一封写给他的上司、VDRL主任约翰·马奥尼（John Mahoney）的信中，科特勒坦白自己对精神病院的病人有欺骗行为，目的是给他们注射梅毒，然后治疗。
科特勒和同事对待有些受试者的手段相当残忍。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一个案例：美国医生用梅毒感染了一个名叫伯塔（Berta）的女精神病人，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都没有为她治疗。伯塔的身体越来越差，又过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科特勒报告说她已濒临死亡。这时，他又一次用梅毒感染了伯塔，还把一个淋病患者的脓汁注入她的眼睛、尿道和直肠。在接下去的几天里，伯塔的眼睛里渗出脓汁，尿道里流出鲜血，不久之后就死了。
不过，科特勒在危地马拉也做了一些好事。他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在军队医院里发起了一个性病治疗项目，还为陆军制定了一个疾病预防计划。他为孤儿治疗疟疾，游说上司为当地陆军提供青霉素（但遭到拒绝），还为当地培训了一批医生和技术人员。另外，他还帮助142位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可能都患有性病，但不是在他的研究中感染上的。
他在报告监狱研究时写道：“对方很欢迎我们的团队，无论是监狱管理人员还是囚犯都是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性病治疗项目，而这些东西是他们以前所没有的。我们因此觉得，这个治疗项目是值得的，也是完全正当的。”
到最后，科特勒的实验并没有获得多少成功，部分原因是，他无法在不使用极端手段的前提下感染受试者。他后来获准将实验从1948年6月延期到当年12月。那年年底，他离开了危地马拉。此后，其他研究人员公布了部分验血结果，但科特勒没有公布他对防病技术的研究。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指出，他的那些实验不仅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而且在筹划和执行上都十分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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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赫的职业生涯



虽然经历了种种失败，但科特勒的履历倒是因为这些研究变得光彩起来。回国之后才几个月，世界卫生组织就委托他带队去印度，指导对性病的诊断和治疗。上世纪60年代，他又前往阿拉巴马州，在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实验（Tuskegee experiment）中做研究带头人——在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对数百名患有梅毒的黑人研究了几十年，却始终没为他们治疗。科特勒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里干得风生水起，后来又在匹兹堡大学当上了国际卫生教授。2003年，科特勒逝世，而危地马拉实验的揭露还要等到很久之后。
迈克尔·乌吉安（Michael Utidjian）是一名流行病学家，上世纪60年代末在匹兹堡大学工作，曾和科特勒合作过两篇论文。据他描述，他的这位前同事对性病研究相当尽心，对国际研究也很有热情。“在印度，他用青霉素治疗了几种较为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但乌吉安也表示，科特勒是一位有缺点的研究者，“我觉得他不算是一流的科学家，在研究的策划上也不杰出”。两位科学家合作检验了一种局部预防技术的效果，但实验相当糟糕，结果“没有什么价值”。
在危地马拉，那些受试者的下场比科特勒凄惨得多。在拉斯埃斯卡雷拉那所铁皮屋顶的房子里，当年的受试者拉莫斯已经皮包骨头、举步维艰，说起话来含糊不清，加上牙齿掉光，更叫人难以理解。他说，他一直拖到大约十年前、痛得无法小便时才去看病。他的儿子将他紧急送往医院，医生给他插了一根导尿管，后来又做了一次手术。
冈萨罗·拉马雷斯·蒂斯塔（Gonzalo Ramirez Tista）和拉莫斯居住在同一个村子，他说他父亲塞尔索·拉马雷斯·雷耶斯（Celso Ramirez Reyes）也曾在军队服役的三年里参与那些实验。那些科学家要求他和感染了性病的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还给他打几针，没过几天，他就发现自己的阴茎里流出了脓水。“他离开军队时还有那样的症状，后来还传染了我母亲，”蒂斯塔说。退伍后的雷耶斯饱受淋病的困扰，身体溃烂、视力下降，而且容易困倦。
和拉莫斯的家人一样，蒂斯塔也对美国政府提出了赔偿诉讼。他和拉莫斯都无法用档案支持自己的主张，但危地马拉人权调查办公室的帕布罗·维纳（Pablo Werner）医生仍对这两起案件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拉莫斯和雷耶斯的叙述，可以由他们的参军时间和他们提供的病例细节得到证实。另外，科特勒曾在论文中列出一份档案，调查人员据此整理出了一个受试者数据库，雷耶斯的名字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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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再犯



