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又过了一些日子，县领导真的要来了。而且接到通知，连地委书记也要来。大队长来到窑上，呵呵笑着说：“这一次现场会气派可大了，后天连地委领导都要来，这次你们可真要都穿上衣服干活了。”
大队团支部集合各生产队的青年团员和“靠拢组织”的知青，进行跨生产队的“大兵团作战”。知青们没有不靠拢组织的，人人都写过“强烈要求团组织在广阔天地里考验我吧”的申请书。尽管很多话都是相互抄的，但是“紧密靠拢”在一起显得不会孤立。“大兵团作战”的任务是，首先把从公社借来的两百多面彩旗，红的、黄的、绿的、紫的，从公路插到村口，从村口插到村里，再从村里插出村子一直插到窑上，路两旁每二十米插一杆。大队部周围、知青宿舍周围和窑厂周围，是重点部位，要求每十米插一杆。听说彩旗不够，公社又从县里用拖拉机拉来不少。
“大兵团”的第二项任务，是在窑厂门外的空地上，搬砖搭建一个主席台，上面铺上黄土，用夯打实。在主席台上用砖垛垒成桌子和凳子，桌子和凳子上铺着朝霞和晚霞带领村里手巧的女人编织的带有花色图案的草垫。
第三项任务是在主席台左右两侧，各摆两口大水缸，准备凉白开。具体做法是后天开现场会之前，用窑上食堂的大锅，把麦粒炒一炒，炒糊后倒上水煮开，再把煮开的水提到缸里装满，盖上缸盖。谁渴了就掀开缸盖，用水瓢舀着喝。那时各地召开“现场工作会”，参加大会的人都自带干粮，连上级领导也不例外。很多领导为了表示不脱离群众，下乡时专门从食堂买窝窝头和咸菜放在挎包里带着，吃饭时三五成群坐在树荫下，用手捧着吃，窝窝头渣掉在地上，赶紧捡起来，吹一吹放进嘴里。去年春上县委刘书记带着县里几个农业技术员来赵庄大队察看小麦灌浆情况，我亲眼看见他们在麦田里忙完之后，到河边洗了洗手，围坐在地上捧着窝窝头吃。吃噎了，就走到准备好的水缸旁，掀开缸盖，“咕咚咕咚”灌一肚子凉白开，抹抹嘴，再把舀水喝的瓢递给下一个等着喝水的人。大队团支部把这第三项任务交给赵爱华和我，因为我是团员，赵爱华是“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后天就要在现场会上“火线入团”，志愿书都填好了，是前天她托我交给赵甚海的。
团支书赵甚海带着“大兵团”到窑上搭主席台时，专门把我和赵爱华叫到一个僻静的砖垛后面，像地下党布置机密任务一样，代表团组织给我和赵爱华“下达任务”。赵爱华见了团支书赵甚海，总是有意躲避他，紧跟在我身旁寸步不离。赵甚海和我们谈话时，她不时伸手揽着我的小臂。赵甚海眼睛看她时，她竟用双手搂住我的胳膊，眼看别处，目光不自然地回避赵甚海，丝毫没有“靠拢组织”的积极表现，倒是积极向我靠拢得很紧密。我莫名其妙，很不自在。每次她揽着我的胳膊我都试图挣开，她却在我挣开后，又搂得更紧。我偷着看一眼赵甚海，他嘴唇微微发抖，脖子红得发紫，对此却佯装视而不见。他好像有话想单独和赵爱华谈，赵爱华却像小孩儿拉着大人的手一样，一直紧拉着我寸步不离，赵甚海看到她的这种姿态和表现，欲言又止。我替赵爱华担心，当着团支书的面，敢做这种“资产阶级的不良动作”，小心入不了团。毕竟还没上“火线”。另外，我和她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她这样做会让人误解我和她“要好”——那时人们还很少使用“恋爱”这种书面语言——赵惠站在厨房门口，远远地朝我们这边警惕地看着。
“大兵团”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第二天清洁平整村里的道路。为了在“大兵团作战”中形成青年团员和“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互相“比学赶帮超”的热烈气氛，理论权威兼大诗人赵广理专门写了一首诗在大喇叭上鼓劲：“同志啊同志，不要彷徨，不要观望，让我们扬起青春的铁铲，挥洒时代的阳光……”嗨！有长进，比“抡吧，抡吧，用力抡起两只大板爷”顺溜多了。
