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迫害， 忍辱负重， 仍然忠心不移，矢志不渝

两弹一星元勋 钱三强的故事





何泽慧





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



1946年巴黎，何泽慧与伊莱娜·居里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者，现在人们称他为“中国原子弹之父”。可是在六四年中国首次进行原子弹试爆的现场，人们却看不到他的身影。现在人们称钱三强和他夫人何泽慧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我国研制原子弹最关键的1962年。主管原子能事业的二机部领导，却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将钱三强夫妇调离二机部。在文革中，又是这些人企图将钱三强打成“二机部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他进行批斗，使他的身心受到很大的折磨。这些现在看来十分反常的现象在四十多年前是如何发生的？钱三强在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创呕心沥血的同时，又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他又是如何渡过这几十年的风雨人生的？
（一）在战火纷飞中返回祖国
钱三强在1936  年清华物理系毕业后，37年赴法国居里实验室留学，师从约里奥·居里夫妇，在这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指导下，从事核物理的研究。40年钱三强和他夫人何泽慧一起发现了铀元素的裂变，除了有二分裂以外，还可以有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对当时的核物理研究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而获得1946年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钱三强本人也被聘任为研究所的研究教授，这是留法华人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1948年初夏，国内正在进行解放战争，华北地区战火纷飞，钱三强接受了北平几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邀请，放弃了他们在法国良好的研究工作条件和优裕的生活，为了发展祖国的原子能事业，毅然带着襁褓中的婴儿，乘船回到祖国，那一年钱三强还不到三十五岁，正是风华正茂，创建事业的大好年龄。
钱三强回国并在北平筹建有关核能研究所的消息立即引起美国驻华使馆和驻北平领事馆的注意和关切，他们发函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楝，后来又电话催促要求对此事作出说明。只是因当时时局变化太快，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曾派人劝说钱三强夫妇南迁，钱三强以他老母有病，需要他们在北平照顾，婉言拒绝南迁。
（二）从周恩来特批外汇到中共八大代表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当时世界和平理事会预定在法国召开理事会。理事会的主席是约里奥·居里，钱三强是出席理事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他想利用这次去法国开会的机会，请约里奥·居里在法国购买国内缺乏的，又被禁运的科学仪器，这些仪器又是对国内开展原子能科学研究迫切需要的。但这需要一笔外汇（20万美元），可当时北平刚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党中央还在河北西柏坡，但钱三强的要求还是得到重视，最后由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批准，调拨出伍万美元现钞给钱三强带至法国。五万美元在现在看来，只是一笔很少数目的外汇，但考虑到当年解放战争还正在激烈地进行，各方面都需要经费和外汇，钱三强当时能得到这样一笔“特批外汇”，说明共产党对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视，和对钱三强本人的信任。
钱三强在五十年代初，除了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前身）等工作以外，还承担着许多重要的社会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五二年他作为中国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的秘书长，陪同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到我国东北地区调查和收集有关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
1955年1月，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共同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介绍了原子能科学的基本知识和世界各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表示：“中国也要搞原子弹”的谈话。从此开启了中国要正式开展核武器的研制。
1955年4月，钱三强作为中国原子能代表团成员，赴苏联谈判和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协议，由苏联援助中国建造一座7000千瓦功率的重水反应堆；一座25兆电子伏回旋加速器，并帮助改造核能研究的实验室。到了1957年钱三强又参加了中苏新技术合作协定的谈判，在此协定中苏联同意全面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并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设计图纸。
1956年钱三强被任命为主管原子弹事业的二机部副部长。他是进入部领导班子6、7个部长，副部长中唯一的科技专家。
1954年1月，钱三强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又被选举为出席中共第八次党代会的代表。
以上是笔者收集到的钱三强在49年到57年反右前从事的工作和社会活动的部分情况。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钱三强对这些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另一方面，也可发现，中央高层领导对他还是十分信任的。
