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到了觉醒年代
美国最大的危机从来都不是来自外部，历史上如此，现实中也如此。
美国的统治集团擅长内病外治，把美国的衰落说成是东方大国造成的，而美国衰落的真实原因是被犹太资本和盎撒资本利用美国的体制联手掏空。讳疾忌医的结果，不肯正式承认体制的问题导致了由盛而衰。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的改革，而是一场革命。
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本控制了国家，尤其占主导的犹太资本，实际成为美国最大的股东。这就决定了美国不是美国人的美国，而是犹太人的美国。在美国，禁止反犹是最高的政治正确，并在现实中得到深入贯彻，这就是犹太人实际地位在意识形态中的映射。
这是加在美国人头上的枷锁。犹太资本，连带以色列即使做错了，也不允许反对，否则就触犯“禁止反犹”的红线。
本轮加沙冲突爆发之后，因为以色列对加沙平民的罪行，通过互联网特别是TikTok传递给了美国人，围绕着挺巴还是挺以，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撕裂。
本来，挺巴还是挺以的争论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并不是多大的事。但在美国，支持巴勒斯坦，而不支持以色列，这就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反对以色列就会被认定为反犹，不支持以色列也会被认为是反犹。支持以色列不彻底，也可能会被认为是反犹。
是否构成“反犹”的解释权在犹太资本手里，媒体、司法甚至立法都听犹太资本的，所以可以随心所欲“按需解释”，谁敢不服？
反犹是美国政治正确中最不可触碰的禁区。一旦被扣上反犹的帽子，就意味着巨大的代价从此如影随影。
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美国大学校园也随之成了巴以冲突的“第二战场”。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名校都卷入“旋涡”。
10月9日，哈佛大学30多名学生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对所有当前正在发生的暴力事件负有全部责任”，加沙地带的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生活在露天监狱中”，呼吁哈佛大学“采取行动，制止正进行的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
这在美国就跟捅破了天一样。发表声明的学生立即被贴上“反犹”标签。
美国亿万富翁、对冲基金行业知名人士、哈佛大学毕业生比尔·阿克曼率先发难，在社交媒体上要求，哈佛大学应该公布参与的学生名单，确保他的公司不会雇用这些学生。
温斯顿和斯特朗律师事务所取消了哈佛大学三名学生的工作机会。
这些学生个人信息遭人肉搜索曝光，他们今后在美国要面临各种打击，就跟哈佛大学学生说的那样：“生活被毁，职业生涯被毁，奖学金被毁”。
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名字和样貌，还被人用车载广告牌“公示”：“哈佛大学的反犹分子”。
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三所大学的校长被叫去国会接受质询。会后，超70名美国议员要求她们立即离职。在巨大压力下，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校长不久相继辞职。
著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商法教授史蒂文·戴维多夫·所罗门致函《华尔街日报》，警告全美各大企业不要雇用他那些信奉反犹太主义的学生，“如果你不想雇用鼓吹仇恨和歧视的人，我其中的一部分学生你就不要雇佣。”
美国的“禁止反犹”长期无人敢触碰，就是因为一旦被认定反犹，代价就是这么大。
只要涉及到犹太人和以色列，美国人就没有反对和提异议的自由。
但高压会阻止美国学生发出正义的声音吗？显然不能。时隔半年，更大的抗议浪潮出现了。连日来，美国高校连续爆发学生抗议活动，诉求包括要求加沙地带永久停火、美国停止军事援助以色列。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在当地时间4月17日凌晨4点，在巴特勒图书馆前的草坪上支起帐篷，建立了“加沙团结营地”。第二天早上，抗议人数达到数百人。还有一些参与者是犹太面孔，他们认为“犹太人的解放与巴勒斯坦人的解放息息相关”。
4月18日下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克以学生的抗议对大学的运作构成了“实质威胁”为由，致信纽约市警方出面，并宣布参与的学生已被停学，进入校园属于“非法入侵”。
然后纽约市的防暴警察进入校园，包围了草坪，随即出现了抗议者与警察对峙的画面；再然后，警察逮捕了上百名学生，并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没有人有反对以色列的自由”。
这件事引发美国多地高校的大规模声援运动，有席卷全美更多大学的趋势。
耶鲁大学部分学生发起绝食抗议，要求参与哈马斯-以色列战争的武器制造公司从哈耶鲁大学撤资。
现在，哈佛、普林斯顿、布朗等多所美国大学学生组织集会声援哥大学生，甚至宣布将罢课，尽管参与就意味着个人利益的巨大牺牲，但参与的人依然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
哈佛大学有200多人声援哥伦比亚大学的被捕学生，他们公开称“我们与哥伦比亚大学勇敢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他们是我们的道德榜样。团结的代价高昂，但我们愿意首当其冲。”
