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要点，认为目前看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和实验室泄漏的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报告诬蔑中方阻挠国际调查、拒绝共享信息并指责他国。白宫同日就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发布声明，妄称中方阻挠溯源工作的国际调查，缺乏透明度，企图纠结有关伙伴方对中方施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高官透露，美国情报机构未能就病毒来源得出明确结论，这一结果“令拜登失望”。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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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论战一旦打起来就不要轻言放弃
但是仔细分析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情报机构仍然比特朗普时期进了一步。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情报机构和美国军队多次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特朗普关于病毒来源的言论，这说明特朗普并没有给情报机构和军队施加很大的政治压力，特朗普就像一个撒谎成性的熊孩子，没有人拿他的话当真。但是老年痴呆症患者拜登可不一样，他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给美国情报机构施加了巨大政治压力，目的就是让他们重新拿出一管儿“洗衣粉”，好让布林肯像当年的鲍威尔一样，举着“洗衣粉”说这就是武汉生产的病毒。
但是美国情报机构也学机灵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亲口承认的，拥有完整撒谎教程，具备全世界最专业能力的这个顶尖撒谎机构，竟然在搜肠刮肚之后仍然找不到任何证据，或者说是编造不出任何稍具可信的证据，只能敷衍了事地说中方没有提供信息。难道中方应该根据美国人的意图自己编造对自己污蔑的信息提供给美国这个反华机构吗？美国人的这种思维逻辑不仅仅是可笑和无稽之谈，而且背后的霸道和傲慢值得全世界深思。
根据中国顶尖互联网安全专家所言，只要是使用互联网的地方，中国在美国面前毫无秘密，美国情报机构只要想进入，中国根本无力阻挡，像华为这样的顶尖高科技公司，早让美国摸了个底儿掉。而且恰恰在一两个月之前，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武汉实验室遭到了美国黑客入侵。在如此大的情报优势下，美国情报机构既找不到证据又编造不出证据，这可真是难坏了拜登老宝宝了，特别是他还在阿富汗遇到了这么多的糟心事儿。
那么美国会不会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就此罢手呢？可以这样想，只要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处于防守地位，美国就不会罢手，只有当中国也转入攻势地位，美国才有可能被迫停下来。而中国已经进入了攻势地位。
有70个国家声明反对将病毒溯源政治化，中国的2500万网民要求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中国政府也向世卫组织提出德特里克堡和北卡罗莱纳大学病毒实验室等机构的疑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这个私欲很重的家伙，在美国的压力下出尔反尔，现在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压力。由于世卫组织已经对中国组织了调查，得出了结论，所以现在世卫组织只能有两个选择，或者展现公正调查德特里克堡等机构，或者不了了之。
没有世卫组织的背书，美国的谎言游戏就玩不下去。而美国现在把自己放在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无论是根据对等原则还是清白原则，它都应该开放德特里克堡和北卡罗莱纳大学实验室由国际组织进行调查，就像中国曾经做过的那样。但美国绝无可能让国际组织进行调查，因为德特里克堡所隐藏的秘密，病毒只是一件“小事儿”，而美国以科学研究为掩护一直秘密进行以毁灭人类为目标的大规模生物战的准备，才是美国真正的战略要害。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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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两篇文章中已经预见到了美国情报系统不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也预见到了余茂春等华人汉奸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的所谓“深层政府”不愿意将德特里克堡这个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机构放在聚光灯下，更何况美国有13个这样最高等级的生物实验室，在全球有200多个各类等级的生物实验室，这些生物实验室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准备对人类进行大规模毁灭性的生物战，如果这些生物实验室长期被放在聚光灯下，美国的人权、自由、民主就会不攻自破，美国的野蛮和残暴本性就会暴露无遗。
美国政客的短期竞选获胜目标和美国“深层政府”的维持美国长久霸权地位的长期目标并不总是合拍的。美国“深层政府”的内部也有许多利益不一致的地方。总体上说，美国“深层政府”在政策上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是两大集团，一个是与美国资本利益相关的集团，这里不说。另一个就是所谓军界——工业界集团。
尽管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军队很小，而且几乎就是乌合之众，但是总司令出身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仍然对军队对政治的影响力深感不安，他的告别演说简短而隐晦地表达了他的这种不安。第一个明确提出要警惕军界工业界集团对政治影响力的，是曾任欧洲联军总司令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但是他那个时候的军界工业界集团与今天相比还是小多了。
