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論英雄崇拜》 6park.com
　　本刊第四期有一篇文章，題名《論英雄崇拜》，陳銓先生寫的。本意給國人打气，對“英雄”有所贊美，用意自然很好。對于“英雄”含義，文章中雖曾說過是各式各樣的領袖，惟內容所指的還是代表武力与武器的使用者，對面自然就是代表讀書人的“士大夫”，于是很感慨的說，中國讀書人太不崇拜英雄。既提起讀書人，要找出一個原因，所以又說，這是由于“五四”的結果！為什么？為的是五四提倡“民治主義”与“科學精神”，養成了士大夫的坏脾气，腐化而且墮落。 
　　近代教育教坏了這些讀書人，反不如過去受了點通俗小說教育的武裝同志表現得動人。我們要崇拜英雄，不然就是個卑鄙小人。有對這种崇拜加以嘲笑的，也是卑鄙之徒。英雄究竟是怎么回事？康德說，英雄有壯美感，使人生神秘敬懼之忱，無條件拜倒；他要你死，你必樂于死去無疑。……斷章 取義不是本文寫作目的，不過那篇文章給個人讀后印象，卻不免如此。陳先生解釋英雄崇拜時是援引康德、尼采意見，論及中國缺少英雄崇拜時是提及近二十年事，死文字与活事實相互映照，想使它不發生抵触，至少在修辭上還值得細心一 些。不然，給人印象或不免失去了執筆本來意思。個人是個不大“崇拜英雄”的人，但想想也還不象“卑鄙小人”，有些与陳先生不同意見，特寫出來作為對這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中國舊書中論及英雄時，劉劭《人物志》說的大有意思。 
　　他說能控制一切而持其柄，統率文武，使用材器各得其宜，可以謂之“英雄”。這种英雄觀很顯明到如今還适用。真英雄換言之就是“真的領袖”，并不是“万能法師”。我們生于二十 世紀，對待這么一個英雄，自然也只是大事信托，由信托而生敬重，不必迷信崇拜，尊之若神。正因為明白英雄只是一 個“人”，与我們相差處并非“頭腦万能”，不過“有權据勢”。維持他的權柄，發展他的偉大，并不靠群眾單純的崇拜，靠的倒是中層分子各方面的熱誠合作！二十世紀兩個近代化的國家領袖，羅斯福和斯大林，所謂作領袖的意義，便是如此。個人權力盡管其大無比，事實上各事有人負責，個人不過居于提綱挈領的地位，總其大成而已。讀書人對于他崇拜不崇拜，是無所謂的。 
　　提及英雄崇拜時，陳先生引用百十年前叔本華、尼采一 類人對于這個名詞所作的抒情說明，与時代實不大相合。這些人的英雄觀多屬“超人”，配上拿破侖的性格風度倒剛好合式。這种英雄于戰爭中必騎一匹高大雄駿的白馬，在山頭大纛下据鞍顧盼，群眾則野戰格斗，破陣陷敵，有進無退。可惜時代已過去了。慕索里尼和希特拉兩位要人，在群眾大會拍攝新聞電影片時，雖尚傾心這种古典英雄風度，裝作雄雞姿勢，已不免令人發笑。若在法比戰場上最前線，我敢同任何人打賭，這兩位偉人就決不會比一個二等兵樂意把頭多昂起一英寸！這就叫作時代不合，偉大意義也不會相同。英雄崇拜若近于群眾宗教情緒与浪漫情緒之歸納集中，近代使用的方式是分散到社會各方面去，已經成為一种習慣。玩球的，跑車的，爬山的，游水的，無不可以引起這种集中的作用。英國封一個戲子作爵士，瑞典給一個電影女演員頒發勳章，這是國家有意從群眾中產生英雄的例子。羅斯福有時會為足球比賽發發球，斯大林大排場款待從北极探險回來的水手，這又是現代偉大意義不同的另一例子。這事值得注意處，便是真的領袖都有意將英雄崇拜情緒轉移到娛樂或致用分子方面去，個人卻承受了“民治主義”一個對于“人”的原則，“領袖也是一個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遠。要群眾信托愛敬，不要群眾迷信崇拜。 