美国的学生开始觉醒，这些出现在美国的“美丽风景线”，让美国开始有了些许希望。
这让人想起10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主体也是学生，成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也是中国人民拯救国家民族，实现国家主权独立与民族解放的起点。
美国也到了自己的觉醒年代。
二、美国人从现实真相出发，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美国究竟是谁的美国？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摆在面前。是犹太资本的美国还是美国人的美国？一定会有更多美国人开始思考。
美国首先需要一场民族独立运动，先从犹太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让美国变成美国人的美国，就跟中国的民族革命那样实现民族独立。
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人还需要思考更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比如美国人的财富去哪里了？为什么美国发展了这么多年，多数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债务越来越多？
长期以来，美国人被宗教和“信息茧房”所笼罩，他们得到的信息都是经过过滤和处理的，很多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就选择了麻醉自己，寻求一时的精神解脱，放弃了反抗意识。变得跟晚清民国时鲁迅笔下的人物一样，麻木不仁，随波逐流，得过且过。所以美国的问题虽多，但社会一直保持稳定。
但突然间，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一部分美国人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突破了犹太人控制的媒体封锁，接触到了真实的信息，看到了世界的真相，也看清了美国的丑陋。
美国决策层把这个责任归咎于TikTok，参众两院最近迅速通过了关于将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剥离TikTok的新法案。为了抢劫一家企业搞这么大阵势，直接原因是TikTok竟然真的在美国贯彻新闻自由理念，把犹太资本营造的“信息茧房”捅开了一个大洞，让美国人知道了什么才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美国和真实的以色列。
我们曾经说过，美国最怕真相。他们习惯用谣言打击对手，也在用过滤后的信息保护自己的统治秩序。因为美国的体制是如此的不公，犹太资本又是一切不公的最大受益者，犹太资本控制了美国的意识形态，“禁止反犹”可以被任意扩大化，不能对犹太资本和以色列发表反对和质疑。这么扯淡到逆天的事，竟然在美国成为必须绝对遵守的铁律。
这一次，巴以冲突把美国的一切人设和包装都撕碎了。美国人被“信息茧房”抑制的正义感开始苏醒，一起觉醒的还有他们的思考能力。
觉醒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停止。对现状的质疑，迟早会发展到对美国制度的批判上。已经有很多美国年轻人，重新认识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发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美国”的时代呐喊。
现在的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但普通美国人并没有什么地位。虽然他们手上有选票，四年可以参与一回选举总统的游戏，但候选人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只能在资本选好的人里面挑一个，而他们得到的信息又90%都是被犹太资本控制的主流媒体和主要的网络媒体灌输给自己的。
美国的选举重点是前后两头：
一是党内初选和选举。民主党为了阻止社会主义者，设置了超级代表制度，维护建制派精英的利益格局。超级代表不需要经过党内选举，他们由本党在州政府、联邦政府的高官，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构成，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选择，关键时候能对选情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就是要在党内初选阶段就先淘汰智利的阿连德那样的“危险分子”。桑德斯只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资本主义裱糊匠，都无法冲出资本设置的机制障碍走到最终的选举决赛场。
二是选举人团机制。美国不是直接选举，而是采用了“选举人团”这种间接机制，总统大选分为全民普选和选举人团两个阶段。普选其实是民众选择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并投票给各政党提名或指定的一组“预定选举人”，他们承诺会按照普选民意投票给相应的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第二阶段就由这些普选产生的“选举人团”投票产生最终结果。由于进入候选的选举人就在政党体系内，而如特朗普所说美国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这就保证了，一旦普选真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也大概率会被选举人团拦截下来。 6park.com
