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对于中共来说，就是多事之秋。 6park.com
4月份，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出卖特科。
在李克农、陈赓的努力下，周总理夫妇、邓小平、陈云等人幸免于难，但是很多红色特工仍然不幸牺牲了，中央特科几乎被全部打散。
5月份，潘汉年临危受命，被周总理安排到上海重建中央特科。
潘汉年

没想到，6月份，党中央领导负责人向忠发再次出卖中央，一大批党员不幸牺牲，让潘汉年的特科重建工作雪上加霜。
潘汉年认为当务之急是灭杀敌人的威风，阻扰国民党抓捕杀害更多的中央特科特工、共党党员。
要灭杀敌人的威风，就必须先拿一个影响力巨大的人开刀。
秘密暗杀
潘汉年和助手刘鼎商量了好几天，都没有想到究竟拿谁来开刀。
有一天，两个人经过南京路一家照相馆时，刘鼎突然指着橱窗里面照片上的一个人说：“就是他了！”
刘鼎告诉潘汉年，这个人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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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中央特科的人员，为了避免被国民党抓捕，基本上都安排在租界居住或者活动。
正是有了王斌与租界的引渡和交涉，才使这些原本安全的红色特工被害。
如果拿王斌开刀，起到的震慑作用将十分巨大。
潘汉年十分认同刘鼎的想法，决定先就拿王斌开刀，但是很快问题就来了。
直接在警备司令部干掉王斌肯定不行，那里戒备森严，敌人众多，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最好是在王斌家中，或者司令部外的其它地方下手。
但是要获得王斌的住址和行踪却十分困难，潘汉年首先想到通过电话簿来找到王斌。

他打开上海电话簿时，发现电话主人一栏，清一色的是张宅、李公馆、杨府什么的，根本就没有登记姓名。
而登记为王宅、王府、王公馆的电话号码有一百多个，要从中找出哪一个是王斌不现实。
就是找出来了，也没有登记地址，还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潘汉年随手拿过当天报纸，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到其它的办法，他的目光停在了一条检查禁书的新闻上面。
潘汉年突然想起来，张静庐和沈松泉曾经告诉过自己，为了解除一些书籍的封禁，他们经常要宴请和给王斌送礼，从他们那里或许能够拿到王斌的住址。

潘汉年马上订好了酒店的一个豪华包房，打电话给张静庐和沈松泉，说自己准备开一个书局，邀请二位过来赴宴和指导。
两个人过来之后，不仅把王斌的详细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潘汉年，还给潘汉年说了很多王斌的嗜好。
比如上下班时间完全不固定，但是晚上必然去某青楼。
他去那里的目的，主要是同自己的爪牙联络工作，或者是收受贿赂。
打听到这些详细信息后，潘汉年安排红色特工先跟踪王斌一段时间，获得更加详细的情况后再下手。
对跟踪王斌的信息汇总研究后，潘汉年决定在龙门路击杀王斌。

龙门路处于英法租界交汇处，枪击王斌后，双方警察行动都不会太积极，可以给狙击手留下逃离的充足时间。
这一带十分繁华，街上的车辆和行人众多，便于狙击手混入，而周边的建筑群内通道密如蛛网，警察无法封锁。
狙击手完成任务后，进入这些通道，警察也不容易追踪到。
狙击手在这里蹲守了几天后，终于在一天中午看见王斌出现了。
王斌刚刚在一辆黄包车上坐定，狙击手抓住机会扣动了扳机，一枪命中王斌头部，王斌当场毙命。
行人和流动摊贩看见有人被击杀，顿时乱作一团，不要命冲进周边的巷道躲避，狙击手也趁机溜之大吉。

潘汉年首战告捷，敌人再也没有以前猖獗了。
但是潘汉年的长处，不在于干这些打打杀杀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李克农被称为我党的特工之王，潘汉年则被称为王牌“谍王”。
也就是说，潘汉年的优势是搞情报，也是因为搞情报，潘汉年激怒了毛主席。
秘密会见
潘汉年收拾了王斌后，就一头扎进了建立情报系统中。
他找到了胡均鹤和李士群，彼时两个人都还是我党党员，还把潘汉年自己介绍入党的袁殊拉了进来。
胡均鹤1925年入党，1932年叛变到中统，1938年投靠76号，后来被我党抓获后又投靠了我党。
胡均鹤

