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战俘所采取的政策多是宽容善待，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为我党做出新贡献。尤其是对于在战争中领导起义的将领，中共往往会考虑其实际情况，保留他们的职务，给予他们最大的帮助。例如著名将领傅作义、廖运周、何基沣、卢平等，都通过中共的思想改造，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然而却有这样一位将领，领导了起义后，不仅没有得到特赦，反被陈老总下令处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遇人不淑埋恶种
此人正是被戏称为“倒戈司令”的毕书文。毕书文生于1908年，是河北大城县人。1925年，年仅17岁的毕书文加入了国民党。1930年，22岁的毕书文被调任第25路军的上尉参谋。正是在这时，毕书文结识了他的上司郝鹏举，相信各位看众对于郝鹏举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抗日战争中，此人卖国求荣，是臭名昭著的日伪汉奸。毕书文与郝鹏举初一相识，便臭味相投，两人此后来往甚密。郝鹏举对毕书文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以后毕书文所做出的种种恶臭行为埋下了恶种。毕书文出身西北军，曾经是军阀冯玉祥所辖西北军的秘书，后在胡宗南的手下做事，担任参谋。他在1936到1938年间，与郝鹏举多次来往共事，二人的兄弟情谊愈发深厚。1940年，毕书文又回到了郝鹏举麾下，但郝鹏举的部队属于杂牌军，战斗力十分有限。在抗日斗争中，郝鹏举的部队与日军经过长期交战后，兵力损失惨重，面对如此一息尚存的残兵余部，郝鹏举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


毕书文
郝鹏举面对攻击力极强的日军，他决定放弃抗争，打算投敌叛国。1941年，郝鹏举找到了毕书文，他面露杂色，对毕书文讲道：“如今日军勇往正归，咱们在他们面前也只是虾兵蟹将的杂牌军，要想在他们面前生存下来，硬拼是肯定不行的，目前恐怕只有一条道路。”毕书文不明所以，并没有听懂郝鹏举对他的暗示，他目光呆滞地看向郝鹏举问道：“郝兄，是什么道路？”郝鹏举见此情况，干脆不隐藏了，直接将自己的想法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毕书文。毕书文听后若有所思，他并没有想到郝鹏举会如此爽快地把他要投靠日军的想法说出来。毕书文感到惊讶的同时，也感到了一丝惊喜，因为他的好兄弟郝鹏举的这一想法与他“不谋而合”。毕书文不免激动地对郝鹏举说道：“郝兄，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啊，目前确实只有此路可行，其它的都是死路。”两人达成共识后，率领杂牌军走上了投敌叛国的道路。
毕书文投靠日军后，在日本人的指挥下，先后担任作战科长和剿匪司令，经常与我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我军中的不少革命志士也遭到了毕书文和郝鹏举的残忍杀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郝鹏举率领的伪军部队被国军收编为新编第六路军司令。1946年，摇摆不定的郝鹏举在台儿庄、枣庄前线，率两万余部“起义”，任其改编为“中国民主联盟军”，郝鹏举“推举”自己为首任“中国民主联盟军”司令。中共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好好改造、教育郝鹏举和毕书文，党中央委派陈老总与郝鹏举和毕书文进行深度谈话。郝鹏举为了表现自己已经接受了改造和教育，经常与陈毅对诗唱词。郝鹏举出身较好，从小便进入私塾学习，后又考入师范院校深造，因此郝鹏举才华横溢，作诗写词不在话下。然而这一切都是郝鹏举为了自保的假象，揣着一颗贪生怕死、卖国求荣心的郝鹏举并未在思想上真正改造。在此后的解放战争中，国军猛烈攻击解放军，暗暗观察地郝鹏举与毕书文早早“判定”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军必定会被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打败。于是，两人狼狈为奸，再度发挥“墙头草”优势，连忙叛变，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阵营。


毕书文
1947年，解放军发起了黄桥战役，也就是在郝鹏举仅仅叛变一个月后，他所率领的部队全部被我军围歼，而郝鹏举本人被解放军俘虏，沦为了阶下囚。被俘后的郝鹏举贼心不死，竟欲策划越狱逃跑，被解放军发现后将其当场击毙。而毕书文则出于侥幸，解放军围歼郝鹏举部时他并未在军中，因此没有被解放军制服。叛逃出去的毕书文，到处搜编郝鹏举的余部，暂编为改编32师，由毕书文出任师长一职。不仅如此，毕书文为了邀功领赏，将我军数名干部将领带至南京政府，直接交由蒋介石处置，这些将士全部遭受了严刑拷打，受尽折磨的我军将士最终壮烈牺牲。由此可见，毕书文不仅是“三姓家奴”，还异常残忍毒辣。