美国的这套选举机制很精巧，处处体现了美国建国先驱的良苦用心。美国先贤们密商几个月，费尽心机创建的精英共和政体，首要目标是防范民主，防止代表多数底层民众的人通过选举掌握国家权力。美国的建国先驱们对民主的厌恶是不加掩饰的：
美国《独立宣言》签名人拉什
民主是恶魔之最，高喊民主的都是疯狗。
亚当斯
以往所有时代的经历表明，民主最不稳定、最波动、最短命。
汉密尔顿
民主是一种疾病
美国制度的设计者就是这样把民主污名化为“多数人的暴政”，视之为洪水猛兽。
被殖人们顶礼膜拜的“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奠基者们是这样看民主的，是不是很讽刺？
所以在冷战结束之前，美国人很少自称民主政体，因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旗帜，而资本主义世界喜欢用自由标榜自己。冷战结束，美国的学者把自由和民主放在一起，搞了个“缝合怪”，反正话语权在手，容易被忽悠的人又多。话语权到位，都能让人对自己的性别产生质疑，让人把制度设计就反民主的美国当成民主国家又有何难？
美国制度设计者的这种理念被植入在美国的选举规则中，二百多年来都极为有效地运转，阻止了社会主义者通过选举获得权力。
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在大萧条危机中上台的罗斯福，他经常被对手视为一个本质上的社会主义者。
在罗斯福之前，美国和当时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把经济交给市场。美国总统柯立芝就跟现在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一样告诉全世界：“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能发挥最好的资源配置效果。”
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中国的张维迎们也在不断重复类似的话。
柯立芝很快被打脸，美国的大萧条终结了“柯立芝繁荣”，自由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终结。
罗斯福因为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资本组织生产，让社会化生产充满了无组织性，与严重的贫富悬殊造成的市场狭窄形成不可解的矛盾，造成严重的过剩，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双双进入萧条状态，这才是大萧条发生的根源和机制，所以罗斯福实行新政，在美国搞有管理的市场经济，政府有一定的调控能力，防止资本盲目扩张。
罗斯福是为了救美国的资本主义，不得不向社会主义学习，给资本主义打补丁，事实上也的确挽救了资本主义。没有罗斯福的资本主义改良，美国根本不可能扛得住与苏联的竞争。
在罗斯福新政下，美国政府对富人大幅度增加税收，1929年美国富人承担的最高税率24%，1935年则提高到79%，在战争期间更是高达94%。
罗斯福并不是真的要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他只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
罗斯福新政用这种办法给资本主义续了命，当然也是当时的苏联给逼出来的。不这么搞，有苏联作为榜样，美国的革命形势就在大萧条中迅速成熟了。
时间过去了一百年，现在的美国从里根时代重新回到自由市场经济也已经四十多年，美国的最高税率降到为37%，而富豪们还有很多避税的工具和办法。
“为了人民”(ProPublica)网站收集了美国国税局15年的税收数据，涉及美国最富有的人纳税申报单，发现了一个秘密：美国富豪每年缴纳的所得税少得可怜。2014年至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25人总财富增长了4010亿美元，5年缴税136亿美元，实际税率仅为3.4%。其中巴菲特，财富增长了243亿美元，仅纳税2370万美元，实际税率0.1%。2007年贝佐斯财富增长38亿美元，却没有缴纳一分钱的联邦所得税。
美国富豪越来越有钱，美国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
2021年10月，美联储的数据显示，年收入在2.7万美元到14.1万美元之间的7750万家庭，总资产占美国人全部财富的26.6%，而前1%的富裕群体财富占比为27%。
收入排在前1%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超过全部美国中产阶级，这是历史上有统计以来的首次。
随着财富越来越向“金字塔”顶端集中，美国普通人越来越穷。
2019年，美国的前劳动部长在《卫报》发文揭露，半数美国人40年实际工资没涨。这与新自由主义统治美国政策的时间重合。
2019年，将近四分之三的工人称自己背负债务，超过一半的工人则认为自己将长期背负债务。
2016年，美国金融网站GOBankingRates的调查显示，69%的美国人存款不足1000美元，34%的美国人甚至没有分文存款。
2017年的美国家庭经济舒适度报告显示，当被问及如果有急事需要花400美元时，仅有59%的美国人称他们可以轻松地从拿出这么多的现金、银行存款或者下一期的信用卡额度来应急。40%的成年人要么通过借款、要么不得不变卖掉一些东西来应付这400美元，或者根本没钱来应对。
美国恢复了自由市场经济四十年，根据Zucman的研究，美国2018年的财富集中程度已经回到了1920年代大萧条爆发前夕。
时间又过了几年，现在的美国贫富差距更大了。
与192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美国相比，只是去工业化后生产不足导致的债务危机替代了生产过剩的危机。