冷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近20个美国情报机构和美军特种部队，以及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以黑水公司为代表的美国雇佣军军事承包商，还有由美国进行训练和经费支持，由美国操控的其他国家的雇佣军军事承包商，已经形成了一个美国第二武装力量，他们和传统的美国军队和美国军火承包商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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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国的国务院，也就是美国的外交部，在战后改变了人员结构，从过去的以绅士为主体，改变为以一些好战的所谓专业人士为主体，他们出身于军界、情报界，或与军界情报界有密切利益关系的国际关系智库，他们实际上是第三情报体。
这样军界、情报界、外交界以及军火承包商和军事承包商，共同组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战争政府。
最近美国媒体揭发出来的美国的军事承包商和军火承包商在阿富汗战争中大发其财，只是无数事例中的最新一例而已。美国早在特朗普时期就已决定撤出阿富汗，将最终撤出时间定为今年5月1日，拜登政府上台后将这个时间向后延迟到9月11日，但是全世界都看到了，情报系统和军队系统根本没有为撤出做充分的准备，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撤出。甚至他们都有可能是故意出丑，用军人的人血馒头换取让拜登难堪，赶拜登下台。
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指出过，美国的军费是中国的4倍，外交支出是中国的6倍，情报支出是中国的10倍，而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74%，可见这个战争政府在美国的预算中占有多大的比例，他们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左右不受党派和总统人选更迭的影响。美国的这个深层政府、战争政府不断地发动战争，不断的失败，却屡败屡战，从来没有接受教训，因为这些失败从来都不是这个深层政府的。
美国肯尼迪总统任内的助理国务卿，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罗杰·希尔斯曼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指出：“军方的政治影响如此之大，以至实际上并不真正需要的武器，他们也可以获得购买拨款，从而占用过多的国家预算。二是军方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影响太大，而在外交事务中他们在思想上总是倾向于使用武力。”
这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情况，现在有了第二武装力量的助力，有了战争政府的庞大体量，美国穷兵黩武的倾向更加严重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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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虽然强大，但是它有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的政治制度。
正像希尔斯曼所说：“许多利益集团组织以及政府内外的机构都卷入了一场斗争，对象就是政府政策的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这里不是团结而是纷争，不是顺利的进展而是反复和曲折，不是明确和坚定而是纷扰和纠缠，不是秩序而是混乱。这种混乱的原因部分来自宪法的性质。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1787年的制宪会议并未创立一个三权分立的政府，所建立的只不过是一个各个系统分享权力的政府。行政是立法过程的一部分，司法也是如此。国会也起执行法律的作用，法院也是一样。”
他还指出，“造成混乱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参与者成分复杂。”国会由代表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地方利益的人员组成；在联邦制下州和地方政府有很大的权力；政治任命官员与常设官僚机构无论在价值观和各自利益上都有不同；新闻界和各种院外集团都通过不同渠道施加影响；再加上不同的政党利益。说到底美国政府就是由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他们没有统一的目标、统一的价值观和统一的政策倾向。
希尔斯曼举例说：“在50年代情报官员把情报泄露给和他们意见相同的参议员和报人，这项机密预示即将出现‘导弹差距’。这并非因为这些人不忠诚。他们曾力图说服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的高级领导人增加导弹生产，但是失败了。他们认为越过总统求助于国会、新闻界和公众是完全正当的行为。”
美国政府这种政策目标、价值观和政党竞争的混乱状况，给了中国回应美国舆论战以巨大的想象空间。中国如果能像美国情报机构那样分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策差距，并利用这些差距进行宣传上的布局，就会收获巨大的成果，当然这需要组织方面的精心安排。
谁能保证余茂春不是一个双面间谍呢？他的家庭，他的过往，都预示着有这种可能。他给美国政府出的馊主意，也暗示着这种可能。
谁能保证美国的战争政府、深层政府不是美国历任民选总统的死对头呢？毕竟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猪湾入侵的表现，以及现在美国情报系统和军事系统在阿富汗的表现都让美国在任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大跌，谁保证他们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呢？
