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教授和袁老师：毕业典礼致词

廖康


方教授教过的中级班要毕业了，他得到邀请，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教师致词。这类发言方教授做过不少次，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发表的都是中国人在类似场合的官样文章。当然，美国人也经常做这类老套的演讲，冠冕堂皇、言之无物。但时不时就会有人打破常规，玩点幽默，把演讲点缀得妙趣横生，让听众从沉沉欲睡中醒来。“原来美国人在正式场合也可以开玩笑的，”方教授看到了中西方这点不同，打算应用一下。正好邀请他的领导也撂下一句：“请您把演讲搞得幽默点。”不知道是不是嫌他以往的演讲都太正式，太枯燥无味。方教授想了想，自言自语道：“嗯，这次我也变变法，给它加点佐料。”

举行典礼那天，主持人请方教授坐在第一排副院长旁边，椅子上放着程序单。他拿起来仔细阅读，只见单子上有很多大人物的名字：校长、副校长、教务长之类的。然而，那些人并没有来出席这个小型的毕业典礼，只是名字印在上面以示祝贺而已。方教授虽然见过这些人，但也就是打个招呼，寒暄两句，从来没有深谈过。他仅与其中一位负责学术的副校长还算稍微熟悉点儿。看着单子，方教授纳闷，那些人都坐在哪儿呢？他四下看了看，一个也没见着。主持人开始介绍方教授。听到自己的名字，方教授有点吃惊，怎么还没提那些大人物，就先介绍我了？他连忙站起身来，转向后面，朝大家点点头。其实，这毫无必要，大家都认识他。方教授坐下不一会儿，主持人介绍完毕，该方教授致词了。但他看着程序单上那一串名字，没想到自己应该第一个发言，便坐着没动。主持人不得不说：“有请方教授。”他这才连忙站起，走向讲台。看着方教授那笨拙的样子，个别教师吃吃笑起来。

“亲爱的毕业生、宾客们、领导们，”方教授操着略带牛津和北京口音的英语开始发言：“当我得到在这次毕业典礼上致词的邀请时，我感到这是个挑战，因为演讲要用英语。而英语，你们知道，我们在课堂上应该是尽量不用的。因此，我们中文教师的英语都渐渐生疏了。”说到此，他故意结巴了一下，前排的毕业生小声笑了。“尤其是当我听到这些毕业生的中文讲得如此流利，”方教授假作惊奇道：“我的下巴都因吃惊而掉下来了。”方教授夸张地张大嘴巴，前排的观众笑起来。“我本想对你们说声祝贺，但这同样的祝贺你们听到太多次了，我还是给你们一个警告吧：“别让太多的中国人没有下巴。”方教授停顿了一下，期待着笑声，但没有反应。因为英语说下巴掉下来用的是下颚(jaw) ，其实是指嘴张开，而在“没有下巴”这个方教授自以为得意并与“中国人”押头韵的词chinless里，chin和jaw之间的联系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不易让听众联想起来。“与此类似，”方教授继续讲：“用中国话来形容就是‘让人跌破眼镜’。我警告你们，你们去中国的时候，不要过多地促进他们的眼镜行业。”这个笑话大家听懂了，笑了起来。

方教授信心大增，接着讲：“说真格的，你们从中级班毕业了，能够把中文说得这么好并不让我吃惊。哪怕你们将来当上了外交官(diplomat)、大人物(dignitary)、或者某个部门的头目(director of a department)，只要不成为大独裁者(dictator)，我都不会吃惊。听众又笑起来，因为这几个英文字都押D的头韵。“这是由于除了最国际化的语言以外，”方教授信心十足地继续：“你们还掌握了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这个有利条件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仅仅在中国，就有13亿人说汉语，那可是这个国家人口总和的四倍有余。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文正在变为一个国际化的语言。二十五年前，我旅游到穆勒岛，那是苏格兰西海岸一个美丽的小岛。一上岸，我就看到一家中餐馆。店主王先生见到我非常高兴，跟我说起久违的汉语，还请我吃了顿免费的螃蟹餐。前几年，我又去了穆勒岛。你们猜怎么着，王先生已经把全岛的人都改造得喜欢吃中餐了。现在岛上有三家中餐馆，互相竞争，却没有一家给我免费的午餐。”听众又笑起来。“你们将来肯定会比他们成功得多。我警告你们，千万别那么小气。”听众大笑。

