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从苏联归来的王明竟要排挤毛教员再立中央？十二月党内危机始末（二）
二：“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毛泽东自知此时与会的大多数人迫于王明“共产国际”的狐假虎威，无法对他的指责进行回击，他必须自己站出来回应王明的批评
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执行这个方针是内外一致、切实执行的”，这是回应王明指责如今根据地的宣传有与国民党区对着干的嫌疑；而对王明认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战”，他也表示“统一战线问题——总的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要了解‘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但在王明提出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毛泽东还是提出了不同意见“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与刚从苏联归来的王明是刚刚相识，对共产国际的态度还不是很清楚，因此他的发言仍是慎重、和缓的，甚至部分承认了王明对他的批评。但对于关键的“独立自主”、“运用的战术”等问题他还是坚持到底，他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会议的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与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王明自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故一再声明他决无“夺帅印”之意。据张国焘回忆说：
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毛原则上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改选书记的问题。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在王明离开中国的6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周围已经有了一大批支持者，包括当年以王明为核心的莫斯科派中也有很多人被团结在毛泽东的身边。因此王明想扳倒毛泽东这个党内新权威绝非易事。为此，王明在主导会议时突然宣布要改组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张闻天由总书记变为书记之一，地位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被免去书记职务。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尽管王明在党内位次排列上仍然把毛泽东排在第一位，但是在书记处内，除了毛泽东，其余都是共产国际派的人
很显然，王明此举就是为了拆散自中央到达陕北根据地以来组成的领导团体，架空并孤立毛泽东，试图将毛泽东从中央核心人物逐渐排挤出领导圈，然后通过即将召开的七大选举，取而代之
根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组织变动，王明已实质获得党内的领导地位，甚至在党的核心层面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和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明显下降，处于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在延安整风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同时还认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
显然，十二月会议中毛泽东被孤立是一个事实，而毛泽东面对曾颇为信任的几位领导人在此时态度的游移也让他气愤不已。据李维汉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说自己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多少是夸张了些，但这次会议确实引发了战争前线的动荡。会上王明与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使与会的前线高级指挥官不知如何选择传达。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写道“感到会议上的精神不一致，回去不好传达”。最终造成的结果在彭德怀自述中也描写了出来：
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
十多年的革命经验，带来苦难的同时也使得这些饱经沧桑的中央领导人有了自己的思辨能力，他们是清楚的知道，如果按照王明这一套搞法，将无可避免地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
在12月19日至22日的中央会议上，张闻天进一步明确肯定从《八一宣言》至今“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特别强调，虽然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求得统一战线更扩大与巩固，但并不放弃我们的基本原则——党的独立性。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证党的领导”，这实际上是对王明“右”倾路线的公开抵制与批评。彭德怀也在其自述中写道：
（王明的路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得命令；就不可能右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得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
所以，有些人虽在会上作了口头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去贯彻王明那一套
同时毛泽东也并非没有作为，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多次致电各抗日根据地的首长，要求各地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各友军和地方士绅搞好关系，“减少摩擦，团结对敌”。他强调：“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同时他也继续注意纠正“右”的偏向，亲自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纠正了一部分干部对这种破坏活动的迟让迁就，使各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这次会议上也并没有对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调动，此次会议最终也没有形成决议，因此争执范围最终仅限于局部，而没有造成扩大化。这可谓中国革命之幸事
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结束，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就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央长江局的双重身份赴武汉，于1937年12月18日到达
王明在刚部署新的路线指导后，为什么这么急于前往武汉呢？一方面是蒋介石邀请他“在汉相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把武汉看作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想在这一舞台大展拳脚。王明急于前往武汉，就是忽视了延安在敌后抗战的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看轻了共产党在敌后武装的作用。周恩来对王明此举的形容是最为贴切的“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阁”
王明前往武汉后，将中共中央代表团于中央长江局合并为长江局，在武汉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已退居二线的德国人李德在回忆录中也描写了当时的中共形势：
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作者注)叫做 第二政治局 。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据我判断,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那么王明是如何使局面变成如此模样的呢？且听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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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籍：
戴茂林：《王明传》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