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对这些问题进行精细梳理，都是中国应对美国舆论战可以思考的策略。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治理机制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失败因子。不是美国没有为它的对手提供机会，这种机会很多很大，只不过它的对手没有加以充分利用，或者说是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利用，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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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注定是长期的竞争和对抗的对手，当然也不乏合作的方面。美国政府为中美关系制定的总基调是竞争、合作和对抗，谢峰副部长代表中国政府揭露了美国这个总基调的野蛮性和虚伪性，中国应对美国这个基本战略，对应的就应该是发展、合作和斗争。这不是中国想这样做，而是美国从它的利益出发必定要逼着中国这样做，中国需要丢掉对美国的各种幻想，摆脱中国国内各类西化知识分子及其后台老板所造成的各类政策的困扰，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舆论战，应对与美国的战略博弈。
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长远大目标上看，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存；以妥协求合作，则合作亡。舆论战一旦开打就不要轻言放弃，放弃就意味着投降。
进行舆论战，一定要采取攻势地位。中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采取攻势策略，如果从赵立坚先生的推文算起，整整晚了一年半的时间，而一旦采取攻势策略，形势立即有了改观。如果在一年半前就能组织起立体的多层次的攻势策略，中国恐怕早就摆脱了这个困扰。中国要采取攻势策略，就需要对美国进行深入的整体的多层次的分析和研究，可惜中国养了那么多人的美国研究总体上是极其不给力的。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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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美西方的研究要转移到应对中美博弈和美西方舆论战的大方向上来
中美关系今天的态势并非突然而来。中国与美西方存在着三大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弥合的结构性问题：中华文明和美西方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种、生活方式、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其基础上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中华文明是多元包容，西方文化是唯一强制。中国可以包容美西方的不同，而美西方绝不包容中国的不同；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地缘政治问题就是，中国并不在乎别人的强大，只要你的强大不对我造成威胁就可以。而美西方完全不允许别人的强大，他们不容更改的目标就是统治世界，统一意识形态，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只能当顺民。
西方的这种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和政治形态归结起来就是弱肉强食、丛林主义。这种弱肉强食、丛林主义，在农业定居时代使他们一直处于极端野蛮、落后的状态；他们向南掠夺基本占领了整个西欧之后，当他们开始向东掠夺，企图打通到印度和中国的通路，掠夺世界上已知最富裕的这两块地方时，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激烈抵抗，使他们向东掠夺的意图整整延迟了将近1000年，迫使他们不得不向西，企图通过海路进入这两块富庶之地，结果意外发现了新大陆。他们通过掠夺新大陆将近1亿人在几千年中创造的巨额财富，迅速积累了资本，资本的极度泛滥催生了一个有闲阶级，这个阶级催生了工业化，而工业化武装了野蛮人，使得他们不但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掠夺了印度和中国，而且掠夺和统治了全世界。
现在的世界就是被这群野蛮人极其野蛮的价值体系统治的。
最早揭示这个体系野蛮本质的就是马克思。马克思清晰论述了原始资本的两个来源，即殖民掠夺和国内掠夺，马克思并且清晰论述了资本积累与工业化和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第2个揭示这个体系野蛮本质的就是列宁，列宁清晰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向帝国主义的发展。第3个揭示这个体系野蛮本质的是汤因比，汤因比揭示了这个野蛮体系的更为深远的根基是种族主义和部落主义，以及建立在部落主义基础上的种族主义必然导致帝国主义行为，并且预测了植根于这个野蛮体系上的西方必然衰落，因为它不代表人类发展的方向。
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列宁从政治的角度，汤因比从文化的角度，分别论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以及部落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内在联系，他们实际上为20世纪的历史发展规划了一个观察系统。
整个20世纪，西方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这些实证性人文学科的主流，都沿着汤因比的道路探讨西方野蛮文化的本质和本源。但是西方人文学科的另一部分，政治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这些思辨型思想，其主流则是为西方野蛮文化和野蛮本源寻找合理依据而建立起来的，其价值根基是同源的，即都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丛林主义。政治学建立起了一套以民主为假象的精英统治理论，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则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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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肉强食、丛林主义就是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直接将野生动物界自然选择的生存规则沿用到人类社会，建立了强者为王、赢者通吃的社会规则。西方思想文化理论体系的核心自由主义，其本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对汤因比以来近100年西方思想探索的集大成者是弗格森和迈克尔·曼，他们一个是21世纪顶尖的历史学家，另一个是21世纪顶尖的社会学家。弗格森指出西方统治世界的20世纪是人类史上最残暴、最野蛮的世纪，原因在于西方的文化底蕴，即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正是由于种族主义的残暴、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帝国主义的野心，使得西方必然衰落。
