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选制下，香港12月19日将迎来首次立法会选举，明年3月27日还将举行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紧随特首选举之后的7月1日，也是香港主权回归25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亦是邓小平当年所许诺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中期时刻。在这样的中期时刻，有必要继续追问香港的“遗留问题”，既是对过去的思考与总结，也是作为香港再出发的前提与基础。 6park.com
也许人们会问：经过修例风波的“高烧”，再加上由此必然结出的“香港国安法”与选举制度改革，以及北京重新将香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香港真的实现了由乱转治、由治及兴了吗？现在的香港，看上去确实已经不乱了，马照跑、舞照跳，虽然有疫情的隐忧存在，但街市、商场、地铁还是熙熙攘攘。但不乱的香港，不等于治理效能提升了，也不等于“由治及兴”了。就像修例风波期间，最容易做到的是“止暴治乱”，最难做到的，则是如何透过现象对香港深层次问题和二次命运进行更广泛和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香港遗留问题之一：深层次矛盾积重难返 6park.com
24年前，中英在关于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的谈判中出现分歧——英方为了彰显“光荣撤退”，主张交接仪式放在中环露天大球场；中方则另有盘算，选址于新建的会展中心。表面看，会展中心的外形像极了北飞的大雁，象征香港这个在资本主义浸泡过的“孩子”终于回到“母亲”怀抱。可终究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从太平山顶观之，会展中心更象是一只巨龟，预言了香港人心回归长路漫漫如龟速。 6park.com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香港今日面对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并非自身地位的下降和经济空间被挤占，而是资源、利益分配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昔日“狮子山精神”造就的财富神话及其利益结构，如今成为香港管治与社会正义的某种障碍性因素。而这样的结果，也蕴含着“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底色。 6park.com
应当说，1980年代中央的香港政策只有两个最高目标：一是香港必须回归；二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本身，也是为了服从这两个最高政治目标。邓小平说的很直白，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按照中央决策思维，只有确保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才能保证“繁荣”，进而维持“稳定”，而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保证资本家的利益与创造力。换言之，若要“繁荣”，势必要从政策层面特别照顾工商界的利益，“港人治港”的资本精英主义逻辑被偷梁换柱换算成“商人治港”。