“大兵团”用了一天时间，把村里村外的各条道路铲平，拉来沙子铺上夯实，再拉着碾子碌硃来回压，把所有的道路都“挥洒上了时代的阳光”。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所有知青和村里的青年团员，平时都是大队民兵连的基干民兵。每年冬闲时节，都要集中训练一个月左右。民兵连长等大家干的差不多了，就集合大家，领“大兵团”到大队部去领枪和没装子弹的子弹袋。民兵们领了五六式步枪，上好刺刀，披挂整齐，列队沿着新铺的道路，喊着行进口号，武装游行，自我检阅。大队长要到窑上去对赵惠进行“再教育”，以便明天向地区和县领导汇报思想时有谈话内容，一出大队部，看到民兵们个个肩扛步枪，迎头走来，赶紧让到路边，笑呵呵地向行进队伍挥手。民兵连长高喊一声“正步走”，大队长吓了一跳。民兵们踢着正步，一跳一跳地从他面前经过，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闹得村里鸡飞狗跳。孩子们跟着队伍奔前跑后。风光了一阵，民兵连长开始布置岗哨，安排夜里民兵在村里的每个路口以及窑上站岗执勤。我很遗憾因为要在窑上开工，不能参加下午的武装游行和夜里的民兵执勤。
那天一早，赵惠接到通知，又到县里去了一趟，是她自己搭大队去县城拉化肥的拖拉机去的。晚饭时，她推着一辆崭新的“金鹿”牌自行车回到窑上。我问，你不是有一辆自行车吗？为什么还要买一辆？赵惠笑笑说，家里那辆就留给窑上，咱窑上的人今后出去办事方便。当时买自行车，要有“自行车票”才能买到，虽说村里很多人家都排号等票买到了自行车，但这种“金鹿牌”自行车，光凭票还买不到，还要特批。价格也比其它牌子的自行车贵一倍。赵惠推回来的自行车上，驮着她为每个窑工们买的背心、汗衫、泳裤、短裤和黑色高筒雨靴。背心是红色的，汗衫是白色的，泳裤是紫色的，短裤是蓝色的。另外她给我买了一套当时最流行的天蓝色运动衣和运动裤，运动衣是拉链开衫的，胳膊上和运动裤的外侧裤缝上，有两条白道。她还让赵爱华送给我一支自动钢笔、一本文革以来新版的《汉语成语词典》、一个精装的硬壳笔记本和一个手电筒。赵惠让我把她买得东西给窑工们送过去，对我说，这是她用她补发的工资、布票和其它票证买的。
窑工们看到赵惠送的背心汗衫等，欣喜若狂。在那个年代，对于农村里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都是难得的奢侈品。特别是那双黑色高筒雨靴，村里从未有人穿过，当时每双的价格大约是普通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赵惠早就希望，窑工们下河挑泥、搅拌渣土和打砖坯能穿上雨靴。她曾为好几个扎伤脚和划破腿的窑工做过缝合手术。窑工们当即放下手中的活，欢快地跑到河边上，跳进河里洗完澡，不等晾干身子，就穿在身上一件件地试。试完后又舍不得穿，回到窑上脱下来小心地叠起来包好，仍在身上抹满污泥进行化妆。赵东江提议说：“明天地区和县领导来咱们窑上，咱们反正要穿衣服干活，就统一穿红背心和蓝色短裤干活。”窑工们听了一阵欢呼，跃跃欲试。
入夜，民兵连长和团支部书记分别到各个岗哨查岗，赵甚海来到窑上找到我，向我征求对赵爱华入团的意见。我说她的志愿书不是都已经批准了吗？我坚决拥护团支部的决定。赵甚海听了，说有些团员又提出来她妈出身不好，她的政治表现一般，所以他有义务征求大多数团员的意见，看是不是让赵爱华等下一批再说，再考验一下。我一听急了，忙说她个人表现不错，天天都从天不亮就默默无闻地忙到熄灯，窑工们对她都很敬佩也很尊重。大队里有些团员还不如她呢。赵甚海双眼紧盯着我，压低声音问：“你是不是正在和她谈对象？”我连忙否认。他又问：“她最近情绪怎么样？都和你说过些什么？她对我有什么看法？这些你都要向组织详细汇报。”我曾答应过赵爱华绝不把她差点被坏人强奸的事告诉任何人，于是说：“她情绪一直都很好。她这个人喜欢多干事少说话，一般没事儿从不和我讲话。她对你的工作一直也都很支持。我不同意让她等到下一批再入团。”赵甚海听了，慢慢点点头说：“那好，今天晚上咱俩的谈话就到这里，不要告诉任何人，注意组织纪律。”
