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以汉奸罪判处15年徒刑，但并没有真正进监狱。 宣判完了就释放了。 毛泽东受母亲佛学思想影响很深， 真不愿意杀人。 什么样的人都要改造， 不愧是自称的教员。 骨子里的教员， 当然也是自信的教员。   对自己的教育能力如果没有信心， 很多恶魔是先杀了才安全。 
潘汉年是不是汉奸， 没仔细研读他的历史。 从知乎上边编辑的信息看， 他的确干过汉奸的勾当， 但是也获得了很多抗日的情报和资源（不保证准确）。 为啥会这样呢？  潘汉年当过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是共产党的宣传部长， 身份是公开的。 如果不拿出一点捆绑的诚意， 汉奸李不太可能提供情报。 即便是42年汉奸们感觉秋后的蚂蚱寻找保护， 也不会在没有交换和保障的条件下出卖日本鬼子的情报。 毕竟汉奸也要活命。 
但是，这种方式获取情报有一个原则， 必须获得授权或者事后报告。 但是能汇报或者批准的事情自然没办法形成捆绑， 也算不上诚意， 自然也就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 所以越界违规，天知地知的时候， 到底做啥实在没法验证。 
给潘汉年平反的时候，其中一个理由是潘汉年没有出卖共产党的最高机密， 比如电报密码。  这个理由不能说不对， 但汪精卫的手下出卖了日本鬼子的联络密码了吗？  根本不可能，这玩意一旦泄露就是锄奸队的目标了。  所以根本不可能用这个判断汪精卫是否叛变。 潘汉年的错误恐怕就是边缘政策的把握问题。 私自会见汪精卫这种事情不汇报，的确算得上是情报界的死罪了。 如果是在抗日战争期间， 不汇报而被发现恐怕真会被当汉奸处决。 因为私自会见汪精卫，谈话的所有内容都无法核实， 并且政治影响巨大， 难怪潘汉年会被判15年。 因为潘汉年的确不冤枉， 假如日本鬼子真占领了全中国， 汪精卫的政权中一定给潘汉年留着位置。  并且轰炸上海的事情证明蒋介石政府里也有潘汉年的位置。 
所以潘汉年是不是汉奸， 可以在蒋介石政府里讨论潘汉年是不是共产党一样！ 所谓搞情报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也有其道理。秘密战线工作有其难处， 当然也有其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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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七十六号
1939年秋天，汪伪间谍机构七十六号头目李士群透过秘密途径向中共表示建立联系的请求，且希望其友胡绣枫能担任联络。潘汉年和廖承志经上级同意，派遣胡绣枫的姐姐、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中建立联络。[32]1940年，在經過中共中央的同意之下，袁殊引荐潘漢年與七十六號首领李士群取得聯繫，開始與中共展開交流合作[38]。

1941年12月，日本对英美法宣战，上海租界沦陷，潘汉年决定亲自与李士群会面，地点在于李士群的私人寓所，共同参与会面的人还有：李士群太太叶吉卿、袁殊。后有称，潘漢年住進李士群的私人寓所[39]，胡均鹤随后开始负责潘汉年的保卫工作以及潘与李的联络工作[32]。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殺國民政府最大地下組織，上海區書記齊慶斌、區長陳恭澍被捕，戴笠痛恨李士群，称「李士群阻撓國府在淪陷區實施各種政策，凡足以獻媚日敵者，無所不用其極。另在杭州設無線電台，專偵察国民政府方面軍事行動，實為抗戰以來罪大惡級之巨奸[40]。」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宅再度会面，李士群为表诚意，透露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还要求胡均鹤给予潘可支票簿以便资金获取，潘汉年婉拒未果，只得接受[32]。同年9月，李士群经潘汉年委托协助“几个助手”前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李士群答应将潘汉年及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及王尧山等人护送到苏北。11月，潘汉年一行共五人至镇江，胡均鹤与汪伪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接车，王尧山颇为紧张，指认胡为中共叛变者。潘汉年回应：“胡均鹤、刘毅虽然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但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抓去后严刑拷打下自首叛变的，对国民党不会有好感，现在又落水做了汉奸，明知没有丝毫前途，因而想为我们党效点力，争取党的宽大。”翌日清晨，刘毅护送一行人过长江抵达仪征，一路护送到罗炳辉将军驻地附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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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汪精卫
1943年4月，为刺探日军对新四军根据地扫荡计划，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派遣潘汉年前往上海负责情报工作。旋即潘汉年前往上海与胡均鹤见面，请求与李士群见面，胡均鹤陪同潘前往南京李家，因李外出会见汪精卫未能见面，随即开车前往汪公馆，在李士群安排下与汪精卫会面。尹骐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描述称，汪精卫向潘汉年表达了请求共产党参与其政府治下的议会政治，表示共产党不应该和独裁的蒋介石联合，但是潘汉年断然拒绝之[32]。根据王明回忆，「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佔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41]。但档案显示，毛泽东是在亲耳听到潘汉年否认后才发文亲自替他辟谣。这表示潘汉年会见汪精卫是其个人行为，明显与王明的说法不符。