麦克尔·曼最大的功绩是指出了民主制度与种族主义的内在关联性。21世纪的顶尖经济学家是托马斯·皮凯蒂，他用大量真实数据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性收益远高于工资性收益，制造悬殊的贫富差距，制造社会不公，制造社会动荡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以及其他西方重要的思想家的研究，把自马克思以来关于西方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探索结合起来了。
这些人都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研究和批判，使用的话语体系是西方所熟悉的话语体系，应该说这个思想探索体系还远称不上完整，但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说难道不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上，却建立在什么威斯特伐利亚、摩根索或基辛格的基础之上吗？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说恰恰是建立在美国的国家战略思想上的，而美国的国家战略的本质恰恰是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西方优越论，是弱肉强食。
西方价值体系另一个危害极大的方面是，它将西方近代摆脱宗教主义，实现世俗化的方向彻底扭转，将自由主义体系改造成为新的宗教，并沿用基督教的方式，用武力和强制洗脑的方式推行这种新的宗教。也就是说，西方虽然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现代化了，但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并没有实现现代化，事实上存在着两个西方，两个美国。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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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美国的人数量庞大，很可惜这些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成果。
有些研究者可以称为乞怜派，例如，有的人说如果中美必须竞争的话，希望这个竞争是良性的。这是什么话？中美的竞争一直存在，而且在美国的强制下早已进入恶性。向敌人说，希望你杀我杀得有良心一点，这种无耻的乞怜，只有在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身上才能发生，美国没有这样的人。这是中美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这样的人掌握中国对美研究的话语权，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耻辱。
还有的人是自赏派，说什么国际关系理论是科学，不可能形成中国学派。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美国学者在总结历史上大国获得霸权，以及美国如何获得和保有霸权的战略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世界体系中形成的理论总结，它的指向性非常鲜明，它的国家性和阶级性也非常鲜明。说这样的理论体系是科学，这是连基本国际史常识和国际理论常识都没有。这种人陷入孤芳自赏，属于神经有毛病的人。
还有的人是跪舔派，到处发表演讲说什么中国应该回到欧洲的18世纪。但是她不知道，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大部分是对自己文化的批判者和对中国文化的欣赏者。这些人提出了一些思想，他们相互之间就有很大的分歧，19世纪和20世纪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发展实际上否定了这些人的思想主张。这样的人不但连起码的批判精神和分析精神都没有。甚至连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发展脉络都不了解，全是跪舔西方，连起码的人格都没有了。
还有的人说什么美国人的理想、精神、爱国主义可以用中国的“气”来形容。但是美国的这种气难道不是一种压迫之气、霸权之气、种族之气和傲慢之气吗？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曾经被西方奴役过的国家和人民来说，这种美国的殖民主义之气，难道不是应该揭露、反对和抗争吗？欣赏这种压迫之气，人的自由精神、国家的自由精神上哪里去了？
最耐人寻味的是，有的人主张中国应该放弃核武器来讨好美国。这已经是典型的投降派，汉奸派了。
以上所引，是中国最顶尖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的言论，这些人占据各主要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的头部位置，其中许多人是美国使馆秘密报告所列受保护和重点保护的所谓“线人”。有的人在应美国使馆要求讲述中国高层内部情况、军事举措等问题时，讲得非常过分。这些人用他们带“毒”的所谓学术，影响了大批中青年学人。正像我们以前文章中所讲的，在中青年国际关系学者中出现了一批“认怂派”。
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的顶尖大学，聘请了一批实际上有间谍或者叛徒嫌疑的人做学科带头人，给他们大笔经费，为他们成立各种研究机构，把他们捧为顶尖学者。这些大学的领导者到底是什么人？这些所谓学者对中国国际关系和中国国家战略的教学、研究毒害深远，是时候把他们请下讲坛，让他们离开各种智库，这对于调整中国国家战略和培养符合中国国家战略需要的国际关系人才至关重要。
