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零工作室 RTZT: 这几天中国载人航天战线喜报连连，那我也就算蹭个热度，分享一下中国载人航天几则有趣的佚事：
一。为什么偏要搞 “神舟飞船” 方案？
在当时总体方案论证之时，863 计划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组向全国发出招标，来自全国六十余个单位参加了招标，最终产生了十一种方案，有六种方案被初步选中，那就是：
 1. 航空部 601 所（现沈飞）的二级空天飞机方案。
2. 航天北京 11 所的二级火箭飞机方案。
3. 上海航天 805 所联手航空部 604 所的长城一号串联式航天飞机方案
4. 航天部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小型航天飞机方案（这是后来神舟的劲敌）
5. 航空部 611 所（现在的成飞）的小型航天飞机方案（类法国的赫尔墨斯）
6. 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 508 所的多用途载人飞船方案（即神舟）
最后小型航天飞机方案和多用途载人飞船方案脱颖而出，初步组织评审会打分的时候，小型航天飞机方案得分 84，飞船方案只得了 83.69 分！
航天飞机得分较高，其实是情理之中的，当年世界航天正处于 “航天飞机热” 中，美、苏、欧等都在雄心勃勃的航天规划中看向了航天飞机，如果各位体验不到这种环境的话，可以拿现在火箭 “可回收” 这个标签想象为当时的航天飞机，可想而知有多么的火热。
除了世界大势所趋之外，还有不少专家是出于一种不服输的劲儿，例如第一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曾在八十年代作为两名受美国邀请前去观看航天飞机发射的其中之一，那种感受可想而知。所以总师王永志一开始也是坚持搞航天飞机的。
专家们决断不了，只好层层上报，最后呈向了中央。
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从飞船搞起，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不可不搞，不可大搞，飞船起步，平稳发展；搞飞船至少四十亿，多则上百亿；搞小型航天飞机少则四百亿，多就没个准。中国与苏联、美国在载人航天方面的差距不是多与少、好与差的问题，而是有与无的问题，已经落后了近三十年的中国难道还有耐心再等十年二十年吗？”
这个决策，现在看来是相当英明的。
有人可能会问：“怎么最终两个方案都是航天口的，这不就是明摆着的内定嘛？”
其实不是。当时钱振业（这是一个十分牛的人物，后面咱们有时间在细说）和杨光耀偷偷调研了包括沈西成三飞的全国 60% 航空部所属研究所和工厂，结果令他们大受震撼，立刻写了份报告递交上级，报告题目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形式严峻》：
“中国航空工业虽起步较早，三十多年来已制造生产了一万两千架军用飞机，但现状不容乐观。航空工业体系共有职工五十一万余人，大型企业一百一十五个，科研设计所三十四个，科技人员八万左右，规模世界第三，然而其无法适应其新的战略转移形式，空军订单减少甚至停止，不少单位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五十一万航空产业大军面临存活危机。某厂有职工两万四千、工程师一千一百人，新补充的大学生五百余人，机床设备两千一百台，理论上年产
 300/400 架歼 6 或年产 50 架歼 8，可该厂在 1986 
投产的当年造了十架，空军第一年只买了六架，第二年买了三架，即把空军两年的订单卖出后，库房里还有一架，所以该厂只有靠贷款过日子。
……
报告很长，这就不一一细说了，熟悉航空的朋友也一定知道当年航空口的种种乱象，欢迎进一步进行补充。总之，这份报告惊动了国务院和中央，立刻怒斥了相关负责人。（爱慕安格瑞 [并不简单]）当时又正赶上航空部一个重要的规划会议，让一些领导脸色很不好看。
二。总师与总师
上文提到的大总师王永志已经家喻户晓，但知道他导师身份的却少之甚少；王永志的导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瓦西里・米申（VasilyMishin），苏联运载火箭之父科罗廖夫的得意门生、第一助手和继任者，曾任 N-1 项目、联盟飞船总师。退居二线后又担任教师。
 米申当时亲自提出的指导王永志，王永志也没有辜负他，最后他自己毕设《洲际导弹设计》拿到了满分。
1989 年上半年，中国宇航学会邀请米申院士来华访问，米申一下飞机就打听他的学生王永志去向，两人见到后激烈相拥，热泪盈眶。
后来，王永志与苏联方面谈判、考察访问、邀请苏联专家前来讲学都异常顺利，例如有一次他在与谈判对手闲聊之中发现他也是米申的学生，时任俄罗斯国家宇航局局长。
三.“软件” 异常先进的中国专家
当时，航天部火箭技术研究院调研国外资料信息时得出一个公式：“一元人民币
 = 2.4 美元”，即当时中国在用一元干别人 2.4 美元的活儿。这种奇迹，是 “硬件” 不行靠拼 “软件” 
硬挤出来的，软件不是指的其它，正是拼的研究人员的 
“大脑和身体”，通过多动脑子，多加班，来弥补经费不足。在加上当时火箭院极其微薄的工资，使得人才流失异常严重（相比之下，现在网上热传的航天人才流失算个屁）。当时火箭院一位年轻院长在接受采访时曾抱怨道：
“搞载人航天确实太苦了！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加班。我有时就想，如果生活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那也太没乐趣了！”
事实证明，他的人生后来很有乐趣，这位接受采访的同志，就是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 吴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