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两语说“诗” www.6park.com
我们中国人对诗，向来不敢亵慢。
中国是个诗的大国，从《诗经》《离骚》到汉乐府，再到与鲁迅所谓的“魏晋风度”相干的大批魏晋诗人诗作（比如“建安七子”等），最后到唐宋时期把诗推上我们再难企及（更不用奢谈超越）的顶峰，其间一千几百年的时间，诗如潮如海，蔚然大观。面对它们，我们似乎只有顶礼膜拜的份儿，容不得半点张狂和造次。
诗多，与之相关的诗论诗评自然就多。孔夫子“删述六经”，其中一经，便是著名的《诗经》。
孔夫子曾提出著名的“兴观群怨”说（参见《论语 阳货》），说诗可以用来言志抒情，可以用来“观风俗之盛衰”，可以用来结朋交友，还可以用来讽谏朝政或针砭社会痼疾。当然，孔夫子所说的“诗”，特指《诗经》，还不是泛泛意义上的诗，但是在后人看来，他的“兴观群怨”说，对于诗歌的内在特质和社会功用都做了很好的概括，于是由《诗经》蔓延开去，用以观照所有的诗歌。
至清朝，再掀一个诗论的高潮，原因在于诗论者有唐宋及明清的大量诗作以为评价对象，便有条件对诗的题材、体裁、表现手法以及诗人的风格、品位、艺术成就做些分析点评，有如现在的网络坛子里，有发贴的，就有跟帖评贴的。清朝著名的诗论大家，一个是袁枚，代表作有《随园诗话》；另一个是沈德潜，代表作有《说诗晬语》，而由沈德潜整理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等，比他的诗论还有名气，它们是教人学习好诗的范本。
其实诗论者除了上面提到的袁枚和沈德潜，还有许多。所以把他们拿出来，一则因为他们诗论的成就，另一则，也是因为他们的诗论代表了自古而来中国诗论的两条主线。
袁枚主张“性情说”，他认为凡好诗，都是真性情的真实表达，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真实感情的率真流露。失却了真性情，就索性没有诗。所以应制之作，“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之作，都不是诗。
近体诗出现以后，诗之格律严格，押韵，平仄，对仗，粘对，要求多，束缚就多。“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说的夸张，其实也不夸张，因为在一个严格的格式里终于找到准确表达自己情感的字句，哪里是唾手可得般的轻松。所以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大家，并不是每每有律诗贴到网上的坛子里，尤其如李白，哪里会叫格律捆了手脚？“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的恣意豪情之作，大都不在格律之间。倒是如李商隐之辈，人抑郁诗晦涩，写点东西总是工工整整。
袁枚的“性情说”，更多地着眼于真情实感，这不能不说是对诗之根本的准确把握。诗，不是用晦涩或华丽的辞藻来“做虎皮”，也不是以“掉书袋”的方式来做别人的教师爷，诗之根本是表达自己的感情，并用这种真情实感来感染读者，与其同时，唤起读者的共鸣。白居易，唐诗之大家，因为他的一首小诗曾闹得“洛阳纸贵”，但是他并没有走“阳春白雪”的贵族路线，而是塌实于给老妪读诗叫老妪能懂的草根路线，用他的诗，“为人民服务”。
沈德潜论诗，强调“温柔敦厚”，这和古来儒家的主张是一致的。“温柔敦厚”，特别强调了诗的教化作用。我们的古人，对于精神文明的重视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我们，太过张狂，太过浮躁，太过功利，与“温良恭俭让”渐行渐远。整个社会的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不可能不在文坛找到对应的影子。如果按照理想的境界说，“温柔敦厚”，不仅应该是诗的品格，而更应该是诗人的品格。不过人的修养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改变的。
就此打住。 www.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