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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尼克松时刻”，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史就是一部误判史。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的战争。过去两年，美国朝野对中国最大的愤懑就是“受到欺骗”，这只是对自己误判的另一个表述，因为中国从没有欺骗过美国，只是美国一厢情愿地认为能重塑中国，结果误判得一塌糊涂。
美国其实对世界上很多事情都误判。大多数误判不打紧，因为对美国没啥影响，或者影响可控。中国的事情本来也是这样。中国尽管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这个第一直到最近才被印度超过），中国只是遥远东方一个好奇的存在。
现在不一样了。
中国在经济上坐二望一。尽管以美元计价的中美名义GDP差距还因为汇率原因拉大了，美国很清楚，中美实际国力差距早已不是名义GDP差距能体现的，更何况中国购买力等价GDP在2016年就超过了美国。
换句话说，美国急需看懂中国，能对中国的政策走向可靠预期，并作出相应的对策。
但现实是，美国对中国的决策越来越看不懂，更对影响不了中国决策越来越束手无策，眼下最大的看不懂在于中国经济遇冷，但为什么还不出手救市。不仅美国公司不知道如何是好，美国政府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美欧加起来依然占据世界经济的大头，但这是存量市场。印度、越南近些年来有耀眼的增长，但印度增长有太多“印度特色”，总是令人不放心。越南体量毕竟小，不可能取代中国，近来的反腐风暴也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国内国际政治变局。中国才是世界经济最大的增长极，而且在存量方面也迅速成长为与美国、欧盟等量齐观的存在。
美国公司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国内市场的内卷压力，美国政府的脱钩压力，使得美国公司举棋不定。最大的不定性则是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在中国的美国公司有三路：第一路是制造业，倚托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他们主要受到中国同行的竞争压力，中国政府决策的影响相对不大；第二路是高科技出口，现在一方面受到美国禁运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中国“国产优先”的压力，中国政府决策的影响较大，但影响更大的是美国禁运。第三路是金融和投资，这方面受到中国决策的影响最大。
金融就是追涨杀跌，但这是短期的，长远的大方向必须是涨，否则追涨必然被套牢，抄底更可能赔得底儿掉。
中国执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但不是无政府的市场经济。中国政府主动戳破房地产、教培、游戏产业，这貌似反市场，但不仅刹住资本暴利、百姓接盘的坏趋势，也是为了规范市场和健康的市场发展。
但对于美国公司而言，房地产、教培、游戏中的不良资产属于“应死尽死”还是“太大而不能倒”，就是必须看懂的政策走向，看走眼了就是史诗级的大亏损，被恒大、碧桂园套牢就是先例。中国政府可是反复警告过“房住不炒”，但美资以为房地产已经“大到不能倒”，结果套牢了。
对于新质生产力，到底说说而已，还是画饼充饥，也是必须看懂的。这不仅有关中国相关行业，还有关欧美相关行业。这一次，看走眼不仅避不了险，还可能“人在家中坐，险从中国来”。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看懂中国更加重要。美国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也越来越不超级了。美联储依然呼风唤雨，但中国央行的动作同样引人关注；美国的《芯片法案》是影响世界高科技工业的大事件，但“穷得只剩钱”的美国是不是能再工业化至今还是“先看看再说”；相反，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在此前已经把世界吓得不轻，现在则是只做不说，华为Mate 60问世是第一幕第一场，眼下都在等华为用5nm芯片推出第二场，以及what next，尽管还是都没有看懂华为是怎么手搓芯片的。
特朗普认定“贸易战是好事，容易赢”，但直到下台都没能把贸易战的前沿推进一步。拜登有特朗普做恶人，以为在贸易战问题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结果进没有门，退没有路，全面围剿的贸易战打成小院高墙了，差不多和国民党军从进攻东北到退守孟良崮一样，在看不懂中越打越被动。
现在看懂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3月20日，外国驻京记者协会在北京举办讲座，邀请美国CSIS中国问题专家Scott Kennedy做专题分析。