　　這其實從國內近事也可看出。陳生先很感慨的說“中國讀書人太不崇拜英雄”，倒恰恰与夠得上他所稱為英雄的蔣先生及李白諸將軍，感于迫切需要知識階級合作幫忙成一對照。 
　　陳先生以為抗戰建國主要條件是“英雄崇拜”，這些受崇拜者經驗多一些，卻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簡單。他們已從各种團体左獻一面錦旗，右拍一通電報清楚崇拜的意義和限制，這是不成的！談抗戰，一個戰線上若用十師兵力作戰，攻守進退需要的全是技術和科學知識，并不單憑個人勇敢熱忱与不相干的多數崇拜所能濟事！上層机构要一個健全的參謀組織供給意見，下級單位要一個完備的交通組織接濟彈械和給養，整個胜敗都決定于知識在空間時間上運用是否得法。就為了勇敢有余知識不足，才用外國軍事顧問，求助于客卿！至于談建國，那更非知識不可。說到建國，我們會聯想到中山先生本人和他的《建國大綱》。他本人的一生行為，就是要人“相信”不是要人“迷信”的。這個大著的草成，就有許多意見是折衷于老同志与許多書本而來。他就是個“人”，不是神秘不可思議的“神”。 
　　個人以為時代到了二十世紀，神的解体是一件自然不過的事情。他雖解体卻并不妨礙建國。如有人從一個政治哲學新觀點，感覺東方的中國，宗教情緒的散漫十分可惜，神的再造有其必要，這問題大，決不是單純的英雄崇拜即可見功。 
　　在政治設計上想歸納或消解群眾宗教情緒与傳奇幻想，神的重造方式正好從近三十年世界取法，這种“致用”之神不妨用分散与泛神方法，從群眾中造偶像，將各种思想觀念手足勞動上有特殊成就的，都賦予一种由尊敬產生的神性，不必集中到一個“偉人”身上。若真的以一個人具神性為中心，使群眾由惊覺神秘而拜倒，尤其是使士大夫也如陳先生所描寫的無條件拜倒，這國家還想現代化，能現代化？稍有常識的人看來，就知道是不可能也不必需的！ 
　　陳先生提起英雄崇拜時，又舉示當前兵士作戰為例，以為全得力于老式通俗文學小說戲劇的英雄崇拜的好處。且贅語說虧的是這些人不受普通教育。這种意見由賽珍珠說來，并不可笑，因為她是個外國人，不明白中國事情。若由現代中國人說來，似乎不大近情合理。因為這完全是兩件事，勉強附會，不啻說明陳先生既不明白舊小說是什么，也不知道現代戰爭是什么。若說舊小說的影響，張宗昌、韓复矩倒是兩個典型英雄崇拜者。其次是近三十年來所有土匪都用“逼上梁山”一詞作借口，合伙吃血酒時且照例引用“桃園結義”典故。崇拜之中就無不有個“個人本位”意識，与文中所舉康德稱藝術中的壯美崇拜全不相干。更不曾培養陳先生所理想的由惊覺神秘而來的崇拜情緒。宗教的虔誠由堅信而產生庄嚴，犧牲一切以赴之，在中國唐代的大德高僧玄奘行傳，倒有點相仿佛，但這就只有讀書人能領略！若一改成說部的場面，群眾就只關心到他進蒸籠被妖精蒸吃時，是否能夠得救惶恐了。通俗小說雖有些民族英雄故事，若把當前兵士抗戰，認為由這些小說薰陶而來，与事實相去實在太遠。 