罗平汉：《回看毛泽东》
张国焘：《我的回忆》
参考论文：
曹应旺：抗战中毛泽东与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
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
罗平汉：解密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 毛泽东被“孤立”的原因
吴永：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其引发的党内危机述论
张家康：抗战初期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庭抗礼

抗战初从苏联归来的王明竟要排挤毛教员再立中央？十二月党内危机始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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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庭抗礼
12月18日，刚结束十二月会议的王明就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央长江局的身份到达武汉。12月23日，召开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央长江局的联席会议，决定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此后，王明把持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他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把长江局凌驾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之上，与中共中央公开地分庭抗礼
在召开联席会议将中央代表团与中央长江局合并后第三天，他就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随后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发表。这样一个用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地《宣言》，既没有获得中央的批准，也没有得到政治局委员广泛的认可，就擅自刊登在中国共产党唯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华日报》上，这只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在于这篇《宣言》仍旧贯彻他自苏联返回后推行的“右”倾主义倾向，他在宣言中是如何说的呢？“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甚至提出要“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王明：《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群众》周刊第 1卷第 4期，1938年 1月1日
在同一天，王明会见了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在会谈时他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力能胜任领导全国抗战”，又说：“抗战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已有相当进步，例如政府开始成立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同时，开始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基础，更有重大意义”。这显然是将中国共产党以及根据地在敌后的作用置于无物，无形中表现出国民党正面战场才是唯一有作用的抗日战场，而他身为中共长江局书记在言辞中这番贬低自己的党派，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跨入1938年，国民党中的右翼反共势力日见抬头，一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是“游而不击”，吹响反共号角。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方机关报《扫荡报》、《血路》、《民意》、《抗战和文化》等刊物，掀起所谓“一党运动”，一时排挤、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甚嚣尘上。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新华日报》驻地被国民党暴徒捣毁。
形势即将发展成曾经大革命失败的前奏，身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面对这一情况挺身而出做出回应。周恩来在二月十日会见了蒋介石，对近期反共言论做出申辩，并据理力争，使得蒋介石也不得不表示“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对各党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对《扫荡报》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党（引者注：指国民党）及他个人”
长江局系统组织表
同一天，王明在《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的言论提出批评。这一文章的刊登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势力的打击是巨大的，首先王明引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著作和讲话作为回应，说理充分并且论证严密，同时态度鲜明的反对“一党专政”等各方面的言论，这对澄清认识、辨明是非都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王明在刊发这一文章时，却并没有事先与中央与毛泽东同志做沟通，而是在发稿当天，才致电中央书记处称“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猝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
这无疑是对延安中央的又一种蔑视，王明此时认为自己凌驾于延安之上，自己的决断是无需其他人指导的
鉴于如今时局的变化，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联席会议在2月6日决议：“建议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日期二月廿二号”，次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书记处接受提议，并在二月二十七至三月一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日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
那么是什么严重问题呢？首先是最近发生的国民党内反共排共风波，其次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作战重心已经转移到包围、夺取武汉之上了
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也承认了自己所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话题引申到如今国共合作局面时，他却说“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最后说“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现在大公报认为国家要有超党派的国家军队。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需在党内外进行教育”
关于统一政府与拥护中央政府问题，他还说“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的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活动是不好的”、“八路军新占领的区域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是服从中央政府的”
这些往常会被扣上“投降派”帽子的话语，竟在王明这样一位政治局委员甚至领导层有绝对话语权的人口中说出，使得与会的其他委员大感意外
因此，在3月1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很显然，毛泽东此时也明白如果放任王明在武汉继续推行他的想法和理念，将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但多数常委未能明白他提议的真正含义。会议进行了王明去不去武汉的表决时，以5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王明最终返回了武汉。但仍通过了要求王明在一个月后必须返回延安的决议“政治局决定王明同志同凯丰同志去武汉。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凯丰同志留长江局工作”