2011年9月，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却建议美国政府建立一个一般性的赔偿机制，为那些在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到伤害的受试者提供赔偿。2012年1月，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拨出近180万美元的款项，专门在危地马拉改善性传播疾病的治疗，加强和人类研究有关的伦理培训。但控方对此并不满意，仍坚持上诉。
随着案件的进展，研究人员也在为如何评判科特勒及其同事的行为，以及如何防止此类事件重演而大伤脑筋。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认为，当初，科特勒和他的上级对自己违反医学伦理的事是清楚的，因为他们在特雷霍特征求过受试者的意见，在危地马拉也设法隐瞒了自己的研究。科特勒的一名同事还告诉他说，美国卫生局长“对我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他说过‘你知道，这种实验在我们国家是没法做的’，说的时候还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但话说回来，在当时，人们对于伦理的认识正处于快速变化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生命伦理学家苏珊·莱德勒（Susan Lederer）指出，20世纪40年代的道德标准要比今天“模糊得多”。
1946年末，科特勒已经开始危地马拉的工作，而在德国的纽伦堡，23名纳粹医生和军官接受了审判，罪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集中营里开展不人道的实验。这次审判催生了称为《纽伦堡法典》的一系列准则，它们规定，实验人员必须得到受试者的同意、受试者必须具有表达这种同意的能力，以及实验必须避免没有必要的身体和精神伤害。
尽管这样严格的标准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也并非闻所未闻，但遵守它们的人却屈指可数。比如1935年，美国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就表示，研究人员从受试者的监护人那里征得同意就可以了。这一点，其实科特勒也做到了——他在实验前征求过军队指挥官和当地政府官员的意见。再说，他的许多受试者都是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当地人，在科学家看来，他们根本就搞不明白这些实验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美国的一些顶尖研究者也的确是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开展研究。比如在1943年，日后因为脊髓灰质炎疫苗而闻名于世的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流感研究的领头人小托马斯·弗朗西斯（Thomas Francis Jr），就在密歇根州的一家精神病院蓄意让病人患上流感，而有证据表明，并不是所有病人都同意参与实验。
科特勒和他的上级显然认为，到了危地马拉，就可以跨越在美国无法跨越的伦理界限了。在西方公司日益将临床实验转移到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今天，这种内外有别的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0年，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调查了所有在美国境内营销药品的申请，结果发现2008年一年，就有几乎80％的获批申请是在国外进行的临床实验。
比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医学准则往往较低，对法规的执行也不那么有力。比如在印度，就有人权积极分子和国会议员表示，外国的制药公司常常在未经同意或没有解释清楚风险的情况下，在贫穷而又不识字的印度人身上开展新药实验。
2009年，制药业巨头辉瑞公司同意支付7500万美元的巨款，以了结尼日利亚儿童在抗生素实验中死亡所引起的诉讼。在此之前，尼日利亚的政府官员和人权人士曾经宣称，辉瑞在实验中行为失当，比如没有获得适当的批准或同意。但辉瑞否认了这些指控，也不承认在实验过程中有任何过失。
伦理学家对一些今天看来可以接受的做法也提出了警示，比如新药实验中选择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以及那些将新疗法看作唯一希望、完全无视其危险的病人。莱德勒指出，有些抗癌新药的实验会用到毒性特强的成分。她指出：“未来的人们可能会说‘病得那么严重的人，怎么可能签署知情同意书呢？’”
在格雷迪看来，危地马拉实验的教训也正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准则：不是什么研究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信息透明是关键，科学家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人类。
不过她也表示，在临床实验中，并非总有一条清晰的伦理底线。“当你在特定的案例中细究底线的意义，分歧就出现了”。对危地马拉实验而言，这或许才是最令人担忧的教训。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有许多研究者（甚至是大多数）同意，某一个做法或某一条规则是正当的、必要的；但对于后代来说，前人的野蛮又是那样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