　　陳先生又說，英雄崇拜在讀書人方面表現不好，實由于“五四”以來提倡“民治主義”同“科學精神”，個人主義抬頭，士大夫因之更腐化，社會因之更极端紊亂，所以再不會崇拜英雄。在戰爭中提倡英雄崇拜自然很有意義，不過若涉及知識階級，且認為他們腐化墮落時，似乎還要分析分析，不宜過于籠統。英雄崇拜情緒，在知識階級中不發揚原因，前面已經說及，加上社會進步分工分業的結果，英雄名分与事實已不能由“帝王”或“騎士”獨占，即在戰爭中依然被各种職業出類拔萃分子分享，是一件明白不過的事情。陳先生卻簡簡單單以為是“五四”的提倡“民治主義”与“科學精神”結果，這倒是很新的意見。意見雖然新，卻很容易象清末民初遺老的口吻。怎么會這樣想而且把他寫出來？這時雖是戰時，要頌揚武人的武德武功方法也很多，實不必如此曲解過去！二十年前的改造運動，從最小處言，很明顯即因工具運動（文体改革）成功，方起新陳代謝作用。通俗小說中舊的如《封神演義》，新的如《玉梨魂》等書，代之而來產生冰心、魯迅、茅盾、巴金的作品。“團結”“統一”“抗戰”“建國”這類名詞，由抽象而具体，与工具的能盡其用也大有關系。陳先生說“五四的流弊是更進一步使中國士大夫階級墮落腐敗”，何所見而云然？這士大夫若指晚清遺老，民初議會諸公，人老了，老而不死，体力复竭，手邊又還有几個錢，在家納福，只等待庄子所謂“息我以死”，事极自然。這些人實与“五四”毫不相干。若指因“五四”而起的人物，這些人大多數是當前社會負責者，一部分以專家身分從政，作公務員，一部分或辦教育，或作學術研究，工作都相當忙，收入又相當少，守職盡分，近十年來中國見出一點進步成績，都可說是這种中層分子的貢獻。這些人受事實環境限制，能守職不能創業，事或有之。至于腐化墮落，實說不上。這种人一部分在學校教書，与社會略隔一層，或在大時代中尚天真爛漫夢想中國政体忽然憑空變成英美方式，雖盡做白日夢，卻又不能如何努力來實現夢想。 
　　陳先生又說“五四”造成了士大夫無人格，無信仰，虛偽矯飾阿諛逢迎的風气，且以為貪婪愛錢是共通風气，說的也有點近于籠統含混。若指辦教育的，与事實不大相合。若指“文臣”意即官吏公務員，這一點也得弄個清楚，“人格”“信仰”范圍指什么而言？至于官場中逢迎阿諛，實是一件老故事，与“帝制”不可分，也可說与歷史不可分，古語“遠佞人”正可作例。說它由“五四”起始倒是新聞。若必把阿諛逢迎歸為新的風气，仔細分析，就可知造成這個現象，另外有一個原因。十年來的党政新貴，年在三十五歲上下的，多系北伐時代學生，當時高等教育不良好，一面且忙于革命，學術思想便缺少“五四”提倡的民治主義和科學精神訓練。北伐成功后，政体有了新陳代謝，這些各以因緣上了台。不久國共分裂，清來殺去，江西多了一個政府，打了近八年的仗。 
　　即在“中央”系統下隨即又有桂系分張湖北之役，閻馮擴大會議隴海線之役，福建人民政府事件，兩廣事件，無一事不与“党”爭“政”爭有關。既与党政有關，時局變化波瀾大，許多人自然把“信仰”看成一個空洞名詞。中央欲集權，從党著手，在党中先廢除民主精神，乃由上而下以圈定指派方式產生干部。党政中的中層分子，一因學問少，二因時忌多，于是將信仰對象由“真理”變成“政策”。政局既朝云暮雨，這些末流人當然即不可免各競技巧表現長處，作人無風格，作事少思想。就中雖不乏洁身自愛者，然欲安于其位，自必唯諾取容。但事情明明白白，這問題系与“党政”有關，与“五四”的“民治主義”和“科學精神”卻不相干！至說文臣愛錢，對這种人也還說不上。這种人除了有机會加入財政稅收机關，即愛錢亦不會有多少貪婪机會！若与同等的武將比較，恐怕還是將軍們發財的居多！（陳先生是四川人，應當知道四川的房產田地，金融實業，几几乎全是大小軍官的產業！）此外四十歲以上文臣因專家資格處理有關財政稅收事務，雖可發財，還是十分廉洁不失書生本色的，正不乏人。若說五 四提倡民治主義与科學精神，這些人倒正可代表承受兩种觀念產生的人物！至若近十年小官僚因緣時會，位据要津，或直接舞弊，或間接營私，發百万財，稱大富翁，正恰好看出國家只圖統治，統治方式只注重集權，因此老式親親主義与人情主義抬了頭，是一种必然現象。救濟他靠的還需要社會制度化与專家化，民治主義与科學精神。 