李士群后来则完全投靠了国民党，并在76号混得有声有色，成了人人喊打的大汉奸，但是他在汪精卫那里受到排挤，所以愿意卖情报给潘汉年。
袁殊游走在中共、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和日本之间，成了妥妥的五面间谍，几乎就是一个情报贩子。
但是无论这三个人的身份如何变化，都同潘汉年长期保持着联系，正是如此才使得后来潘汉年的情报来源十分广泛。
正当潘汉年在上海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
1933年5月，国民党抓捕了《真话报》总编潘梓年，他是潘汉年的堂哥，组织上为了潘汉年的安全，让潘汉年离开了上海。

1935年11月，潘汉年鼓捣出了一个新密码，他自己花了三个月时间，把密码记在了脑海里。
潘汉年是记住了，可按照规定，原本应该同时把这个密码送给相关人员，大概是工作太忙忘记转送了。
1936年一月，国共合作抗日谈判启动。
中央决定由潘汉年去苏联，同国民党代表邓文仪谈，这套新密码也正式启用。
谈下来的结果是，7月份再同陈果夫在南京详谈。
潘汉年在回国时发生了一点意外，直到五月份才回到国内。
按理说，潘汉年此时应该及时向中央汇报，并把新密码交一份给中央。
但是他刚一回到国内，没有向中央请示，就自作主张跑到南京去同陈果夫谈判。
陈果夫以潘汉年没有获得中央授权拒绝谈判。
陈果夫

直到8月份，潘汉年才抵达延安汇报相关情况。
新密码也在他脑子里睡了九个多月，他才转送了一份给中央。
毛主席对此十分生气，告诉周总理，潘汉年这个人不靠谱，容易误事。
彼时是张闻天在主持中央工作，毛主席也就没有发作。
但是，后来毛主席主持工作的时候，潘汉年又干了一件十分离谱的事情，彻底激怒了毛主席。
1943年，中央获悉日军将对新四军所在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饶漱石当即派潘汉年，到上海去搜集相关情报。
饶漱石

4月份，潘汉年抵达上海后，找到了之前的合作伙伴胡均鹤，告诉他希望马上见一下李士群，彼时胡均鹤和李士群都在76号为汪精卫卖命。
胡均鹤一听，心中窃喜，不动声色地酝酿了一个险恶计划。
胡均鹤笑嘻嘻地告诉潘汉年，不巧得很，这几天李士群回苏州老家了，自己明天陪潘汉年一起去找李士群。
李士群其实就在上海，胡均鹤这样说，目的是晚上去同李士群商议，如何把潘汉年引诱去见汪精卫。
李士群觉得胡均鹤这个办法好，自己能够驾驭共产党的人，必然能够提高自己在汪精卫眼中的地位。
李士群

他当晚就去南京见了汪精卫，说自己明天将把潘汉年带来见他。
汪精卫彼时正同周佛海斗得不可开交，在日本人面前已经没有那么吃香了，当即就同意明天同潘汉年密会。
西安事变谈判时，潘汉年的身份已经明面化了，是中共的联络员和谈判代表。
汪精卫现在如果能够拉拢潘汉年代表的中共，支持他正在筹备的议会政治就是一箭三雕的事情，分裂了国共合作、打压了周佛海和让日本人更加看重他。
潘汉年自然对胡均鹤、李士群和汪精卫三个人的密谋一点也不知情，所以才懵里懵懂地钻进了三个人的圈套。

第二天，潘汉年跟着胡均鹤来到李士群家里时，发现他已经去南京了，潘汉年有些疑惑地皱了皱眉头，这似乎有点太巧合了吧。
但是为了完成这次的情报收集工作，潘汉年也没有多想，就马上同胡均鹤又赶往南京。
到达南京后，胡均鹤在一家高级宾馆，给潘汉年订了一个房间就离开了。
第二天上午，胡均鹤从陪同李士群来找潘汉年。
三个人谈了一会儿后，李士群告诉潘汉年：汪精卫最近在筹备议会政治，听说你最近在南京，希望能够一起谈一谈。
汪精卫

这完全超出了潘汉年的意料，按照规定，会见像汪精卫这样的人物，必须得事先向中央请示，批准后才能够去，现在再向中央请示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潘汉年断然拒绝，他并不担心胡均鹤和李士群把自己扣押下来，也不害怕就此暴露。
他担心驳了李士群的面子，这条获得日军情报的线索就断了。
潘汉年就这样，半推半就地去见了汪精卫。
汪精卫看见潘汉年来了以后，单独会见了他。
他们之间谈了什么，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也成了后来潘汉年被怀疑时的一个硬伤。
无论潘汉年与汪精卫谈了什么，他都成了李士群向汪精卫邀功的工具，以及汪精卫同周佛海争权夺利的工具，这是不争的事实。
汪精卫