“而且，”方教授拖着长腔说：“大多数中国人的汉语都没有你们讲得这么标准。请相信我，嗯，也许他们比你们说得流利些，但关于语法、文化、地理、历史、政治和中国的制度，你们肯定比大多数中国人懂得都多。换句话说，你们知道很多理论，只须把理论付诸实践就好了。嗯，那正是你们开始犯错误的时候。”方教授停顿了一下，又说：“当然，理论很有用，我们需要用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但理论有时候也会拿我们开玩笑。我以前有个学生，特别善于分析。他学了‘叉子、勺子、盘子’以后说，‘哦，我知道了。说话的时候，就在这类词后面加个“子”就好了。’几天后，在一家中餐馆，他要了一大碗面，还有别的菜，他想跟朋友分享，就对服务员说，‘请您再给我拿个碗子来，好吗？’”

方教授这个包袱抖得不错，他停顿了一下，期待着大笑，却没有几个人笑。他以为人们没听懂，当教师的习惯令他不由自主地解释起来：“用汉语，我们说盘子，但不说碗子。”但他随即意识到，这不是上课，而是演讲，便没有发挥下去。然而，原先建立起来的玩笑气氛消散了。

“请不要误解我，”方教授接着说：“理论很有用。但语言是活的，不像数学，所有的语法和语言学理论最多只能描述任何一种语言80% 的应用情况，也许除了拉丁语之外，但拉丁语早就没人用了。”他耸了耸肩，做了个不屑的表情，但没有引起注意。“至于中文嘛，适应语法的情况就更少了。你们知道中文的语法多么简单，习惯用语多么繁多。还有很多四个字母的字，不，是四字成语，还有四万多条成语。所以我警告你们：我们在教室里只能教你们那么多，而在生活中，你们要学的还多得多呢。”方教授停顿了一下，没有人笑。他设计的包袱“四个字母的字”，英文当然是指骂人话，但在这特定语境中，在似乎严肃的劝学中，没有起到令人发笑的效果。


“好在你们已经学会了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方教授锲而不舍地铺垫下一个包袱：“这个学习经历应该给了你们信心，世界上再也没有你们学不会的东西了。你们是否已经建立起这样的信心了？”毕业生们回答：“是的。”但声音不大。如果是美国人，一定会说：“我听不见。”促使学生大声回答，但方教授没有这样做。他说：“很好！那我给你们的最后一个警告是：“不要太傲慢了。”人们大笑，这大大出乎方教授的意料，他心说：不就是一个cocky吗？有什么可笑的？他没有想到，这次笑来源于要求人家有自信和警告人家别骄傲的对比。他只是想：有反应就好，总比刚才冷场好。

方教授停顿了一下，接着讲：“英谚云：‘骄傲让人跌交。’不过，我觉得那倒不大可能发生。正如丘吉尔关于环境改变人的论述所言：‘首先，我们把建筑物塑造成一个特定形状；之后，建筑物会把我们塑造成那个形状。’在语言学里，我们有类似的说法：‘首先，我们说一种语言；然后，那种语言会说我们。’中文非常谦逊，当人们夸奖你时，你用中文回答，会说：‘我最没用了，不配您夸奖。’当人们夸奖你太太饭做得好时，你会说：‘她哪会做饭呢？她最没用了。’当人们夸你太太漂亮时，你会问：‘哪里？哪里？’”方教授特意停顿了一下，但不知道是他们听过类似的笑话，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人笑。他只好继续讲：“无论这谦逊是真的，还是假的。常说这种语言一定会对你们产生影响。这样看来，我都说了些什么呀？我这些警告似乎都没用。我还是说一句老生常谈吧，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一定有其道理：祝贺你们！”方教授鞠了一躬，走下台去。掌声鹊起。把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听起来似乎他祝愿得很不情愿，但用英语说，却有出其不意，又在情理之中的特别效果。尤其是“有其道理”，他用的是英语中常用的法文短语raison d’être，更增加了分量。

