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罢喝罢

1979年高考，最后半天考英语。英语只算30％。象我们这等人往常拥护这样的口号，叫做“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所以英语一塌糊涂。进考场胡乱涂抹一气，等到半个小时允许离考场，便把半白的考卷一交，窜出门高呼“乌拉”。印象中没几个人在其中坚守，半小时一到，往外走的人呼啦呼啦的。
那个年代中国没几个朋友，弄着大家学外语实在有点尴尬。打开国门看看满眼都是敌人。右边帝国主义，左边修正主义。曾经有几个举着碗跟中国讨吃喝的小国，那时竟也大部分翻脸。79年春天对越自卫反击战，许世友，杨得志，大军金戈铁马，攻击至距越南首都河内八公里处，那边范文同主席和武元甲将军呼叫苏联出兵中国内蒙古，试图南北夹击中国以解兵临城下之危，只是他们压根不晓得一句名言：关键时刻别指望俄国人。
我们的英语老师姓高，北京人，一个白白净净长得挺妩媚的少妇，独自一人带着个三岁的儿子住在学校为单身教职工盖的低矮的简易房里。据说她丈夫是地质部的，天天过“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日子，差不多一年才来唐山看她们娘俩一次，呆上个把月。她儿子叫大头，头确实大，而且方方正正，样子很堂皇。
有一回高老师笑容非常灿烂地进教室，我们便问她啥事这么乐，她甩甩齐耳短发，喜滋滋告诉我们：“我们大头他爸来了，上午刚到。”那是下午第一节课，于是我们一群男生起哄：“高老师这节课不用上了。我们大家自习。你回去和他爸午休去吧！久别胜新婚啊！”女生们掩口吃吃笑。被我们一闹，高老师脸蛋绯红，也算半推半就，她胡乱布置点作业，果真丢下我们去午休了。那以后我们经常有人进罢教室，站在讲台前扭捏一番，说一句：“我们大头他爸来了”，大家便敲桌子打板凳，嘎嘎乱笑。
考完以后的日子，虽然内心焦虑着，表面上看却是松弛的。疲惫感弥漫而来。大家都说把考试抛在脑后，考的好坏不去计较，第一要务是休息身心。
我们一伙人今天聚你家明天聚我家，凑到一起抽烟喝酒下棋打牌。
那段时间，只要电影院有新电影上映我们都会去看。日本电影《追捕》就是那时看的。
那是我第一次被一部电影镇唬住。在那之前电影没少看，院子里每周一定会放一次，因为专门有一个电影放映队，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保证机关和家属院一周有一部电影看。打倒“四人帮”以前除了看“三战”，就是看什么《火红的年代》《青松岭》《艳阳天》等等假大空的玩意，那时候我们宁可看“三战”，帮着张军长李军长之类背台词。打倒“四人帮”以后又翻出了一大堆“文革”前的老电影，《秘密图纸》《刘三姐》《阿诗玛》还有其他很多很多。那时候我正是少年粗通人事的年龄，被《秘密图纸》里女特务的妖艳，还有刘三姐的甜美，阿诗玛的秀丽端庄，搞得神魂颠倒，见到一个便移情一个，见到一个便移情一个，既没出息，也不专一。
因为《追捕》，我们才知道了日本那样儿，东京那样儿，资本主义那样儿。而以我们看过的书，听过的广播，他们不应该是那样儿。还有，一部电影可以讲出那么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制造那样跌宕起伏的节奏，可以塑造那样几个性格鲜明独特的人物。杜秋刚毅的硬汉，霜打风蚀过的脸，还有板寸头型，闹得以后许多年里，中国的女人在神州大地开展了一个“寻找杜秋”的运动。运动结果可想而知，女人的浪漫不实际，由此可见一般。史村警长长发披肩“蛤蟆镜”，洒脱而不羁，但是心中有职责也有正义。真由美，优雅优美在其次，最重要的则在于她对爱情的热烈和奋不顾身，这是女人最为感动世界的品格。真由美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把被诬陷被追捕的杜秋从闹市中救出来，那一刻，马扬起鬃毛，真由美的黑发在飘，杜秋在其后，马背上二人双乘，一首“拉呀拉”的无字歌从旁响起。许多年过去了，那一个以电影手法创造出来的意境，总在我的脑海，时时跳跃。
据说温家宝访日，还特意会见了真由美的扮演者中野良子，当面向人家表白，是人家的老旧粉丝。
用今天的眼光看，《追捕》算不得什么大片，既便在那个年代，它也不过是个商业片，跟黑泽明的《罗生门》等经典之作难以比肩。
但是对于那时的我们，它的意义却在于，它给我们洞开了一个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世界。我们不敢相信，外面的世界，已经前出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而回头打量自己，老牛破车，西风古道。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自己的改革开放就从《追捕》开始。它瞬间就颠覆了我头脑中固有的东西。开始比较，也开始怀疑。
那些对我们负责的人，一直把一个真实的世界遮挡起来，他们剥夺我们认知和思想的自由。比照现在的北韩人，就知道了那时的中国人，脸色蜡黄，目光呆滞。
直到现在，官方在人权宣言中依然理直气壮，中国人的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当然是我们的权力，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生存，不是将人的躯体和思想割裂开的生存，不是把人变成行尸走肉的生存。
所以作为人，吃饱了喝足了，我们还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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