1997年7月1日，香港举行主权交接仪式，预示香港主权正式回归中国。（VCG）

这样的政策倾斜与特别照顾，固然在回归前后一段时间内保证了治港最高政治目标的基本实现，但同时也为香港积重难返的官商共治及与民意的某种对立埋下了祸根。当社会财富还足以应付各种矛盾时，情况还不算太坏，可一旦各种利益冲突加剧，这种政商合谋旋即成为被质疑的主要对象。2003年的大游行之所以反对派得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关键在于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香港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商人治港”、“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的声音。反对派有效动员的力量源头，正在于此。 6park.com
在“反官商”的社会动员中，香港反对派逐步搜寻着扩大政治空间及深耕“本土”的契机，埋伏下未来香港社会运动激进化、民粹化、本土化乃至于港独的先兆。借助社会不满，反对派甚至乘胜追击，开始聚焦实现“双普选”的更大目标。 6park.com
相较于2003年，今天香港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贫富分化有过之而无不及。11月10日，香港政府发表《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宣称在政府政策介入后，2020年全港贫穷人口降至553,500人，较2019年减少88,000人，贫穷率下跌1.3个百分点至7.9%。若没有考虑政策介入措施，2020年香港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分别为1,652,500人和23.6%，新增贫穷人口近半来自失业住户。23.6%的比例意味着香港每四个人中，可能就有一个人生活贫穷。 6park.com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就此感叹道，“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天不变，香港收入分布不均的情况将持续下去，而香港5个市民中有1个贫穷的宿命，看来也不会改变。”生活窘迫及未来预期恶化，进一步为政治上的激进运动提供了土壤与温床。 6park.com
除了官商共治，香港介于行政主导与三权分立之间的权力结构，也无形中加剧了结构性矛盾的深度与广度。虽然香港拥有高度自治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但鉴于行政长官的宪制地位和权力极为优越，故而实际的政治体制依然是“行政主导”。在香港的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务员自治与社会运动激进化的共同制约下，《基本法》纸面上的“行政主导”陷入实际不能的窘迫境地，不仅不能发挥其制度上的预期功能，更成为香港本地政治批判和央港政治冲突的重要议题。占中运动甚至本土分离主义与香港反对派对行政主导的不认同及过度政治批判颇有关联。但实际上，行政主导制的设计初衷正在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避免过度政治化及中央失控。 6park.com
邓小平当时之所以坚决反对香港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于他看到了这一体制可能给香港繁荣稳定带来的冲击。按照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的剖析，其一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注重“中央集权”，邓小平认为权力分散不利于政治稳定和强势管治；其二是“殖民地”政治体制行之有效，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要素。因此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在相当程度上参考了“殖民地”以总督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但比殖民总督制更进步，引入了代议制架构和双普选目标。 6park.com
可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本地化理解与政治实践引导下，行政主导体制想当然地被忽略了，多数港人认为三权分立才是香港政治体制该有的形态，于是才不断出现香港政治体制究竟是行政主导还是三权分立的无谓争论，且在这一形态下，因为终审权被放到香港，在实际上也形成了司法至上的格局。所以当时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提到“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三权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时，即便是说了句大实话，却也迅速引起了港人的愤怒与恐慌。事实上，特首在基本法上具有双重属性，合法性来自于选举和任命，负责制也来自于对本地和对中央，其主导性与超然性本具有充分的基本法依据和宪制基础，但本地化理解和本地民主政治的自主性进程与“一国两制”对特首的宪制安排发生了重要的错位和冲突。 6park.com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权力结构，使得不论特首是否代表香港大多数民意，只要被中央认可便会陷入香港反对派的多重夹击之下，既不能“行政主导”，又要看中央脸色，还得受制于现有司法至上的宪制结构和立法院内情绪化对立的党派政治，泛政治化的争执日趋撕裂基本法秩序。对于生存在夹缝中、切身感受市场化与政治对立后果的普罗大众，则想当然地将所有问题的源头对准中共以及中央干预和没有普选，误会了矛盾真正的始作俑者，也逐步丧失了融入国家以解决困境的战略视野。

香港遗留问题之二：走不出的殖民地意识形态 6park.com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或许能给透视香港问题提供有益思考方向。按照辩证法原理，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6park.com
中共作为香港问题的“外因”，只有通过“内因”也即香港本身才能起作用。而所谓香港本身的问题，最为核心的，便是对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的盲目追求，以及至今未能走出的殖民地意识形态。香港积重难返的阶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盲目与殖民意识之下一代代传递下来的。 6park.com
香港并非一开始就被自由主义和殖民地意识形态所束缚，变化发生在“六七暴动”前后。受当时世界左翼政治运动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感染，香港左派于1967年5月发起规模浩大的“反英抗暴”运动。这一运动起源于香港本地管治中的劳资矛盾与社会不平等，并受到了来自内地官方和民间的积极声援。官方的声援包括外交部召见英国驻华使馆代办表达抗议、《人民日报》发表多篇重磅文章；而来自民间的声援更甚一筹，如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等等。反英抗暴初期，时任总理周恩来虽然多次强调斗争必须有理有节，也反对在香港动武，可是停不下的车拖垮了马，走上了暴力不归路。