（三）从反右时被“引蛇出洞”到文革中打成二机部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57年春，随着整风运动的发展，国内的政治形势在逐渐严峻起来。钱三强当时正在苏联访问，有一天我国驻苏大使刘晓，专门找钱三强和钱学森两人谈话，征求他们对于党开门整风的意见（这使人联想到“引蛇出洞”）。钱三强向大使谈了对党领导科技工作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学习苏联和法国的科研体制，给科学家更多的权力。钱三强批评某位部领导对事物本身没有很好理解，而是用行政办法来领导科研工作，部里有衙门作风。正如前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后来所说的那样，“三强书生气太重，说话太直，有时脾气过于暴躁，不论对科学家，还是对行政干部，不管是开始还是后来，都难免得罪人。”钱三强不知道这些“得罪人”的言论，已经在一些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党政干部中为他埋下了灾难的种子。这些人在二机部党组在58年初召开的三天党内生活会上集中批评了钱三强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而是站在科学家的立场一边；同时还批评了他的骄傲自满，看不起工农干部的行为。可能钱三强当时思想上难以接受这些严厉的批评，他带着郁闷的心情向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当时是原子能研究所一个研究室的主任）诉说自己的心情，也不知当时刘允斌是如何向其父反映的，也不知刘少奇有什么具体指示，二机部党组在另一次党组生活会上继续批评钱三强是口服心不服。
从五十年代后半时期开始，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59年撕毁了对华核援助协议；中止了向中国提供原子能工业设备；也不再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设计图纸；并且撤走了全部援助核专家，这些给刚起步的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更需要组织中国自己的优秀技术人员，尽快地掌握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各种科学和技术。中央从全国各单位抽调了大批专门人支援二机部。钱三强发挥他杰出的科学领导和知人善任的科学组织工作才能，他推荐了不少原子能研究所的骨干和所外的专家去充实核武器研究院（又称九院）及二机部其他单位。
事实上，钱三强早在五八年就推荐邓稼先去主持九院的筹建工作，六○年以后，他又先后推荐了彭桓武，王淦昌，朱光亚为九院副院长。据一项统计表明：从58年到62年之间，从原子能研究所调出至其他二机部单位的人员中，助理研究员以上有147人，副研究员以上的有28人。这些人大多数已成为调入单位的业务骨干，据不完全统计，后来有超过12人成为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钱三强考虑中子物理实验以及强中子源的制备等工作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重要性。于是通过朱光亚向部党组推荐由何泽慧兼任九院副院长，来主抓这些工作。从当时何泽慧在核物理，尤其在中子物理的专长和九院的需要来看，由她来担任这方面的副院长也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可是这些却被二机部某些领导人加以利用，他们上纲上线地攻击钱三强进行非组织活动，说明他对此有个人野心；加上钱三强在苏联援建核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落成典礼的发言草稿中，只是提“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建成”。这些人加以歪曲和上纲上线为钱三强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另外提出的理由是钱三强有不寻常的海外关系，不利于做好保密工作。二机部的某些领导，以部党组的名义向二机部的上级单位提出：要求将钱三强夫妇调离出二机部。
六二年当时二机部的形势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已经完成；铀的同位素分离工作已接近成功；原子弹的引爆实验也取得阶段性成果。国防工办向中央提出：要在二年内，即在六四年以前成功研制并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当然在这些领导的心目中，即使在此时将钱三强夫妇调离出二机部，已经不会对将来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了。
事情闹成这样，周总理先是派人来了解情况，以后他又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的情况汇报，由于晚上有重要的外事活动，他请聂荣臻副总理继续听汇报。在情况基本了解清楚以后，聂副总理代表周总理说：“你们连钱三强都不相信，还能相信谁？”这样调离钱三强夫妇出二机部的计划，没有能实现。当然，周总理与聂副总理也同时批评了钱三强不尊重党的领导的言行。在此前后，二机部党组已经调整了部领导的工作分工，钱三强已不再分管与原子弹研制直接有关的九院工作。于是，从六二年起，就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入最关键的时刻，钱三强却逐步被排除在研制工作的科学领导和组织工作以外，二机部某些领导要将钱三线夫妇调离出二机部的目的，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此时此刻，开创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后人赞喻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却被某些人有意识地冷落在一边。这一天正好是他五十一岁生日，部领导非但不让钱三强亲临爆炸试验的现场，甚至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也看不到他的身影。据钱三强八十年代向“裂变之光”一书的作者王春江透露：在原子弹预定要爆炸的那一天，他的活动被二机部的领导作了精心安排，他回忆道：“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刘杰部长通知我，今天好好听广播，下午五点到七点开会，对我提意见，安排我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照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人搞的。”三天以后，钱三强被送上南下的火车，赴信阳一个偏僻的农村，去清查生产队干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去了。
如果说前二次对钱三强的批判还只是局限在二机部的领导干部范围内，到了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二机部某些领导人认为这次运动是将钱三强在二机部广大群众中彻底批倒，批臭的好机会。
在原子能研究所二道门外，在政治运动期间常矗立着整面贴大字报的木板墙，这是运动发展的一个窗口，所内职工称之为运动的“信号台”。大约在66年7月份一天清晨，上班职工发现木板墙上贴满了“揪出二机部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钱三强”的大字报和标语。细看一下，写大字报的大部分是党政干部或者是研究室的党支部成员，显然，这是二机部某些领导人利用当时的政治运动形势，对钱三强精心组织的又一次政治迫害。这样的大字报当时称之为“抛靶子”，这些领导人采用这样的做法他们企图达到三方面目的，其一显得二机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他们领导运动有方；其二，群众有了批判和打倒的活靶子，将斗争的矛头对准钱三强，也就在运动中保护了他们自己；其三，如果这次运动批倒，批臭了钱三强，他们自己在二机部的威信，就会大大的提高。