　　大凡談論問題，能稱引“過去”，疏證“當前”，預言“未來”，當然很有意義。不過批判歷史，最好要明白歷史；攻擊科學精神，先還需要具有一點科學精神！我們現在若肯從大處著眼，公公平平來看看這個國家近二十年的發展，以及在變動中的得失，自會承認有形的社會組織与無形的公民觀念，都無不在逐漸進步中。這進步實得力于統一，主要表現是國家統一意識的增強，因統一實現國家日趨于合理。這种進步現象非一人頭腦万能，實与中級應用人材質与量提高增多有關，也就与高等教育有關。高等教育能有點成績，實又得力于若干著名大學在教育范圍內的民治主義与科學精神運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有不同，這許是個人一种過分樂觀看法。但這种看法也還可從近事得到一點證明。舉例言，七七戰事發生后，在滬杭兩路戰區鐵路服務人員，作站長的或管工程的認真負責處，是中外一致贊頌的。又如目下各戰區業已淪陷縣分，一經收复，縣政工作人員照例即隨軍事推進而進行各种工作服務熱忱也是為人稱道的。這些人差不多就全是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即如就稅收言，湘鄂省區地方統稅，由一個遠在湘西某机關指導征收，淪陷區居然能進行，征收人員且很少有攜款潛逃事情發生。問及負責人，方知道大部工作人員是稅專及其他大學畢業生，仿郵政鹽務用考試制度選擢而來。說到英雄崇拜，這些小一輩的士大夫，恐都不免成為陳先生筆下所謂“卑鄙”之徒。因為這种可愛青年，就決不會單憑英雄崇拜能如此忠誠為國的。其服務精神還只是由于作國民的自尊心而來。正因為每個人所受的訓練，刺激，都覺悟了自己是國家一個單位，要生存權利，也就有遵守社會規約的義務。若說國家得重造，士大夫得改造，這些光明進步方面，似乎值得注意注意！明白當前較多，新英雄主義的提倡者，下筆時就知道不僅要慷慨激昂，最重要還是近情合理了。 
　　歐戰發展到最近，英法因戰爭技術比較落后，兩個國家標榜的“民主思想”或“自由主義”于是成為一個嘲弄名詞。 
　　中國處當前情形中，一面得應戰，一面得建國，一面得在風云万變國際混亂情形中，選擇兩個可靠的朋友，适應當前与未來，“國家集權”因此舊事重提。對國家有一個較新的看法，大家分途并進，來把全民族人力物力粘附集中到國家進步理想上去，自是新戰國時代應有的打算。可是我們明白，英法倒霉是一件事，五四民治主義与科學精神提倡又是一件事，中國要建國，“國家集權”与“集權國家”又是一件事；三件事各不相附。若以彼證此，附會其詞，是不會有較好結論的！若從中國人就中國立場說來，据個人意見，恰恰与陳先生意見相反。國家要集權，真正的“民治主義”与“科學精神”還值得來好好的重新提倡，正因為要“未來”不与“過去”一 樣，對中國進步實有重要的意義！對外言，“戰爭人人有分”這句話，想要發生真正普遍作用，是要從民治主義方式教育上方有成效可言的。對內言，在政治上則可以抵抗無知識的壟斷主義，以及与迷信不可分的英雄崇拜主義。更重要的是抵抗封建化的外戚人情主義。