香港左派于1967年5月发起规模浩大的“反英抗暴”运动。图为六七暴动旧照。（Photoblog.hk）

随着情势走向失控，港英政府的强力镇压还在层层加码，但内地受制于文化大革命的乱局，已然无暇他顾，缺乏决断意愿即刻解决香港问题，经政治权衡而最终采取了与英国妥协的立场。香港左派瞬间成为失去强大后盾的“无根的浮萍”，很快便在港英政府的镇压下偃旗息鼓。原本“反英抗暴”的正义斗争，也在港英政府“洗脑赢心”工程的操弄下逆转为“政治动乱”。毛泽东彼时“不动武”的指示，固然有基于现实的考量，但在更大范围内奠定了港人对内地的刻板成见。人们恍然意识到，原来，关键时刻，国家是可以随意牺牲掉“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祖国好儿女”的。 6park.com
由此，便导致了香港左派对中央的某种离心效果。而且香港社会对于左派运动的破坏性日益反感，反向刺激了将香港作为“新家园”的本土意识，客观上配合了港英政府对左派的长期镇压以及对香港的管治改革。“六七暴动”本欲抗英，却意外产生了将香港居民推向港英政府一边的政治反效果，这对香港社会价值观与政治意识的形成造成了重要影响，“恐共”、“惧中”的心态开始弥漫香港。 6park.com
曾在中联办研究部工作、现任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的强世功在其着作《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对“六七暴动”之于港人心态结构的变化有过精确分析。“港英政府采取系统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内地’、‘社会主义’的嫉妒恐惧心理。这样的恐惧心理与内地逃往香港的国民党达官显贵、大资本家和左派知识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应，使得‘恐共’、‘仇共’成为香港市民的基本民情，这无疑增加了香港市民对香港回归的排斥心理，也增加了香港回归中国的难度。” 6park.com
如果说“六七暴动”是香港左派对内地幻想破灭的开始，那么后续港英政府的“洗脑赢心”工程则直接加剧了这种破灭感，并将辐射范围扩大至多数港人。以至于，在香港回归24年的今天，面对阶级问题和贫富分化如此严重的现状，香港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恋殖”情结以及对于自由主义的盲目追捧。在香港机场候机大厅LED广告屏上，一家证券公司标榜其能为客户带来最大投资价值，就是以“自由经济”的坚守作为关键卖点，这样的情景在香港并不鲜见；就连特区政府，也毫不掩饰对于自由经济和放任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青睐，将这一制度视为“最好的制度”；此前的七一游行中，赫然出现了港英时期代表香港的龙狮旗，反修例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当晚，港英旗甚至被铺在了立法会主席台。凡此种种，既折射出香港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又无不强烈地刺激着中央。 6park.com
而在香港本地，对于“恋殖”自有一套看似逻辑自洽的说辞。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是，正是因为回归后现实情况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对中央不断侵蚀香港核心价值的不满，才导致了港人的怀旧心理。在这样的心理引导下，中共成了恐怖的化身，港人也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内地发生的负面事件。此一想当然和变色处理，与其说是密切关注内地的动向，毋宁说是为了夯实己方的刻板成见，以便继续偏安一隅。 6park.com
港人的“想当然”，还具体而微地体现在对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曲解上。所以，才有了“23条立法”风波，以及对于人大释法、国民教育和行政长官实质任命权的习惯性对抗，及至2019年那场旷日持久的反修例风波。从这个层面来看，虽然香港在政治意义上已经回归，但人心始终未完成回归。

香港遗留问题之三：精英深陷西方价值联盟 6park.com
虽然香港由700多万港人构成，但主导整个香港运作的，还是数量庞大的公务员、政客及精英群体。原本应该成为推动香港社会健康运作、不断向前发展的政治精英，却成了被意识形态束缚、捆绑最为深重的群体。 6park.com
港英政府时期，英国在香港系统地开展了殖民地教育，最终培育了香港西化的本土文化，从而在文化思想与意识形态上将香港与内地隔离开来。香港回归之后，中央并没有推动香港的“去殖民化”，香港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继续进行“文化再生产”。以至于香港精英普遍认同西方世界，认定香港是西方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香港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大都市，则普遍缺乏认同。 6park.com
正是因为未完成“去殖民化”，同时也缺乏认同，所以香港政治精英群体自身的思想意识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出于对民众解决社会公平公正强烈诉求的反馈，香港理应追求公平而非效率；但另一方面，因为香港一直信仰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所以为了最大的政治正确，又必须退而求其次，何况香港本身的架构也不是那么照顾社会公平。 6park.com
为了虚无的政治正确，而弃多数港人的福祉于不顾，这样便产生了香港最大的现实，也即在经济和身份归属上始终游离于国家，认为自己从属西方价值联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此外，在西方中心论的指引下，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西方民族优于中华民族，西方体制优于中国体制。世界文明发展只有一条路，就是走向西方式的政治经济模式，不可以有其他民族文化的模式，只有西方的路才是理想归宿。