当然，他们是不是汉奸，是不是间谍，要由有关部门做出判断，但是可以判断的是，他们的倾向性不是学术，因为他们没有实事求是。此外在他们的倾向性中掺杂了多少个人利益也是值得思考的。至少他们的言论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安全，他们的思想倾向性使得中美在进行情况介绍和学术交流时对中国不利，也误导了美国。
遗憾的是，在中国，国际关系界的学者，乞怜派、跪舔派、赞羡派、投降派是主流。不彻底改变这样一个基础性结构性问题，中国的对外宣传，中国的舆论战略，讲好中国的故事，整理好中国逻辑，怎么可能做得好？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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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研究了一辈子美国，对美国缺乏基础了解；研究了一辈子中美关系却对中美关系的演变缺乏警觉。每当中美关系在美国主导下发生一点改变时，他们都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的言论充满着希望中美双方怎样怎样，好像他们是中美关系的仲裁者；他们的言论还充满着美国应该怎样怎样，好像他们是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他们的言论还不顾美国作为中美关系的主导者的现实，指责中国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希望中国迁就美国，顺从美国，这些人不但毫无民族气节，连个人的人格都没有了。
中国的美国研究和中美关系研究应该转到为中国国家战略服务的轨道上来。为中国国家战略服务，首先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既包括要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的成就，也包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道路的逻辑性、现代性和普适性，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中国国家战略学，并运用中国国家战略学成为我们的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基础，成为我们进行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的主体和主导成分。
为中国国家战略服务，还要全面深入地研究美国的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和国家战略，深入把握美国各类政策的内在逻辑，使对美国的研究离开愿望、感想的轨道，离开叙述性轨道，进入深入的综合分析领域，建立预判研究和对策研究，使我们对美国的意图、战略有更深入的了解，对美国的策略有更精准的回应，逐步摆脱我们战略上和策略上的被动局面。
为中国国家战略服务，还意味着要对美国发动的舆论战做系统的、以事实为基础有深度的和及时的回应。意味着采取攻势策略，对美国的那些恶行和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政策和行为进行有系统的深入的揭露和批判。
为中国国家战略服务，还要深入研究美国竞选文化的谎言体系，他们制造谎言的套路是什么？为什么受众这样容易接受谎言？我们对美国舆论战进行反击应该采用怎样的策略和技巧？怎样建立一套与西方话语体系密切关联的，建立在西方权威论述基础上的，容易被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受众接受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在什么样的境况下，我们应该采取反击性语言，什么时候我们采取陈述性语言？什么时候我们采取分析性语言？什么时候我们采取揭露性语言？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幽默和风趣？什么时候我们应该采取综合性语言技巧？
以上种种，还有许多其他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案例分析，积累大量的实证材料，查阅大量的言论和研究，然后进行分门别类地归总，找出其中的规律性，确定我们回击的目标方式和技巧，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步提高我们的舆论战水平。毋庸讳言，我们的对内宣传水平并不高，我们的对外宣传只能说是刚刚迈开步，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把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分开，按照不同的客观规律去办不同的事，让不同专业的人去做不同的事。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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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外宣传的方向和结构
中国的对外宣传方向和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回应美西方的舆论战，是不是方向和重点就应该在美西方，我们认为不一定是这样。应该看到美西方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与我们的根本不同，我们对美西方的宣传，本质上是在叫醒装睡的人，它的效率和效益并不高。实际上美西方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利用他们现存的优势阻碍中国的发展，另一个就是与中国争夺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者用战略性语言说，争夺战略空间。
美西方能不能利用他们的优势阻碍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中国自己。只要中国的政策给力，科技人员争气，人民像抗疫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团结用于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美国要与中国脱钩的，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科技的脱钩，而知识和科技的本质就是无法脱钩的。科学是不需要捍卫的，只有宗教才需要捍卫。科学的产生和传播只能延迟，无法阻隔。归根结蒂，美国阻碍的是它自己，阻碍不了中国的发展。而且美国只要不想打核大战，早晚必须回到合作的道路上来。当然这需要很长时间，需要美西方文化的彻底变革。