在教育上則可以抵抗宗教功利化，思想凝固化，以及裝幌子化。在文學藝術運動上則可以抵抗統治与限制，在一般文化事業上則可望專家分工，不至為少數妄人引入歧途。至若科學精神的應用，尤不可少。國家要現代化，就無一事不需要條理明确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若說中國當這個新戰國時代，既不甘淪亡，必需掙扎，掙扎方式且必需取法德俄，我們也得弄明白，這些國家最高指導統制權力雖大，其所以控制國家的人力物力，而且運用得恰到好處，并不是人人崇拜英雄可以成事。組織和效率，主要的其實還是科學精神！因科學精神而分工分業，方能有組織，見效率！德國人表示崇拜希特拉，不過是每家被強迫挂一面相片而已，希特拉事實上也許更敬重他的專家和那群高等軍事幕僚！若照陳先生意見，“知識階層關心的平民教育一 發達，國家更不崇拜英雄，更是一盤散沙”，那一切初級教育都近于多事，有害無益，大家只讀讀老式通俗小說，一面對英雄崇拜便很好了。可是話說回來，真正關心這個國家命運的人，會覺得抗戰建國事并不那么簡單的。 
　　因為世界在戰爭中，在變動中，新的歷史場面上領導者，容易給人一個“英雄”印象。于是一部分人談及抗戰時，談及國家問題時，便不免要用英雄气分來解釋現象，這种聯想自會牽強附會到通俗小說方面去，照例且不免把近年來人民對于國家觀念之覺醒估計得太低，對“讀書人”感到不滿。陳先生文章，在這一點上正可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見。讀書人情形，陳先生自己是其中之一，當然明白“英雄崇拜”是不是能作到他要你死你必樂于就死的地步。且明白“士大夫”含義，以及其他，有些話不能自圓其說，還不礙事。至于對群眾教育，以及從“教育”上得到教訓，未免太隔膜了。事實上近三年來國內兩百万壯丁的征調，應用如何手續，有若干省分，如何由万千青年學生下鄉作民訓社訓，其次又如何用挑選方法選出送到各地師團管區編訓。編訓期滿，再如何轉移到各個應當補充部隊去訓練，送到前線時，至少都得經過一年以上的“教育”，在教育中与火線上，照例都需要把不必要的懦怯与不必要的英雄思想去盡，只變成集体中一個小小分子，方能作戰。明白這些，就會覺得“教育”二字具有何等意義，對于目前戰爭又影響多大，不至于說外行話稱贊他們不受教育了。三年來的抗戰，前方百万壯士的流血，后方數百万婦孺老弱在風雨饑寒中完成的几條國防交通線，支持這個民族作戰气概和胜利信心的，決不是英雄崇拜，實完全靠廣大群眾做“人”的自尊心的覺醒。這覺醒工作，便整個寄托在各种有形無形廣泛教育原則上！ 
　　陳先生文章本意很好，惟似有所蔽，辭不達意處，實容易被妄人引為張本，增加糊涂。官僚文化人中還不缺少妄人，妄人活下多以為在國家變動中可作政治投机，且習于用英雄崇拜方式固寵取信。這种人正附于中國官僚外戚政治中作种种活動。所以中國談改造運動，實离不了制度化和專家化，正因為如此一來，這种人方無所售其技。制度化和專家化及新戰國時代新公民道德的培養，除依靠一种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漸實行，与科學精神的發揚光大，此外更無較簡便方式可采。 
　　在這种事實下來談英雄崇拜，如象陳先生那么談，有點近于“抒情”，不是“說理”了。不知多數讀者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