随后胡均鹤陪同潘汉年返回上海，潘汉年以游走新四军和日占区的商人胡越明的身份介绍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会见中，他们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42][43]。有人怀疑，在会见汪精卫的事后，潘汉年奉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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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敌叛国之争议
對於與日偽機關合作，中共解釋說是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45][46]此次会面被国民党情报人员获悉，随后国方以此宣传并攻击中共。毛泽东得到潘汉年亲口否认后选择了相信，于是亲自发文为潘汉年辟谣此次会面。然而事实上会面确实发生了，潘汉年十二年来始终否认此事，只在唯一的知情人胡均鹤被捕后才承认。[28][47]

1943年6月25日，陳布雷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指出：「共黨潘漢年現充新四軍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攏，在京滬江淮一帶公開活動與敵偽交往頻繁，延安代表馮延壽（化名）在南京與敵軍及汪偽洽商政治停止摩擦、軍事停止衝突、物資相互交換等[48]。」1943年9月5日，毛慶祥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敵方（日本）極力獻媚蘇俄，企圖完成聯俄聯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國聯絡共產軍牽制國軍作戰之兵力，現汪精衛正替日本拉攏八路軍毛澤東代表，而潘漢年早與汪偽正式談判妥協，且由汪偽介紹潘漢年與日軍領袖見面，東條認為此舉是與東軍聯俄互相配合之行動，但駐南京之日軍總司令長官畑俊六大將則堅持反對聯合[49]。」蔣中正電令：「有無潘漢年在偽方活動，交兩統（中統、軍統）局查報[50]。」

1943年10月7日，林蔚調查報告《呈復奸偽潘漢年與敵偽勾結情形》：「潘漢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團上海辦事處主任，上海淪陷後仍潛伏於上海活動，據江蘇調流室本年3月13日報稱，南京偽方高級人員傳出消息，謂中共曾派潘漢年来甯洽談一次，內容結果汪精衛密不宣佈；另據偽特工消息，謂偽之與中共在滬人員有相當聯繫，偽特工並派胡均鶴經常來往蘇滬一帶，負責聯絡事情[51]。」陳恭澍對中共與日軍聯手感到痛心，指责共產黨利用七十六号进行地下活動，直接、間接打擊國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員。[52]

会见汪精卫一事先未向中共高层批示，事后影响巨大也未做检讨，直至1955年潘汉年向中共中央上书检讨。1945年，饶漱石以中共华中局名义写信给毛泽东，称潘汉年在工作中违反纪律，当时正要会见潘汉年的毛泽东并未理睬[13]。1955年，渡江战役中投共的多面间谍、亦是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唯一见证人胡均鹤被捕，潘汉年后上书检讨此次会面后，随即被捕，毛泽东批示潘汉年从此不能信用，其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日后成为其毛泽东判定其有“内奸”罪行的重要依据[14][53]。潘汉年自己后来解释，自己当时与饶漱石不和，畏惧自己因坦陈错误受到责罚，而选择三缄其口[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