现场会的那天早晨，才四点钟，赵广理的大喇叭就破例响了起来。可能遇到了什么紧急大事，破例没有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员都是向阳花》，只是“吱儿——”的一声尖啸——这个好像不能破例，也不能省略——“啪啪”，麦克风一大早就挨了两下打，被打醒了，然后激动地广播说：“贫下中农同志们，接到公社和县里的紧急通知，今天到我们大队来的，除了地县领导，还有中央和省里的领导以及他们陪同的高级外宾。请社员们同志们立即起身，做好热烈欢迎工作。”好家伙！这下场面大了去了。中央领导和外宾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地区和县里。人们也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外宾长什么样。外事无小事。这些重要人物临到之前才通知，说明了事情的重要性。
村里的小学立即通知小学生穿上最好的衣服到校，每人发一根草绳子缠在腰上，练习扭着秧歌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说是天亮后县里会送来红绸子，替换草绳子。大队长立即想到要赶紧到窑上去对赵惠进行一次“再教育”，昨天他到窑上去找赵惠，赵惠去了县里，没有教育成。大队支书在村里各处巡视，急得脸上直冒汗，有很多事他不知道怎么办：中央和省里的领导，还有外宾中午吃饭怎么办？是不是自带干粮？能不能也和县领导一样，找个树阴下蹲在地上就吃？大队部很小，里边储藏着大队的帐簿档案枪械子弹等，坐不下几个人。最着急得是，现在到各家都借不到好烟。社员平时用纸卷烟叶抽，买烟的人少，好烟村里的供销社代销点不进货，最贵的烟是 “大前门”，三角五分一包，也只有几包，还都已经拆开零散着一根一根地卖。再有就是九分钱一包的“葵花牌”香烟，抽起来很呛，估计上面的领导和外宾抽不惯那种味道。茶倒是从代销点里还能收拢一点，杭州龙井，远路来的，错不了。只是放了好几年没人买，不知泡水味道还浓不浓。
天亮之后，两辆满载警察的大卡车进了村。警察身着上白下蓝制服，头戴大檐帽，腰扎武装带，是五一节时刚换的新装，很多人还都没见过这种样式。警察们跳下车，喊着口令集合列队，领头的在队列前说了一阵话，就解散让每人跑到各自分配的岗位上去了，警卫重点是在窑上。这时，民兵也紧急集合，配合行动。夜里在村里各路口和窑上的主席台轮流站岗的民兵，看看天亮了，就都抱着枪去找个草垛或柴窝睡觉，听到大喇叭广播集合，赶紧揉着眼向大队部跑去。大队团支书赵甚海骑着自行车，手拿一面团旗赶到窑上，对我说：“快把这个挂到主席台上的主席像下面，别挂歪了，火线入团用。”我接过团旗趁机问：“火线入团的有几个人？”赵甚海挥挥手说：“你别管。快把水缸里装满凉白开。告诉赵爱华，现在是组织考验她的时候，不要闹情绪。”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开始为赵爱华不平。整个早晨都有些心酸，真希望不要遇到赵爱华。