但是原子能研究部的职工跟随这些大字报的人并不多，尤其是科技人员跟随的人不多，只有些一般性表态，或揭露一些钱三强的生活琐事。那些批斗钱三强的积极分子就说：钱三强在那些臭老九（指知识分子）中是臭豆腐干，闻起来臭的，吃起来还是香的。他们接着又散布钱三强不过是一个“过时的科学家，蹩脚的组织家”，想以此来贬低他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使人回想起一件往事，在反右期间，有一位新来的大学生批评钱三强是一位不做研究工作的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在一次会议中说：“我也不是不能做研究工作，完成几篇论文，但现在国家对原子能事业更需要的是组织工作和规划，这比多写几篇论文，对国家要有用得多。”
也有人揭露说：钱三强有个人野心，原子能研究所有他的“皮包公司”，即他私自安排一科研人员从事与核武器有关的项目，如氢弹的前期理论研究，强中子源的制备；但核查的结果却是这些项目都是部党组正式列项批准的。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只用了二年八个月，这是当时（1967年）有氢弹国家中相隔时间最短的国家。至于为什么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间隔内成功爆炸氢弹的原因，人们却知之甚少。事实上，就在苏联单方面撕毁对华核援助协定以后，钱三强已经逐渐洞察到：美、苏二个核大国之间核武器竞争，已经从原子弹的竞争向氢弹的竞争转移了。但是，即使在当年执行苏联对华的核援助中，也没有研制氢弹的内容，中国要搞氢弹，一切都要自己从头摸起，但当时九院承担着原子弹的研制任务，已不可能再抽调人员，同时开展氢弹的研究。在此艰难的条件下，钱三强在60年提出利用原子能研究所内的基本粒子理论组和原子核理论组的部分成员，转行从事氢弹理论的前期研究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了部党组的批准。钱三强还多次到这个理论组听取他们的汇报，了解他们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直到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这个组并入九院。如此做的结果是比原子弹成功爆炸以后再在九院开展氢弹的理论研究估计要提前三年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氢弹爆炸成功时间间隔短的主要原因。钱三强在中国氢弹研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杰出的科学预见性和知人善任的科学组织才能，也应该功不可灭。
据“596秘史”书记载，在文革中有二机部的个别高层领导甚至亲自出马写“大字报”贴到九院，说钱三强妄图把持核武器研制的领导权，有个人野心，又有人说49年钱三强托约里·居里夫妇购买的核实验仪器，以及后来去苏联访问时与苏联科学家的私人交往，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而涉及到“特嫌”，据“596秘史”一书说是指1939年，钱三强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时约里奥·居里小组再次证实了铀同位素裂变过程能够产生链式反应，这正是原子弹研制中重要的基础实验。有一位法籍苏联人盖兰夫人暗示钱三强从保险柜中将这些链式反应的实验资料搞到手，并转交给苏联驻法使馆。钱三强拒绝了她的要求。钱三强回国后，于55年就此事向有关领导作了禀报并作了书面说明，以后在文革期间，又在67年和72年两次写了书面说明事实上，他已被不明不白地卷入“里通外国”有“特嫌”的政治旋涡中，成为别有用心的人在政治上打倒他的绝佳材料。
在文革期间，钱三强挂了黑牌被批斗，关进了“牛棚”，他没有了人身自由，当然他又一次被排除在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现场。不但钱三强本人受到批斗，他的夫人何泽慧也受到牵连，她在原子能研究所中被勒令不得参加科研工作，要她去打扫实验室和厕所。后来，他们二人一起下放到陕西二机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了。
（四）文革以后
文革终于结束了，钱三强夫妇也从陕西干校返回北京。自62年以后，他们不断地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和二机部某些领导人策动的批斗，此时已是身心俱灰。回到北京后，他们向有关部门提出，坚决要求将他们调离出二机部。笔者在九十年代有一次遇到何泽慧先生，她告诉我原子能研究所有不少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她的学生）请她回去领导有关中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她回答说：“是不是实验室的厕所没有人打扫？要我回去当清洁工啊？！”钱三强夫妇调到科学院以后，随着文革的影响逐步消退，他们的境遇也逐步有了改善。
九二年钱三强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九岁。他逝世的消息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出，并且简要地介绍了他的生平和对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杰出贡献，还报道了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通过他的秘书向钱三强的家属表示他对逝者的哀悼和对家属的慰问。对一位逝世的科学家如此高规格的对待，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九十年代中期，原子能研究所的广大职工，自发捐款，雕塑了钱三强的半身铜像，放在研究所四合院中央，以缅怀他在开创我国原子能事业，尤其是创建原子能研究所的伟大功绩；另一方面，也是所内广大职工对他多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一个否定。
1999年钱三强被国家追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表彰他在研制核武器中的杰出贡献。可惜钱三强生前未能享受到如此殊荣，奖章由其夫人何泽慧代领。
六十多年过去了，钱三强夫妇也已先后作古。回首往事，自48年夏他们回国以后所经历的风雨人生，我们不禁感慨万千，这绝不单纯是二机部个别领导人对一个有突出贡献的知名科学家个人的打击和迫害。如果没有二机部上级单位的同意和支持，尤其是如果没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右”开始，多年来执行的“左”的知识份子政策的大环境，对钱三强的打击和批斗也不可能逐步升级，肆无忌惮地进行下去。同时，还应该看到多年来发生在钱三强身上的那些不幸遭遇，也是不少知识份子，尤其是不少五十年代从欧美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同样经历过的，而且有些人（赵九章）的遭遇更为凄惨，钱三强的风雨人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也为我们留下一些需要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