会谈结束后，三个人一起回到了上海，并且一起去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都甲。
也许是出于对潘汉年刚才配合去见汪精卫的感激，胡均鹤与李士群也配合潘汉年，在都甲面前演戏。
因为都甲还是日军的谋略科长，三个人从都甲那里套出了很多有关日军的重要情报，潘汉年也算间接完成了任务。
如果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后，就把同汪精卫见面的事情向饶漱石汇报，或者向党中央汇报，潘汉年后来也不会酿成大祸。
激怒主席
1955年，党中央对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进行清算。
在3月21日的会议上，包括潘汉年在内的会议出席者，都拿到了一份扬帆案件的材料。
潘汉年

这份材料说扬帆1949年担任上海公安局长期间，包庇、重用敌特反分子，还附带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中就有胡均鹤。
彼时潘汉年在上海分管统战和公安工作，下属扬帆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潘汉年负有领导责任。
现在被清算的饶漱石，解放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潘汉年的直接领导，潘汉年接下来会卷入高饶事件是铁定的事情。
加上扬帆案件材料名单中的胡均鹤，彼时正在接受审讯，胡均鹤迟早会把潘汉年密会汪精卫的事情交代出来。
想到这些，潘汉年觉得自己必须得采取行动。

4月1日，潘汉年用了整整一天一夜，把自己同李士群、胡均鹤的交往经过，以及同汪精卫密会的前因后果和密会所谈内容，全部写成了材料。
第二天一大早，潘汉年就拿着写好的材料去找曾经的上级陈毅，请他把材料转交给毛主席。
他的意思很明显，希望陈毅同时在毛主席那里为自己求情。
陈毅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材料，还没有看完，陈毅就控制不住自己，怒斥潘汉年：不可饶恕！
陈毅气得走过来走过去，过了很久才把心情平复下来。

对于潘汉年，他还是相信的，于是便带着潘汉年写的材料，急匆匆地去找毛主席了。
毛主席看完材料，十分愤怒。
陈毅本来想为潘汉年说几句好话，看见毛主席如此生气，也不敢说了。
毛主席提笔在材料上批了“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几个字，然后命令罗瑞卿抓捕潘汉年，对他进行隔离审查。
毛主席之所以如此气愤，是因为关于潘汉年密会汪精卫这件事情，他曾经为潘汉年挡过箭。

1945年，蒋介石重庆政府，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潘汉年密会汪精卫这件事情，曾经在报纸上大肆宣传，以此诋毁中共的形象。
彼时如果潘汉年向毛主席如实汇报，毛主席也能够体谅潘汉年的难处，不会追究，但是潘汉年错失了这次机会。
见潘汉年没有向组织说明，毛主席选择了相信潘汉年，亲自出面平息了这场风波。
这就相当于是毛主席用人格来担保，潘汉年没做过这件事情。
至于毛主席决定抓捕审查潘汉年，不只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之前的好几件事情都有了可疑之处。

首先，潘汉年负责重建中央特科的时候，不是一直都由周总理领导的的，博古、王明也领导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行动都没有文字记录。
其次，在胡均鹤的交代材料中，明确指出，李士群在1942年4月曾经给过潘汉年一本空白支票薄。
李士群让潘汉年在需要钱的时候，自己填写金额到上海储备银行去支取。
潘汉年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收下了这本支票薄。
潘汉年说自己没有用这本支票簿支取过一分钱，但是这本支票簿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丢了。
而这个银行的往来账，也因为各种原因损毁和销毁了很大一部分，从银行这边也就找不到证明潘汉年清白的物证了。

第三个方面，就是同潘汉年单线联系的两个人，也很难证明他们没有同潘汉年干过别的事情，或者有什么事情隐瞒没有上报。
一个是前文提到的胡均鹤，他从中共叛变到蒋介石国民党，又叛变到汪精卫76号，最后再叛变到共产党，如此翻来覆去，没有人知道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
第二个是袁殊，这个人更复杂，号称五面间谍，同中共、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和日本都能扯上关系。
这两个人确实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做出过很多贡献。
但是，他们背后是否干过其他罪大恶极的事情，彼时也无法证明。
而潘汉年和饶漱石之间，是否达成了某种默契也难以证明。

因此，密会汪精卫和卷入高饶事件，两次惹怒毛主席后，为了党的安全，毛主席不得不命令抓捕潘汉年。
4月3日，潘汉年被抓捕。
1962年宣判他犯了三大罪行：掩护敌特反、密会汪精卫和投降国民党。
1982年，经中纪委重新调查，加上李克农、陈云、邓小平等很多老同志的证明，确认以上三大罪名不成立，为潘汉年恢复了名誉。
参考资料：
张 云《潘汉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之过程》
彭树华口述 李菁主笔《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闽南网《高岗饶漱石事件真相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