不久，县中学的礼乐队坐着两辆拖拉机，突噜突噜地来了。他们全都是上身白衬衫，下身蓝长裤，足登白球鞋——有些白球鞋是用黑球鞋或蓝球鞋抹上粉笔沫涂白的。下了车，在村里小学的操场上排成队，练习敲打吹奏。大铜鼓小军鼓大铜钹小铜钹咣当震天，大铜号小军号长号短号圆号呜呜闹人。村小学的迎宾队腰上已经换上了红的绿的绸带，面部涂成了白脸和红腮，女学生头上扎上了红的绿得绸蝴蝶。赵庄大队哪里见过这种架势！千年不遇。村里一位捋着胡须的长者无限感慨：“听老辈说，光绪那年皇帝从白桥镇选了一名宫女送进宫去，打赵庄村口过，吹吹打打二里路长，都在册的，也没今天这阵势拉的大。今天这样子，恐怕更要在册了！”
大约十点钟，团支书赵甚海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村外公路上飞奔进村，一路高喊：“来了！来了！准备开始！准备开始！”不久，公路上烟尘起处，长长的车队直奔村口疾驰而来。县中的礼乐队，赶紧鸣奏起乐曲《小小银球连四海》。优美的旋律演奏到拐弯处，大铜号总是“呣呣”得像牛叫，不着调得像牛吃完草没给饮水。小学的迎宾队，立即扭起秧歌，挥舞着红绸子高喊“热烈欢迎”。小学生们第一次经历这种排场，过去只在电影上见过，仓促上阵，就像一群刚上岸的鸭子摇摇摆摆呱呱乱叫，队形已经没了章法，手舞足蹈地似群魔乱舞。大队领导个个站在大队部前，摩拳擦掌迎接来宾。大队支书穿了一件平常到县里开会时才舍得穿的蓝色干部制服上衣，后领子上的一长条补丁，还是他老婆前天托赵惠用缝纫机给精心补的。大队长上衣兜里揣了两包“葵花牌”香烟，琢磨着人来了这么多，不知到时够不够分。团支书赵甚海站在大队长身后，身边带着一名即将“火线入团”的女知青，不断润色着上台发言的内容。全大队的社员都涌向村里的道路两边，闹哄哄地夹道看热闹。很多还端着大海碗，用筷子往嘴里扒啦玉米面糊糊，要不就用大饼卷着大葱大口塞进嘴里，鼓着腮帮子大嚼大咽。警察和民兵站立在街道两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进村的车队并没有人们想象得浩浩荡荡。前后只有六辆草绿色军用吉普，中间夹着两辆黑色上海牌小轿车。进村后开始减速，但没停车，沿着街道一往无前。在村口奏乐起舞的县中礼乐队和小学迎宾队还没来得及充分表现，转眼即逝，让学生们未免大失所望。车队路过大队部，也没有要停的意思，只是减速慢行，缓缓穿村而过。公社和大队领导有些丈二和尚，看着驰过的车队茫然无措。大队支书赵甚廷探头朝着绝尘而去的车队看了看，恍然大悟：“快！快 ！直接去窑上！”大队长跟在大队支书后面，边跑边说：“坏了！坏了！窑那边主席台上的桌垫和坐垫，昨天晚上怕天下雨淋了，都让收起来了，现在还没来得及铺好。”
车队到了窑上才停下来。窑工们穿着统一的红背心蓝短裤和黑色高筒雨靴从窑里出来，倒是增色不少：远看像打渔的，近看像打井的，竖看像打球的，横看像打陇的，很是扎眼。赵爱华早早地就按要求把麦粒炒焦后倒上水煮了一大锅凉白开，我去厨房提水时庆幸没有遇到她。我把水桶装满凉白开，挑着走向主席台两边的水缸，放下担子往水缸里倒水，只见赵东江远远地挥手叫我：“别弄水了，快过来，赵爱华到处找你找不到，说是有许多话和你说。”我放下水桶慢吞吞地过去，犹豫着如何告诉她赵甚海让我转告的“不要闹情绪”的话。
所有汽车都停稳后，从前面的一辆吉普车上跑下来的人，跑到后面的轿车旁去开车门。轿车上下来的，是中央外办的副主任、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和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政务参赞、领事处参赞和两个女一等秘书。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省外办主任，以及地委书记和地革委会主任、县委刘书记和县革委张主任分别从其它吉普车上下来，跟在后面。
