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弗伦奇(David French)是位坚定的“支持生命权”（pro-life，反对堕胎）的斗士，这根源于他保守的基督教信仰。
 
在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支持生命”（反堕胎）运动假大空》中，弗伦奇指出了今天美国政治和宗教上支持生命运动中，外在的假道学和内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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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堕胎人士的传统立场是，生命从受精卵开始。根据这个立场，体外受孕（IVF）治疗过程中多余的受精卵就是生命，他们已经有了“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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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伦奇认为，受精卵就是个“人”，应当享有平等的人权，除非母体的生命受到威胁。这个观点在IVF的治疗过程里遭遇到不可克服的自我矛盾。弗伦奇支持IVF手术（那是支持生命）。于是，他就不得不接受抛弃多余受精卵的可能。然而，这却违背了他认为受精卵是生命的初衷。
 
弗伦奇虽然没有提到这点，但他肯定也意识到这个两难选择的困境，只是他对母亲期望怀孕的同情心掩盖了他对IVF手术中被抛弃的受精卵的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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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不支持弗伦奇这个“人”观，但我们得尊重他在文章中表达的一致性，和他在道德上的坚持。这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里我们应有的原则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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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容许IVF手术是“支持生命”，抛弃多余的受精卵又是可容许的，这正好显示，反堕胎人士生命起源的假设无法自圆其说。人类其实并不了解生命的起源究竟是在什么时刻，那种相信生命始于受孕那一刻的立场，不过就是个“信仰”。
 
既然它是个“信仰”，采取这个立场的人就不应当把它强加于整个社会，否则就违背了民主的原则，也违反了美国宪法对人权的尊重。生命从何时开始的这个问题，应当从政治和法律的讨论中移除，政客们不应当扮演上帝，而让妇女、家庭和医生去做决定。
 
更重要的，弗伦奇此文最大的警惕就是：美国政治上那批用“支持生命”的借口来排斥文化上的他者，以及使用性别身份认同来排斥文化上的他者，这些举动主要是源于维护政治权力的部落思维，根本不是源于“信仰”。他们的种种行为正在简单粗暴地分裂美国，这正是美国今天最大的隐忧。（By 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