美国政府和普通人越来越依靠借债度日。少数人越来越有钱，多数人越来越没钱，朝廷的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这是明朝灭亡之前的景象。
美国人吸食毒品的人据说有3500万之多，又有晚清的样子。波音公司都很难组织起来一个不包含瘾君子的生产团队。
美国不是没有钱，而是被掏空了。美国人已经习惯了成本由全体美国人承担，财富被少数人占有。
2007年，华尔街的贪婪搞出了次债危机，让全体美国人埋单，危机过后，华尔街高管马照跑舞照跳，依然享受高薪高分红。还爆出华尔街被救助的企业拿政府救助资金给高管发奖金的丑闻，但没人拿他们有办法。
美国从那个时候就病得很严重了。资本主义绝症复发，但美国已无罗斯福。
三、美国现在的境况，让美国的统治圈都有人失去了往昔的自信。
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对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反思。他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演讲中，对自由市场经济发表批判性观点，否定了“自由市场”理论根基：
首先，美国的工业基础已经被掏空。
在战后几年间，甚至在我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美国项目注入活力的公共投资愿景已经大幅消退。它已经让位于一系列主张减税和放松管制、私有化而非公共行动以及贸易自由化的错误想法。
所有这些政策的核心都含有一个假设：无论我们的竞争对手做了什么，无论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无论我们拆除了多少政策护栏，市场总是富有成效地分配着资本。
现如今，似乎除了我之外，没人敢低估市场的力量。但（资方）以过于简单化的市场效率为名，将战略物资的整个供应链转移到了海外，美国的行业和工作岗位都丧失了。
另一个隐晦的自由市场假设是，（经济）增长的类型无关紧要。所有的增长都是良好的增长。因此，数十年来各种政策改革结合在一起，使华尔街金融等一些经济部门享有特权，而美国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其他重要部门则萎缩了。事实上，我们的工业能力对任何我国的持续创新能力都至关重要，但它受到了真正沉重的打击。
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疫情的冲击暴露了这些美式（自由市场）普遍假设的局限性。
沙利文批判的这些自由市场经济的假设，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到现在还在鼓吹的。
美国另一位重要政客、贸易代表戴琪4月4日称 ：“在中国非常高效的经济制度面前,我们的经济体正艰难生存。”这是我见到的美国在任政客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经济体制的效率高于美国。
控制美国的资本，用新自由主义忽悠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体制进行改造，他们的愿望被中国的西方经济学者变成自己的主张，利用各种机会推销，想更多地成为中国的政策。
其中，最关键的两条就是彻底的私有化和自由的市场经济。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项主张，这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为传播的“新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
①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
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④实施利率市场化；
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⑨放松政府的管制；
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核心就是几个关键词：全面市场化、市场贸易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美国开出的药方即使千变万化也不离这几条。
美国的衰退直接原因是去工业化，深层原因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美国普通人生活最幸福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的时期。当时资本主义面临着生存危机，为了稳定，美国不得不对富豪实行高税收，向劳动者让利，美国的贫富差距缩小。美国1968年的基尼系数为0.372，1978年降低到了0.341；1988年快速提高到0.413；到了2018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变成了0.487。美国基尼系数不断提高的时间段就对应于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的时间。
没有了社会主义的压力，资本主义的打工人好日子也到了头。资本主义打工人的生活曾经美好过，是因为社会主义来过。
当美国的打工人跟着美国的资本家一起诅咒社会主义，他们的日子就开始越过越难。
更难的日子还在后面。
因为人工智能时代要来了，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替代打工人的岗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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