CSIS是美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Scott Kennedy是老资格中国问题专家，也是中国在疫情后恢复外国人入境时第一批入境的学术人士之一，尽管那时的签证和检疫门槛依然很高。驻京外国记者本来应该是最了解中国的，但特意把Scott Kennedy请来，不仅说明他在中国通圈子里的声望，也说明即使常驻中国，西方人也实在看不懂中国。
另一个可能是西方媒体开始意识到看懂中国、讲清中国的重要性，因为西方媒体的信誉和话语权正在被现实毒打中迅速流失。中国故事太大、太重要，不予报道肯定不行，带着根深蒂固偏见的“见微知著”可能讨总编甚至读者的欢喜，但越来越说不圆，经不起质疑，以至于影响西方对华报道的整体信誉。无意歪曲骗人骗己，继续有意歪曲也需要首先看懂中国。
Scott Kennedy认为，中国决策之所以“不按常理出牌”，有四个可能：
一、中国领导层不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他们没有被告知一些信息。“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认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面对面对谈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解决房地产问题、提高生育率等问题过于复杂，中国领导层不知道该怎么办。
三、中国领导层不在乎，可能比起经济议题，中国领导人花更多时间思考自己和其他高层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四、中国领导层不同意外界的分析和判断，他们认为他们在做该做的事。
有意思的是，Scott Kennedy并没有说哪一个可能性最大，他似乎只是在穷举一切可能性。至于哪一个最可能？“你猜”。
如果中国领导层对于国情如此不了解，那外界的强力提醒能影响决策。学术交流是一个渠道，商界压力是另一个渠道，甚至政府间交流也是一个渠道。但时到如今，大概很少有人还真心认为中国领导层会竟然如此不解国情。事实上，中央在大会小会上不断谈到经济顶风船，所以不解国情的可能性实际上可以排除。
房地产、生育率问题当然复杂，如果中国领导层因此而不知所措，外界的强力建言也能影响决策。同样，学界、商界交流可以发挥作用，政治上有足够互信的话，政府间交流也可有作用。问题是一样的：中国是在复杂和困难中走过来的，中国领导层也是在艰难决定中走过来的，从来没有不知所措的事。不是说所有决定都最优，但认为中国领导层会被复杂问题吓得不知所措，这样不顾事实、不看历史的低估本身就是看不懂的根源之一。
认定中国领导层只关心个人政治地位，不关心国民经济，这是非常陈腐的政治偏见了，竟然还没有与时俱进到“唯GDP论”的时代，也不会成为中国通圈子里认真看待的可能性之一。
那排除法下来，只有“中国领导层不同意外界的分析和判断，心无旁骛地在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
这是最合理的推断，但也是西方最不愿意面对的推断。这不仅放大了西方的看不懂，还因为西方的自以为是和思维定势而导致系统性的误判。
单纯看不懂只是偶然性的误判，就像多选题总是勾C，总有蒙对的时候。但系统性的误判就是“总是偏偏勾错的”了。
根源在于西方的文化傲慢及其导致的思维定势。从选票政治出发，看不懂和理解不了中国领导层提出的“要有定力”；从资本出发，看不懂和理解不了“大到不能倒”怎么说倒就倒；从政治理论出发，看不懂“为人民服务”怎么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要做的。
基督教文明与希腊文明共同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石。基督教最重要的原则是“我就是道路“（I am the way）和”信我者，得永生“。这本是基督教的宗教原则，但也成为大航海时代以来主宰世界四百多年后西方的习惯性自我认知。以己度人成为习惯，以己而度不了的人要么被打到“懂事了、按规矩办事”，要么漠视也无妨。
但中国“太大而不能打”。要是还是鸦片战争时代，西方早不废那个话了，直接就打上门来了。
中国更不能漠视。中国在不动声色地吃掉西方的蛋糕，没法漠视。本来中国提倡双赢，愿意分享，但西方习惯了独霸世界，与中国分享意味着“中国拿走了本来也是西方而且西方没想给的蛋糕”。
有句话叫文无第一。文科生常被嘲笑，但文科其实越来越重要。文科是管与人和社会打交道的，理工科是管与物质和自然界打交道的。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理工科的作用无可置疑；在初步征服自然后，文科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然而，文科与理工科有一点不同：真理未必唯一，通往真理的路径更不一定唯一。这或许是文无第一的真实含义。
中国主张多元世界，这不仅是反对西方一元思维和垄断真理，也更加符合世界的真实面目。西方可以坚持自己的三观，但要看懂中国，需要拥抱中国式三观，拥抱多元世界。这种拥抱未必需要赞同，但需要理解。但西方实际上在反方向上拔足飞奔：利用话语权欺人骗己，顽固地以己度人，继续看不懂中国就是必然的。
眼下耶伦又来中国，要谈产能问题，还是看不懂中国。不过她倒是看懂了中餐，尽挑好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