2019年8月3日，香港修例风波期间，一名示威者举着美国国旗游行。（Reuters）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就多次谈到这种“头脑与现实脱节”的现象以及背后的关键，“最难应对的问题，或许还不在于香港、台湾遭到有形殖民的历史和有形的后殖民现象，而更可能是一种无形殖民现象。19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界和青年中，有极大比例的人，将自己的头脑开放给近代工业国和与之相伴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作为其殖民地，奋力切断与中国传统的连结，也切断与中国现实的连结。大陆的知识界至少还觉得西化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而成为有形殖民地的香港和台湾，其中多数的精英甚至于更倾向否认自己的中国性，更急于证明自己已然彻底脱离中国，因而在行动上要表现出对中国的厌恶和痛恨。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台独和港独，有的只是一些人祈求恢复日、英的殖民统治的愿望。” 6park.com
这种思想认知，很具体地体现在日常经验中。回归早期，很多香港人揣着英国海外属地公民护照，出去遇到事情找英国领事馆，被拒之后才想到了中国领事馆；英国脱欧公投期间，一些香港人还写了请愿书，意图参加脱欧公投投票，结果又被告知没有投票权的公民；占中期间，除了反对派一些人拿了具体的利益之外，还有很多人还期待着英国等外部势力的干预，这也加速了中央强势介入的脚步。 6park.com
被殖民和资本幻梦锁住的香港政治精英，既无法解决香港社会普遍面临的阶层固化、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也无法真正完成“睁眼看中国”，更遑论“睁眼看世界”。所以当全世界都在搭中国经济的顺风车向上发展时，比如韩国与中国建立自贸区，新加坡积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欧洲、拉美、非洲等纷纷倾心于“一带一路”战略，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香港，不仅没有努力搭上这趟顺风车，而且在中央想要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将其拉上车时，香港有时候却主动选择了“跳车”。“一地两检”上的僵持就是香港本地政治捆绑和反对与国家之经济融合的体现。 6park.com
这样的选择背后，暴露出了香港政治精英的局限与狭隘。香港在昔日的经济腾飞不是资本主义的丰功伟绩，它除了因为港人的聪明勤奋，更仰赖于中国内地的政治封闭和后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内地经历的这两个社会发展阶段，香港都找准了自己的角色。现在，中国的影响已经不同往昔，同时因为世界经济的区域性整合不断加速，放眼整个东亚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如果不善于跟在该区域握有主导权的内地处理好关系，其经济发展都没有前途。具体到香港，整体经济转型怎么实现？整个社会的前途在哪里？将内地这一唯一的选项排除在选项之外，不积极藉助内地这个母体，不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对接，光靠香港自身在内部辗转腾挪，问题只能继续无解。

香港的“样本”意义 6park.com
经过修例风波这样的“高烧”，香港要想重新出发，必须对遗留问题进行再次追问，尤其需要认清香港当下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对于这一矛盾，2005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接见香港特首曾荫权时，就首次提出“需要解决”，但当时并没有具体阐释矛盾的性质与本质。 6park.com
直到五年之后，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记者会上才有了迟到的解释：第一，如何发挥已有的优势，继续保持和发展香港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地位。第二，如何结合香港的特点发展优势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第三，要利用香港毗邻内地的优势，进一步加强香港与珠三角的联系。内地的广阔市场、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是香港今后发展的潜力所在。第四，香港人民要包容共济、凝聚共识、团结一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今后不仅会在经济上还有很大的发展，而且还会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政治。第五，还有两点不要忽视，一是注重改善民生，二是发展教育。 6park.com
说到底，还是发展。习近平在2017年访港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也是香港如何走出“泛政治化”的旋涡，进而将重心落定在发展与改善民生上。毕竟“少年希望快乐成长，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壮年希望事业有成，长者希望安度晚年，这都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根由在于，“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钥匙”，“当前，发展的任务更应聚焦”。