当王明返回武汉后，在3月11日就写成《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并在《群众》第19期上刊出。而这又是一篇没有经中央同意而用他个人署名的文章，如果说此前在《新华日报》上刊载未经毛泽东和中央同意擅自发表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是因为急于对武汉的反共氛围做出回应，那么这次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则完全是因为王明想借武汉这一目前中国最大的政治舞台展现自我
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群众》周刊第 1卷第 19期，1938年 4月 23日
在《总结》的开头他就宣称“出席政治局会议对目前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但事实是毛泽东在会议中反复多次的认为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保证独立性”，也反驳了王明在会议提出的错误的军事看法
《总结》中王明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作出要求“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地战略方针”，而这又推翻了此前洛川会议上确定的战略方针
《总结》中他再次宣传他那一套“右”倾思想“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之一，服从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各地的群众团体也“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以达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统一”
重返武汉的王明无疑是将自己的“表演欲”集中释放了
1938年三、四月期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王明再次未经中共中央统一，擅自以中央名义将其本人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提交国民党。按照正常做法，他应将该文件先送中央最后审定后，才能送交国民党。但是王明却在3月24日直接交给国民党的同时，才报送中央。与之前不同的是，中央在收到这个文件后，认为这篇提议没有明确提出要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并且在武装群众和改善民生问题上也有明显不足。中央又另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作为补救措施。但王明竟欺骗中央，说时间已来不及，并且还直接回电中央“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这再一次表现出王明将自身地位置于中央之上的心态
事实上，返回武汉的王明一度试图将处于延安的中央书记处转移到武汉，以方便他进一步宣传他的“右”倾主义思想。而他的方式是让身处武汉的政治局常委超过延安。他写信给陈云，要陈云前往武汉工作，但遭到了陈云的拒绝。不久，博古从武汉返回延安，陈云对博古说：“王明应回延安与毛主席一起工作”，博古却说“王明讲，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人数并不比国民党统治区的多，延安发电不应用中央书记处名义”，陈云当即报告了毛泽东。以后，中央给长江局的电报久不再用书记处名义，改用毛泽东、洛浦（张闻天）、康生、陈云
这一举动几乎将政治局委员之间的矛盾公之于众，武汉长江局与延安书记处实质上已处于分庭抗礼的局面
王明这段时间应对各种事件的做法，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的总结是一针见血的：
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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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籍：
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叶永烈：《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
罗平汉：《回看毛泽东》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记录
参考论文：
曹应旺：抗战中毛泽东与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
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
吴永：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其引发的党内危机述论
张家康：抗战初期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庭抗礼
王健：对《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一文的探讨
抗战初从苏联归来的王明竟要排挤毛教员再立中央？十二月党内危机始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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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扭曲的心
如果说王明对待延安的中央书记处是不屑，那么他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则可以说是蔑视
1938年3月22日，正值日军采取南北前置、两翼包抄的战术，大举进攻武汉之际，毛泽东就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明确指示长江局，要他们把一切工作的重点放在准备游击战争上。要求安排学生、失业工人和革命积极分子回到农村老家，在当地组织并领导游击战。在武汉的大部分干部，也要派往农村地区，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即使党的工作会因为这些转移工作在武汉受到一些损失，也在所不惜，必须按这一指示办事
这是毛泽东经过多年革命经验总结而成的想法，那就是游击战这一战术是可以做到影响甚至改变整个战局的
然而没有经历过战争烽火，对时局也未有明显预见性的王明，对保卫大武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提出要“誓死保卫武汉”，对毛泽东所发的电文充耳不闻、置之脑后
1938年5月，徐州失守，日军兵临华中。“九省通衢”，绝对的交通重镇武汉成为聚焦国内战场的中心
毛泽东在这半个月内连发五封急电，要长江局立即部署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王明不以为然，他相信在武汉市民以及国民党军队的加持下，武汉将变成中国的马德里，将来犯日军全数击退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回忆：长江局成立后，河南省委属长江局领导，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准备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开展各方面工作部署，并报告了长江局。王明不同意这一部署，派专人前往河南，说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
当时，武汉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很多，仅码头工人就有18万，武汉沦陷前返回农村的工人也多。如果按照中央指示及时组织他们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将大有可为
然而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王明没有向有关省委传达，反而把保卫武汉作为现阶段的战略中心
6月15日，王明在《新华日报》刊发《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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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中，王明以3万字的篇幅，分为五个部分，从保卫武汉的意义，讲到武汉及武汉卫戍区需要采取的主要办法，又阐述了对于第三期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问题的意见，最后又提出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枢纽。文章强调“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于整个第三期抗战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内政、外交方面均有相当的影响；同时，整个第二期抗战的成败，对于武汉保卫也有极重要的关系。”
从一方面来看，这篇文章给予了众多武汉军民对保卫武汉的信心，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的决心，但从另一方面讲，在如今敌强我弱的现实条件下，鼓吹对日寇进行“大决战”，同时片面地强调保卫武汉地成败对于抗日战争的重大影响，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最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全然没有体现出游击战这一战略方针的存在
