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一国“两制”到“一制”的大格局手笔
作者：朱江

　　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时，西藏似乎遥不可及。
　　1951年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从法统上保障了西藏继续在大中华的怀抱里面。
　　1959年3月28日，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开始跳出“一国两制”的过渡期，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从体制和文化上将西藏纳入了红色中国的大家庭。
　　这一切，离不开毛泽东的大格局智慧和精妙手笔。其中，可圈可点的关键要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使命必达，初心不变。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副主任卢洁曾经说过，“毛泽东对国体和政体的一切思考，都没有离开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考量，他始终把后二者放在首位”。
　　也就是说，国家统一的使命和解救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初心，一直是毛泽东最重视的。二者都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一个都不能少”。
　　所以，尽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西藏有一个“一国两制”的过渡期，毛泽东始终惦记那些悲惨人生的农奴，抓住机会就结束过渡期、解放受苦受难的“农奴”，从体制上和文化上将西藏统一到共和国的怀抱中。
　　2、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政策确保根基。
　　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视矛盾的特殊性，等等，是毛泽东一直强调并践行的。面对西藏问题的过程中，他也一直这样思考、分析和决策。
　　众所周知，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并于1954年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但是，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地区更加特殊。语言、宗教信仰、政治体制、区域文化、民间风俗，等等，与汉族地区差距巨大，且已有几十年游离在中央政府外面，而且那里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加上与内地的地理环境隔阂大、交通十分艰难等原因，确实是现实的、短时间难以逾越的障碍。
　　对此，毛泽东很清醒。1952年4月1日，在分析当时形势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所以，毛泽东对西藏政策很特殊，以名义上、法律层面的统一先行，暂时保留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治体制和封建农奴制，实行独特的“一国两制”。
　　通过签订“十七条协议”，在基本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实现西藏和平解放，从法统上保障了西藏继续在大中华的怀抱里面。同时争取到西藏上层爱国人士的拥护支持，快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3、坚守底线不动摇，刚柔相济奔目标。
　　对西藏问题，毛泽东始终坚守国家主权由中央控制的底线，心怀人民得到解放的目标，尽管放弃了“一步到位”的愿望、采取“小步快跑”的策略，这些底线和目标一直在心里，且一直有相应的策略和决断。
　　首先，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8日明确指出：“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随即，在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之前就派部队进军西藏。此后建立了西藏军区。一直坚定不移地强化驻藏部队的战斗力。
　　1952年4月17日，毛泽东对西藏工委和西南局指示工作时明确提出：“西藏贵族们是善于干政治斗争的，你们也要学会这一套。”显然，这是强调底线不可逾越。
　　在毛泽东明确的底线意识和斗争意识指导下，不仅协议中保留现状的条款都不是刻板的，更没有不变的信息，为及时改变留有余地。而且，中央驻西藏工作委员会(西藏公委)，在拉萨及各地区建立分支机构并开展工作，确保大局安全。
　　还把达赖喇嘛和班禅请到北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在中央人民政府任职。分别选举达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选举班禅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1952年出现骚乱时，决不姑息，督促西藏地方政府严肃处理。
　　后来，毛泽东还专门强调做好武装斗争准备：“这个问题引导到一个理论问题，即阶级斗争最后总是要打一仗，要和平过渡很困难。西藏这么一小块地方，反动派有两万人，这么少，还是要打一仗，他们要同我们较量一下。”
　　这一切，在协议条款的基础上刚柔相济，向着国家统一和人民翻身的总目标一步一步前进。可谓慢而不站、锲而不舍。
　　而且，当1959年平定达赖喇嘛的叛乱后，及时抓住机会进行民主改革，将西藏人口95%的贫民从封建农奴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4、上有统一战线，下有群众路线，渐成齐心合力。
　　在“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指出：“好哇，办了一个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还是第一步，下一步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
　　为做好西藏治理的工作，毛泽东强调的统一战线、群众路线，都是重点。可谓“两条腿走路”，相辅相成，逐渐形成上上下下的齐心合力。
　　统一战线方面，注重与有爱国意识的上层人士交往交流，通过上门拜访、设宴、组团参访内地等多种形式与他们交往，建立友好关系。在西藏上层中争取到了一批拥护统一的爱国力量，并把他们引入政府机构。例如，藏族上层爱国人士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措饶杰，二人于1955年均被授予中将军衔。
　　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亲自出面，亲切友好地接待达赖、班禅，与他们话家常谈宗教，争取他们归心。
　　因此，尽管叛逃异国他乡多年，达赖喇嘛对毛泽东的那份情意依然印象深刻。2009年，达赖访日期间，有媒体问他：您印象最深的领导人是谁?达赖回答说：“是毛主席。54年到55年，我们之间培育起某种亲密的感情。毛主席把我当做儿子一样对待。”
　　日常生活中，对传统的地方政府(官家)、贵族、寺院“三大领主”的利益都予以保护，在商业交易中给他们丰厚的利益。
　　此外，重要事项多与西藏僧俗官员商议。即使是对西藏各阶级都有利的好事，也先征得西藏上层的同意和支持。
　　群众路线方面，在被地方政府隔断的条件下，西藏工委及解放军依然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为底层民众做好事。
　　主要有向寺庙喇嘛、城市贫民和乞丐发放布施，为老百姓免费看病、发放无息贷款、抢险救灾、修路补桥、开荒生产、搞贸易，等等。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小确幸”，让广大底层民众切实感受到同胞之情，使得他们对“新汉人”、“红汉人”的好感日渐增加。
　　5、“持久战”格局，软硬兼施，实现水到渠成。
　　为促进西藏回归工作顺利进行，在毛泽东指导和督促下，不求短时效果，以“持久战”的格局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可谓软硬兼施，齐头并进。
　　代表性的有：
　　始终积极认真地开展宣传工作，努力掌控舆论话语权，切实唤醒迷茫民众。
　　以农奴出身的劳动群众为主体，认真培养藏族干部，确保西藏自治的政通人和。
　　及时修筑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快速缩短西藏与内地省份之间的距离，促进方方面面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放电影、办学校等工作，弱化和消除民族隔阂，宣传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生活。
　　渐渐地，西藏人民的思想得到启迪，潜移默化中化解了民族隔阂，真心实意地接纳了共产党和红色政权。因此，当1959年一小撮西藏地方势力发动叛乱时，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平定叛乱，并不失时机地进行民主改革，将占人口95%的西藏劳动人民从封建农奴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事实上，即使没有达赖喇嘛的叛乱，西藏区域自治也会逐渐从“十七条协议”状态演变成后来的自治区状态。毕竟，国家统一的使命和解救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初心，一直是毛泽东最重视的，也是一直开展的“持久战”。渐渐地，就会厚积薄发、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