回到坐位，副院长夸方教授讲得精彩，既谈到了中文的重要性，又表彰了学生的成就，鼓励他们继续学习，还幽默风趣。方教授颇为得意，头也大了，身体轻飘飘的。后面学生发言，副院长发言，人家说了些什么，他似乎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最后，主持人让毕业生起立，上台领毕业证书。方教授也稀里糊涂地站起来了，袁老师坐在他后面，轻轻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他才明白，连忙坐下。只听后面有位老师说：“你早就毕业了！”方教授才清醒过来。

事有碰巧，不到一个月，三个初级班也毕业了。领导让袁老师代表教师在毕业典礼上致词。由于毕业的人多，典礼在学院的礼堂举行，从上到下，各级领导都来参加典礼，先后发言，显得非常庄严气派， 但那些官样文章也够无聊的。轮到袁老师发言时，方教授才注意到他剃了个光头。只见袁老师不慌不忙地走上台去，先点头感谢了主持人介绍他的美言，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3x5英寸的小卡片。显然，那是他的演讲提纲。方教授心中暗叹：到底是年轻呀，记性好，用不着像我那样拿着一大篇讲演稿，照着念吧，太死板。看观众吧，再看稿子时，又找不着说到哪儿了，所以不那么流畅。

袁老师看了一眼在前排就座的领导，又把目光移向中间大多数人，异常严肃地说：“领导们，毕业生们，来宾们：大家好！我被挑选来代表教师致词是因为我的头发最少。”全场爆笑。袁老师的脸上无动于衷，但他抬右手摸了一下自己的秃瓢。笑声又起。方教授心想：这个小袁，太厉害了。不显山，不露水的，上来就弄了个碰头彩。难道他剃光头就是为了搏此一笑吗？年轻就是好啊！年轻就有资本假装年老。我要是剃个秃瓢，人家会认为我的头发真的掉光了。没有那年轻的脸蛋来对照，仅仅靠一个光头，绝不会这么可笑。而他这么一说，大家这么一笑，即使个别教师可能因为让袁老师致词而嫉妒他，也就释然了。

“中国文豪林语堂先生说过：‘演讲应该像裙子，长足以涵盖主题，短足以保持兴趣。’”又是一阵大笑。这句名言方教授当然读过，因此他知道，袁老师做了改编，把原来的 “越短越好”改进为 “It should be long enough to cover the subject and short enough to be interesting.” 妙啊！方教授不由自主地赞叹。

“我知道，这句名言也许并非林语堂最早说的，但中国人喜欢认为什么名言警句都出自我们伟大的国土。在这方面，我们和韩国人没什么两样，只是我们不那么善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已。”笑声过后，袁老师接着说：“几年前，我在西班牙拜谒了哥伦布的陵墓。后来，我去多米尼加共和国旅游，见到了哥大人那巨大无比的灯塔陵墓。然后我才知道，在拉丁美洲其它地方还有好几处哥伦布的墓地。看来各民族都一样，都喜欢把著名的人和事物归入自己的文化。美国也不例外，柏林墙倒塌那年，全美国大大小小每个城镇的商店都在卖柏林墙的石块。我相信，把那些石块堆在一起，肯定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长。不过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咱们学院东南角立着的那块巨大的柏林墙石块可是真的，我亲自参加了搬运。”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方教授更佩服袁老师了，这一大段话，他说得那么流畅，语气那么自然，而且他无须看稿，眼睛望着听众，与大家的交流真切自然，所以效果才这么好。佩服之余，方教授也不免泛起一丝醋意。