赵惠和赵爱华站在由两个废窑洞改建的自家门口，庄重文静。母女俩这天破例没有穿那身多年如一日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而是都穿了一身由赵惠自己裁剪缝制的深蓝色女式西装套裙，令窑工们耳目一新，为之一震。日本使馆的参赞和秘书走到她们面前立定，向她俩再三深深鞠躬致敬。赵惠不断鞠躬还礼，赵爱华站在赵惠身旁，满目茫然，不知所措，不时朝我看上一眼。
日本使馆的政务参赞和赵惠简单地谈了几句话，双手向她奉上一份文件，再次鞠躬。又和赵爱华谈了几句，深深鞠躬。中央外办和省外办的领导以及地县领导，上前分别和赵惠母女握手。赵惠母女转身回屋放下文件，出了房间，走到窑工们面前，和窑工们逐一握手。赵爱华和我握手时，故意用指甲深深地掐了我的手心几下，留下几个不会久留的指痕。赵惠母女转身走回屋里，提了两个简单的箱子，交给一名日本使馆的官员，放进一辆轿车的后备箱里。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这时也赶了过来，赵惠领着赵爱华上前和他们逐一握手致谢，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们陪在赵惠身边，向公社和大队领导再三深深鞠躬，通过翻译说“不胜感谢，多年来给与的无限关照”等等。大队长从上衣兜里摸出一包未开封的“葵花牌”香烟，撕开向日本官员们敬烟，日本使馆的官员向他鞠躬表示谢绝，省外办的领导低声训斥道：“注意场合，不要敬烟。”大队长看了他一眼，呵呵笑着把抽出来的一支烟夹在耳朵上，剩下的装进衣兜里。
大队里的社员这时都已经拥到窑厂看热闹，赵惠的公婆和家人也在人群中。赵惠找到公婆，把她丈夫补发的工资、抚恤金和票证，还有那辆新买的“金鹿牌”自行车交给公婆，然后五体投地，匍匐在地上磕了三个头。赵爱华跟在她身后，连连鞠躬。日本使馆的官员跟在她们母女身后，也向赵惠的公婆再三深深鞠躬。
赵爱华跟着赵惠上车离去时，回头朝我深深地看了一眼，没有热烈的告别和亲昵的表示，她和我都明白：她不能在大队里给我造成不利的影响。
赵惠母女随着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和中央、省、地、县的车队离去后，大队支书不无遗憾，说：“看看，今天这事搞的，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大队长说：“外事无小事。看来这是上面有意这样安排的。国际上的事都是要保密的。”站在两位大队领导身后的团支部书记赵甚海，心有不甘地说：“辛辛苦苦忙活了好几天，这么一会儿功夫，就结束了？火线入团都没搞！”公社和大队领导以及窑工们，到赵惠母女住过的房间以及她俩上工的“办公室”和厨房查看，每个房间都整理得非常整洁有序。她们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物品、窑上的帐簿，以及厨房的厨具等，都叠放、归档、布置和清理得整整齐齐，纹丝不乱。每件衣物用品，以及自行车和半导体收音机上面，都放着一张纸，上面清晰地注明要赠送的人名。厨房的灶台上，放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赵惠补发的钱和票证没有花完的部分，信封上写着：请窑上改善生活。
全文完。
 

后记：多年后，我到日本工作，在东京意外地遇到了赵惠和赵爱华。赵惠改回原名大宫敏慧。赵爱华改名大宫爱子。凑巧的是，母女俩和我同在“日中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工作。
 
                                             2014年12月31日
                                              于美国佛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