美国对中国发动舆论战，有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有利用中国的西化知识分子和三种势力颠覆中国的意图，中国当然需要应对。美国更重要的意图是与中国争夺发展中国家，争夺一带一路国家，剥夺中国的战略空间和经济发展空间，因此中国对美国舆论战的应对，也应该将方向和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放在一带一路国家。
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央视在阿富汗雇用了一些本地报道员，他们在阿富汗的报道非常给力，他们实地采访发现了美军报复性两次空袭的所谓恐怖分子，实际上是阿富汗平民，而且在喀布尔被打死的那个人还是为西方服务过并得到离开阿富汗证件的人。但是这样重要的信息和事实也仅只是在央视国内的播出中一两分钟就过去了，它没有被传递给穆斯林世界和国际社会，没有在国际上引起任何反响，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外宣传的规划能力和渠道能力太差了。
前几年我们参加美国宾大校友团去坦桑尼亚旅游，期间我们被带去参观一所小学，这个小学是美国人援建的，用英语教学，使用美国教材，与坦桑尼亚最好的一些中学和大学有升学联系。这所小学不是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破败的村庄中。问一个小学生知道中国吗？小学生用英语回答，当然知道，外面的路就是中国修的。我们当时非常感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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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进行了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修铁路，修公路，建公共建筑，普惠了非洲的百姓。显然美国人更聪明，他们用很少的钱来援建学校，培养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层，让他们从小就接受西化教育。掌权者永远是精英阶层，他们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他们有怎样的思维方式，他们会形成什么样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些可能更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会收益递减，而教育才能收益递增。
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往应该改变过去那种“傻大黑粗”的模式了，拿出一部分资源向教育、向媒体、向文化倾斜，我们的对外经济文化交往应该有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应该形成像军队那样的体系化结构，不但要有陆海空天的立体结构，而且要有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和总预备队的纵深结构。
立体结构是指，我们的各种媒体形式，影视的、平面的、网络的、文化的等等，要按照宣传对象、宣传区域，根据对方的文化特点、文化程度、生活习俗等等形成战区结构或者方面军结构，根据国家总的战略要求规划宣传主题，合理调配资源，精准策划实施方案，形成综合战力，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深入，并不断进行反馈和修正。
纵深结构是指，我们要与发展中国家的宣传渠道、文化部门形成密切联系。例如我们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国家的关系都比较好，美国谣言的一个重点方面，新疆问题，如果我们能和穆斯林国家的宣传媒介、大学等等共同开展一些项目，这就比我们自己自说自话有分量得多，起到的效果也大不一样。甚至美国有许多双重国籍的穆斯林，他们对美国的种族政策和战争政策都非常不满，我们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做一些事。
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把穆斯林世界看成是美西方的“占领区”，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深入“敌后”，像抗日战争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在敌后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我们的“解放区”，逐步建立一些“根据地”。当然现在的形势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需要更好的规划和组织。
纵深结构的另一个方面是指，我们的对外宣传要形成梯次。例如第一线是一些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的专家，他们透出一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消息和判断，进行战略性的迷惑、伪装和误导，试探对手的反应。第二线是像一些《环球时报》这样没什么水平的小报，可以说一些重话，继续进行战略试探。第三线是国有核心媒体。第四线才是外交部、国防部，当他们发言时已经有了系统的准备。这样，中国的对外宣传才能形成层次感和战略性思考。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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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宣传需要建立体系性结构，这个结构需要统一的指挥和调度，内部的信息沟通需要快速准确。我们需要把对外宣传看成是一种战争，用战争的结构和指挥系统来调度和使用我们的各种力量。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国家有庞大的经济力量，我们没有利用这些力量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的对外交往要把我们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组合在一起进行统一指挥，这本来是我们政治制度优越性能够做到的，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