袁老师瞥了一眼卡片，继续看着大家说：“人类的这些共同点其实并不容易看到。你们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注意到的都是不同点。中国人姓在前面，名在后面，跟美国人正相反。但你们欣喜地发现，詹姆斯•邦德那著名的自我介绍方式竟然来自中国：I’m Bond, James Bond. 也是先说姓，后说名。在中国，男人走在前面，女人走在后面。你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男人多，女人少。因为中国男人虽然敢于承担危险，走在前面，但中国的交通事故往往是追尾啊。在中餐宴席上，汤总是最后才上。我们管喝汤叫溜缝，要把肚皮填得满满的，才算是吃饱了。可到现在你们也弄不明白，西方人总是先喝汤，不肯吃得太饱，但西方的胖子还是比中国的多。”这一小段话又引起三次大笑。而袁老师却不笑，脸上始终是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这小子，方教授暗想，一句抖一个包袱，而且如此从容不迫，简直可以去当专业喜剧演员了。

“今天，你们毕业了。通过一年多的学习，你们看到了中英两种语言里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你们能够把汉语的许多特殊用法以及成语和谚语很自然地用相应的英文表达出来。见到‘爱屋及乌’就知道可以翻译成‘爱我，也要爱我的狗’；见到‘贩运槟榔到广东——多此一举’就知道这等于说‘往钮卡索运煤’或者‘给爱斯基摩人运雪’；见到描写年轻女子辞世的成语‘香消玉殒’，竟然能想到‘化作雏菊满庭芳’push up daisies。我学了这么多年的英文，也未曾如此恰当地翻译过一句英文成语。真是了不起！”听到此，方教授不由得竖起大拇指。毕业典礼的发言嘛，不应该完全搞成讲笑话了。也要有一些正经的内容。

“通过学习中国的文字，你们也了解了中国的文化，知道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都热爱生养自己的土地。当然，中国比美国古老一点，所以英语叫‘母亲大地’，汉语叫‘祖父大地’。我们都热爱自由，所以中美两国人民都喜欢说：‘你管不着！’我们都热爱金钱，也都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过‘道可道，非常道’， 华尔街和中南海的道，一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笑声又一阵阵涌起，像波涛一样，还夹杂着类似泡沫破碎的杂音——有人在低声解释。

“当然，中国也在变化。我们常说，中国正在和世界接轨。现在中国和西方同样的事物越来越多，中文和英文接近的说法也越来越多。我们都把那个经常用来打字和阅读的东西叫作计算机，尽管我们很少用它来计算。中国也尊重别国的意愿，不再把韩国的首都叫作‘汉城’，而像英文一样叫它‘首尔’了。我们也用制作材料来称呼它构成的东西，而不用令人迷惑的国名了，比如‘国画’现在叫作人人听了就懂的‘水墨画’，从意大利进口的油就叫作‘橄榄油’，从美国进口的抹在婴儿身上的油就叫作‘宝宝油’，用什么做的，就叫什么，很容易懂，很有益于交流。”袁老师停顿了一下，听众爆笑。

“用电脑软件比如谷歌翻译的正确率也越来越高了。问题是，它有的时候还是会出错。就像我太太的方向感，经常错。她说往东走，一般来说，往西走才对。要是总这样就好了，每次都跟她相反，我就对了。但偶尔，非常偶尔，她是对的。”这次，未等他说完，听众就笑起来了。“所以，你们这些毕业生还是大有作为的。计算机永远代替不了你们。机器翻译永远代替不了你们。祝贺你们！你们毕业了，可以去代替比我太太的方向感稍微强一点的谷歌翻译了。”袁老师鞠躬，下台。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几乎把礼堂的天花板震塌。

方教授服了，而且他深信，袁老师这个演讲必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此时，他才体会到周瑜临死前说那句话的心情。

2014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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