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具披露的情况看，那个时代还是韬光养晦的年代，谈论航母都是罪过， 贺鹏飞私自操作买航母被徐增平骗走了2.3亿， 
而贺鹏飞不肯罢手又委托他人购买航母， 直接操作购买航母的两个当事人都在航母回家之后遭受审查隔离丢了工作， 
贺鹏飞恐怕也会承受强大的心理压力，说不定贺鹏飞早逝的原因之一。 
徐增平利用政府内反航母的势力外加政府不敢开口追究和讨论的弱点而不但逍遥法外，而切到处招摇撞骗， 有志之士有责任揭露骗子伸张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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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5年10月采访邵淳时，他问我：“国家行为，民间操作，这个事是谁定的？”我说：“没有人定。”邵淳说：“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徐增平发明出来的。”我告诉他，因为贺鹏飞已经去世，无法找他核实徐增平所言的真伪，至于说“国家行为，民间操作”的说法是谁发明的，就不知道了。从我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徐增平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项目，所以他敢于肆无忌惮地贪污和挪用公款，而邵淳却被蒙在鼓里。徐增平的所作所为，贺鹏飞一概不知，邵淳没有向他通报情况，徐增平也和他中断了联系。按照徐增平的说法，1997年3月“之后他们继续定期会面，直到1998年底为止”。我相信徐增平说的“1998年底为止”这个时间节点是真实的，因为到1998年10月，徐增平就把2.3亿人民币拿到手了，并拿着这些钱中的一大部分去买了豪宅，还了债。 6park.com
贺鹏飞在“瓦良格”项目上，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贺鹏飞促成邵淳参与“瓦良格”项目以后，国家高层围绕航母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搞不搞航母已经上升为“政治问题”，贺鹏飞作为高级干部，自然不便再去为购买航母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也就与“瓦良格”项目渐行渐远了。徐增平也乐不得贺鹏飞不来过问此事，因为他可以欺骗邵淳，却不敢欺骗贺鹏飞。我认为，当初贺鹏飞也不会想到“瓦良格”项目会这么复杂，更不会想到能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多亏他不知道，如果知道，他也不会策划让香港老板出面去买航母。当然，如果换一个香港老板，也许“瓦良格”的归航就不会有这么多波折和磨难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开始贺鹏飞也不确定把“瓦良格”弄回来能不能续建航母。虽然后来“瓦良格”变成了“辽宁舰”，但那已经是贺鹏飞去世十多年以后的事了。2001年贺鹏飞病故时，“瓦良格”还在黑海上被拖船拖着转圈儿。不知道贺鹏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否还曾想到过它？不管怎么说，贺鹏飞应该算是“瓦良格”项目的“总策划”，不管这个项目后来出现多少曲折，起因却是与贺鹏飞紧密相关，起码贺鹏飞对这件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当初如果不是贺鹏飞提出让香港老板去把“瓦良格”买回来的思路，徐增平未必有那个胆略和气魄，仅仅看到一篇路透社的消息，就去乌克兰买航母？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不是贺鹏飞出面说服邵淳，邵淳也不会冒着牺牲个人政治前途的风险去干这件事。没有贺鹏飞、没有邵淳、没有吴宇、没有吴巍、没有张勇、没有高增厦、没有戴岳等人，纵然有100个徐增平也无济于事。据说，1999年11月，赵大建“告发”邵淳参与买“瓦良格”号航母之后，中纪委曾致函解放军纪委询问此事，解放军纪委派人找贺鹏飞了解情况，贺鹏飞亲笔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是他当时的秘书刘相春用电脑打印后上报解放军纪委的。关于这份“情况说明”的内容，刘相春不愿对外披露。吴宇不知在哪听说的，这个“情况说明”一共说明了三点情况，因为他也不能确定是否属实，我就不在这里引用了。据高增厦说，解放军纪委在给中纪委复函的时候，是有意保护了贺鹏飞的。当时的解放军纪委书记是总政副主任周子玉，高增厦和周子玉原在空军一个部队工作过，彼此很熟。我想高增厦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但愿再过几年，刘相春能够提供给我，在本书再版时补充进去。我希望在这部非正式的“中国航母历史”书籍中，把贺鹏飞这位“航母功臣”多写几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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