两天后即6月17日，王明等人将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事电告中央，说“战略重心应是保卫大武汉”，战略总方针应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据有利地势打击敌人西侵
这一主张则可真切地表明王明无视敌后游击战，偏执地认为正规战、运动战才是扭转战局的关键，并且以此透露出的看法，是决然没有做好抗战将会艰苦并且长期的打算
坐镇延安的毛泽东，始终冷静地观察中日战争的发展态势。事实上，除了王明所推崇的“速胜论”，更多的是对中国抗战形势绝望，叫嚣着“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在毛泽东的眼中，这二者都是错误的，面对中日战争的过去、现状与前途，他认为目前必须要用绝对的经验来以正视听。徐州告破的这段时期他写下很多东西，系统性地总结了自1927年以来的很多军事思想，最终著成极具历史意义的宏篇巨著——《论持久战》
当时毛泽东的警卫翟作军日后在回忆录中描写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的情景：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蜡烛的微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有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小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大家生怕他累倒了，便在值班时加倍注意，劝他多休息。
又到了半夜时分，该是毛泽东吃饭的时候了（到延安后，毛泽东养成了晚上工作的习惯，这个习惯直到他晚年），警卫员把准备好的热饭菜给他端去，轻声对他说：“主席，吃饭吧。您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
毛主席头也顾不上抬，一边写一边答道：“你先睡吧，我等一会再睡。”
“主席，你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会儿吧！”警卫员出于对领袖的崇敬和强烈的责任感继续恳求道。
“好，等一会儿就睡。”主席抬头看了看警卫员，微笑着说。
一顿夜餐，警卫员前后热了3次，毛主席都没顾得上吃。
就这样，毛泽东连着5天没有睡好觉。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去了，颧骨凸了出来，脸上浮起了一层淡淡的黑色，饭吃得更少了。
到了第七天，警卫员怕毛主席冻坏身体，弄盆炭火搁在他的脚边。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警卫员听到毛主席叫他，连忙跑过去看，原来毛主席的棉鞋被烤着了，他正在弯着身子脱那只冒着青烟的棉鞋，鞋子脱下后，他用暖壶里的水把火浇灭，棉鞋是不能再穿了，只好换上单鞋。
毛主席似乎这时才醒过神来。“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就烧了。”他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
在警卫员的一再请求下，毛主席才躺到了床上。
第二天，毛主席就病倒了，头疼，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医生诊断是累坏了。吃药休息了一天，他又开始了伏案疾书。
八九天后，毛主席交给警卫员一卷用报纸卷好的纸卷，让他过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这就是《论持久战》的手稿。
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包含了中日双方特点的分析，对国情的科学把握，同时又深刻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性质，预测抗日战争将要经过三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提出了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方法。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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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凝聚毛泽东半生军事智慧的集大成者，是当时科学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以我们后来的眼光来看，《论持久战》在世界历史上也有十足的地位。但当时的王明显然不这么想
为扩大这一著作在国统区的影响，七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求长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刊发这篇文章。起初，王明以文章太长为借口加以拒绝，中央又再度要求进行连载刊登，王明仍拒不执行
事实上，自1938年6月中旬至9月，《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有关保卫武汉的社论、文章和新闻报道。主要的社论就有《保卫大武汉》（6月12日）、《总动员保卫大武汉》（6月14日）等17篇，9月26日起更连续发表了《挽救武汉危机的关键》《抢救武汉必须真正动员民众》《克服困难抢救武汉》《争取更大的胜利来稳定保卫武汉的战局》等社论，几乎垄断了报纸的版面
因此没有版面是假，文章太长也是借口。其实就是王明对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观点是反对的，仅凭他个人的喜好就将这样足以载入史册的著作拒之门外，这也足以证明王明其人的性格特性
在1938年夏，王明还特意写了一首专门攻击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诗，诗中说：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王明：《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
万幸的是，最终《论持久战》还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以《新群丛书》名义印成单行本，随新华日报附送并正式销售，在大后方中产生巨大反响。无数人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找到了坚持抗战的信心，《论持久战》的热销对抗战的积极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王明拒刊《论持久战》，除了是对毛泽东的排挤之外，也是他抗拒中央推行游击战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贯穿至他返回延安参加六中全会
1938年8月洛甫（张闻天）、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毛泽东致电王明等人，对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指示说：“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这条关于武汉会战的电文，实际上是对王明反复呼喊的“武汉决战”的不点名批评
王明对中央下达指令和精神的不理睬甚至对抗，对中共中央在抗日战场的布局造成了严重影响，解决王明“右”倾错误，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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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籍：
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
姜思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典》
毛泽东：《论持久战》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罗平汉：《回看毛泽东》
叶健君、王龙彪、熊廷华：《毛泽东与王明》
参考论文：
曹应旺：抗战中毛泽东与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
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
吴永：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其引发的党内危机述论
张家康：抗战初期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庭抗礼
张家康：王明拒发《论持久战》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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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hgao于2022_07_03 21:04:15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