2017年6月30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并发表重要讲话。（Reuters）

特区政府应该明白这些话的分量，因为不管是广深港高铁还是粤港澳大湾区或其他融合措施，对香港来说都是中央送来的一把把“钥匙”。在回归初期，为了照顾港人情绪，中央选择了无为而治，井水不犯河水，让香港自己找“钥匙”，可事实证明，放任的结果便是反复的混乱和内耗，以及港人对于“一国”与“两制”关系的误读。而今中央给出一连串通过融合带动发展的“钥匙”，既是警示，也是希望。 6park.com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因应“一国两制”本身，香港和内地在发展、融合过程中一直在小心翼翼处理一对对看似对立实则辩证统一的关系。曾担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的王志民在宣讲十九大精神时，曾指出困扰香港多年的“六对关系”，即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融入国家和自身发展的关系，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关系，“港事港办”、“港式思维”和“内地方式”、“北京思维”的关系，“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6park.com
这六对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6park.com
香港与内地在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发力点的融合过程中，首先需要厘清的，就是“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港人应该相信，“一次回归”24年后的今天提“二次回归”，并不是西方语境下所谓的“赤化”香港，也不是“一国一制”，让香港成为另一个上海或是深圳，而是以香港的发展作为轴心，继续夯实一国两制，让邓小平提出的这一制度构想不至于中途流产，走向失败，而是如何更适应今天的香港。而且港人应该笃定，二次回归融入的，并不单单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更是提供新的全球化框架的中国。如此一来，香港的角色将更加多元，也更加重要，因为既要成为地方性的区域，又要成为中国式全球化的一个独特战略杠杆和制度杠杆，更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样本实验的驱动力。身兼这三重身份，香港能不重要吗？ 6park.com
此外，可以预想，与内地全面融合之后的香港，邓小平许诺的“不变”照旧，比如依然可以延续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可以享有言论自由、民主法治、司法独立，依然可以使用港币，依然实行现在的治安与管理。当然在“不变”之外，也必然会发生“变”，这样的“变”，短期内可能会让港人感到不适，放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可能是最好的出路，因为这是由香港自身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需要决定的。 6park.com
套用邓小平当年的说法，“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 6park.com
万变不离其宗，这里的“宗”，就是发展与民生，这也是香港这一“制”中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得以成长为百年大党，得以在内地获得超高支持度，中国得以从文革十年的泥潭中走出，全都仰赖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抓住了关键，那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切实地改善经济民生。同样为了发展，香港目前明智的做法，就是抛开那些表面的不适应与习惯差异，搁浅政治上的口水战，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等配套设施，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并且以主人翁的姿态来思考香港的转型。而随着融合日深，交往愈频，一国两制当中偏向“一国”的声音、做法会越来越多，如何做到不让港人反感地接受，也很考验中央的智慧与定力。如果操之过急，重演之前的斗争做派，不仅无法达到融合的效果，反而容易加剧撕裂与隔阂。 6park.com
国安法出台和选举制度改革之后，很多人在设问：2047年，香港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香港？到时香港那一制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升级版的资本主义，还是一个劣质的资本主义？香港会不会变成一个如同内地其他城市一样再普通不过的城市？如果香港完成了“二次回归”，这些困扰港人的问题自然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到那时可能已经没有了变的必要。而这样的“一次回归”与“二次回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体制与制度的共融互通、交流竞合，不仅对于时下正纠葛不断的台湾而言意义非凡，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思考不同制度与文明如何“联姻”，或许都将是一个样本式的存在。 6park.com
香港应该有这样的底气和自信，因为直到今天，香港依然独一无二，依然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