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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在经历新冠疫情冲击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都对本国的民主制度表示不满，希望进行某种重大改变。其中，美国受访者的不满意比例是相对较高的。你对此怎么看？ 6park.com
特约评论员 吴蔚：这场新冠疫情成了一次“全球统考”，答卷人是世界各国的政府与人民。 当疫情在中国暴发时，一些西方国家以幸灾乐祸的取态预言这将是中国的所谓“切尔诺贝利时刻”，然而中国人民用众志成城的实际行动粉碎了这种恶毒预言，中国成了最早有效控制疫情并实现复工复产的国家，也是2020年唯一实现GDP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而那些一度弹冠相庆的西方政客却陷入了焦头烂额： 疫情失控、管治失效、制度失范、人民愤怒、政府失语。 一场瘟疫让“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人们自然会开始对西方奉为神明的民主制度进行反思。 6park.com
当然，西方学界绝非愚钝或是盲目，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他们就已经围绕西方民主制度陷入的困境展开了反思研讨，只是当时还有些半遮半掩，没有放下他们的傲慢，使用的描述方式是：西方民主制度遇到了“天花板”。但随着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与特朗普主义武装起来的暴徒冲击美国民主殿堂国会山双重叠加，最后一块遮羞布终于滑落。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质疑从学界的象牙塔向全社会蔓延，归根结底一句话：人民不满意。 6park.com
美国《新闻周刊》这个报道所提及的调查实际上在西方各国时不时就会进行，归纳起来就是“民主制度的满意度调查”。综合各国的调查结果显示，西方社会普罗大众对民主的不满意程度逐年上升，而在“新冠元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在我看来，西方民众这种对民主制度的高度不满，实际上更是对西方民主制度下治理绩效的不满。它的病根在于，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以现有制度设计无法有效回应民众客观诉求，无法解决各种眼下急迫棘手的问题，这些诉求与问题又集中体现在：经济萧条、贫富差异、政治腐败、政策失效、疫情应对、族群对立等方面。 6park.com
这也就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仅仅来自其所宣扬的价值理念，更来自于其价值理念所代表的政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效能到底怎样。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民主制度”的评价标准，不仅仅是“民主的形式”如何，更应该注重“民主的效果”如何。是“良政善治与苛政恶治”的辩证法，是“不看广告看疗效”的唯物主义。 6park.com
在审视美国政治制度退化的现象时，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归结为“僵化的观念和既得利益格局固化”的相互叠加。而福山的老师亨廷顿早有断言，“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提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是否增进人们的团结，改善人们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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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那么西方民众对民主制度满意度的下滑折射了西方民主制度什么问题，西方民主制度是否又能迎来民众所期盼的“重大改变”？ 6park.com
特约评论员 吴蔚：这些年政治学界对“西方民主制度退潮”进行过多次探讨与反思，我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 西方民主面临“代际危机”脱离群众、政治立场极端化与民粹化、否决政治带来的政党恶斗零和博弈、选举政治金钱化与选举制度漏洞、民主红利“口惠而实不至”。 6park.com
先说“代际危机”，西方社会进行的“民主制度满意度调查”中，普遍表示不满的一个重要群体就是年轻人。这些出生在千禧年一代的新生力量对西方政府构建的那一套“冷战的胜负是民主制度的胜利”学说是普遍无感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他们没有那段历史经历，他们出生之后所看到的就是新的“大萧条时代”。在年轻一代看来，民主的既得利益者是父辈，而他们每天面临的就业生活压力不降反增。他们厌倦“过于注重形式却相对忽视成效”的西方选举制度，他们推崇的是“议题导向型的生活政治”。年轻人反感传统媒体的传统叙事，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最直观的结果就是：年轻一代不看电视，却在推特上讨论支撑特朗普还是拜登。 6park.com
“议题导向型的生活政治”并非错误，它的本质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但它却在选举政治的叠加下加速了政治立场的极端化与民粹化。政治人物必须通过“极端立场与标新立异”的议程设置来抓取选民的眼球，聚焦问题导向的“温吞水式传统政客”是很难在选举中脱颖而出的。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被简单暴力的几句极端论述片面地概括了，这直接导致了胜选者在“民粹民意的加持下”进行极端化施政。现有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苛政恶治就此产生。 6park.com
政治极端化带来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就直言：“当极端化碰上麦迪逊式的制衡政治体制，后果尤其具有毁灭性。”这就引到了我刚才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否决政治与政党政治。美国国父们的分权制衡设计是遵循百年之前的美国国情，如今的民主共和两党不再是“诤友”而是“死敌”。在政党恶斗的大环境下，凡是对手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对手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否决政治取代共识政治登堂入室。这种“争吵式民主”的直接结果是民众撕裂，代议制民主陷入停滞，社会问题继续存在，国家治理原地打转。 6park.com
这也进一步引出了下一个问题，那就是选举政治的功利化与金钱化。也正由于否决政治横行与政党恶斗公开化，这直接导致了选举失利的政治代价过于高昂，间接催使每一场政治选举各方都必须倾尽全力进行社会动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选举成本越来越高，政治成了“有钱人的游戏”。变相地，胜选者自然首先代表金主的利益，是否真正代表广大穷人的利益，这就值得商榷了。 6park.com
此外，西方选举制度的僵化也是一大症结。正由于美国选举人制度的局限性，让特朗普能够在总得票数少于希拉里的情况下入主白宫，出现了让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的所谓“少数服从多数”。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支持者在煽动下围攻国会山，这些铁锈地带的白人害怕自己的代言人被赶出白宫，从另一个侧面印证，如今的美国民主制度缺乏“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保护”，这已经背离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本真。它的本质是：西方民主制度正越来越缺乏“广泛代表性”。 6park.com
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有一个不断探索、完善、发展的过程，不存在“一招鲜吃遍天”，西方民主制度也不例外。拜登政府上台后的确意识到美国政治制度当中存在的问题，正在酝酿对选举制度进行改良。但也招致了“修改选举制度是为了巩固民主党的胜势，防止共和党反扑”的诛心质疑，这就是政党恶斗对制度改良竖起的藩篱。所以我个人对西方民主制度能否迎来民众所期盼的“重大改变”持审慎态度。 6park.com
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西方社会对民主制度出现的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与反思，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个制度本身束缚了他们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