投诚起义被下令处死
反复变换惹众怒
1947年8月，投靠国民党的毕书文率领着仅存的残兵败将与斗志高昂的解放军部队做着无谓的抵抗。南京政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竟给予了毕书文部队大量的补给，以支持毕书文继续与解放军部队对峙。不久之后，国民党将毕书文的部队收编麾下，而毕书文本人也被任命重要官职。国民党机关做出了安排106军驻防在芜湖和铜陵两地的重要战略，这其中就有毕书文的部队，可见国民党对其的重视程度。但蒋介石没有使用毕书文出任重要职务，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毕书文在此之前几次反复横跳于各个党派之间，这对于任何一位领导者来说都是大忌。忠诚是蒋介石最看重的品质，而毕书文虽然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却少了最重要的德行品质，“墙头草”令蒋介石感到不安，在蒋介石看来，毕书文也是没有骨气的贪生怕死之徒。蒋介石认为在大是大非面前，毕书文只顾个人利益，不能顾全大局，因此不能委以重任。国民党内部很多将领在谈起毕书文时，都说：“如果让他这种随时叛变通敌的人担任将领，是存在极大的风险的。如果在之后的战斗中遇到强敌或险境，毕书文是肯定会率领部队改变立场，这样的人是万万不可用的。”如果毕书文在作战中再次倒戈，那么本就没有胜算的国民党军队腹背受敌，甚至陷于更加难堪的窘境。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蒋介石为了更好地坚守住这一战略要地，于是下达命令将毕书文抽调至南京，委派自己的另一心腹大将出任106军军长一职。
到南京后的一段时间内，毕书文先是被国军任命为中将军长，之后升职担任副总司令。虽然这些头衔听起来光鲜亮丽，毕书文自身也沉溺于这些华美的头衔中。看起来毕书文像是受到了国军的不凡待遇，实际上这些仅仅是“华而不实”的头衔而已，毕书文是一位没有实权的光杆司令罢了。毕书文反应过来后，心中颇是不满，对蒋介石产生了怨恨之情，与此同时，他又暗中寻找一个可以让他翻身的机会。1949年，他的所有军职都被调去了陆军大学，名义上是派其前往陆军大学学习，实际上则是国民党的计划——将其软禁起来，以防他再次叛逃。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后，国民党大势已去，多方溃败，毕书文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在重庆策划了一场“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的统治。
害人害己食恶果
可笑的是，毕书文宣布起义时，他并无一兵一马，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渲染造势，为了保全自己。毕书文“起义”的消息迅速传到了陈老总方面，陈毅即刻下达通知：立即抓捕毕书文并将其押回南京，等候发落！党内众多干部将领都认为毕书文是罪大恶极的汉奸，甚至还残害了我方许多爱国人士，是民族的罪人，是社会中的败类，应该处以枪决。当时的陈老总面对各方的怨声载道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我军有规定，即主动投降者是不可以杀的，以及要优待俘虏。但毕书文所犯之罪罪大恶极、罪大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考虑到民情以及许多爱国将士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陈老总决心遵从民意，下令对毕书文处以死刑，军法处置。而关于陈老总为什么一定要对毕书文处以死刑，他列出了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是因为毕书文和郝鹏举都是墙头草，做事反复无常，在抗日战争中卖国求荣，残忍杀害了众多爱国人士。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心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毫无大局观念、集体观念，先后投靠多方势力，在各大阵营中反复横跳。当然仅凭这一条罪状不至于将其处以死刑，1948年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军长也曾投靠多方势力，但也最终受到了中共的优待。而毕书文所犯的第二条罪则难以赦免，毕书文在1947年叛变时，他为了向国军表明忠心，，竟然设下种种圈套多方抓捕我军多名将士，用他们鲜活的生命作为和国军谈判的筹码、作为保护他自己的棋子，这些干部将领受尽了国军残酷的刑罚，饱受折磨，大多在南京的监狱中壮烈牺牲。这些牺牲的爱国将领中就有一位是陈老总夫人的亲弟弟，毕书文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怎能让人原谅？
毕书文瞅准了时机，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之时选择“起义”，他以为他这一次及时“投降”还会受到解放军的优待，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没想到他的种种恶行早已民怨沸腾，人民再也不会原谅这样一个残害我军将士、卖国求荣的大汉奸。1951年12月，毕书文被陈老总派遣的军队押解回南京，军法处置，处以死刑，时年43岁。
1949年毕书文起义后，在我军中表现得很积极，但中共对于甄别起义人员真伪的工作尚未展开，我军也没有一套完整的侦查系统来鉴别这些起义人员，因此，毕书文靠着和郝鹏举学来的那一套“假意投靠”蒙混过关。毕书文不仅获得了我军的优待，甚至还获得了进入我军军事学校学习深造的机会。随着我军对起义人员开展严格审查，毕书文的黑历史、真面目终于被揭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毕书文曾经卖国求荣的汉奸行为，多次叛变的倒戈行为，毫无人性的杀害爱国人士的行为都被一一查明并揭露出来，让人们看清了这位“起义者”的本来面貌。这样的人法理难容，终难逃脱法律的制裁。
回顾毕书文的一生，从他结识了郝鹏举的那一天起，他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与他的好兄弟郝鹏举并没有与全国同胞精诚团结，同仇敌忾，反而选择了卖国求荣，抛弃了自己的祖国，殊不知，没有祖国就没有个人。郝鹏举对毕书文的影响是巨大的，郝鹏举本人就曾多次投靠多方势力，在各个阵营中反复变换，毕书文也从郝鹏举那学到了这一套，以至于他在之后的生涯中，多次“投降”、多次“起义”，比起郝鹏举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毕书文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他竟然拿我军将士的生命去换取与国军的筹码，这真是可耻至极，罪大恶极！
毕书文的罪行被一一发掘了出来，面对这样一位不可饶恕的罪犯，我们在平复好心情还是要理性思考，毕书文为什么会产生反复变化的心理呢，仅仅是受到了郝鹏举的影响吗？是否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