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列克提冲突事件的另外一个版本

我一下子没找到苏军边防站那个中尉军官写的有关铁列克提冲突事件回忆录的中文翻译版。就拿知乎上这个讨论充数
我以前看过参战人员写的一些东西。好像他们还搞了一个正式的网站。我找了一下没找到
我个人比较认同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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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民间军史爱好者细心爬梳，铁列克提之战的真相逐渐清晰：中方官兵阵亡28人而非38人甚或79人，遭苏军围攻的边防部队并未全数阵亡，有一人受伤被俘。这位幸存者此后几十年背负叛徒恶名，40余年过去，官方不再回避铁列克提之战，这位昔日战俘也终于在精神上挺直了腰杆。
铁列克提相比风光无限的珍宝岛不为人知，主要还是这次是中方灰头土脸，该地区还被苏军控制了。随着近些年事件亲历者的发声，以及资料的不断披露，越来越多的细节呈现在我们面前。文革时，中国军队过于重视思想和政治教育，疏于军事训练，加之当时内部动荡+困窘的对外局面，PLA无论是训练水准还是武器装备都是很差的。
袁国孝清楚记得，1969年8月13日下午，他被伤痛和口渴折磨得醒来时，自己躺在苏联人的火车上。第一眼看到的，是身边躺着的裴映章，这位铁列克提边防站的老站长是位营级军官，几个月前他已递交退伍报告，本可避免出战，但裴映章以自己熟悉地形为由主动请战，结果成了铁列克提之战中第一个中弹者。
       和袁国孝并排躺着的，还有记者温炳林和战士景长雄。车厢停在中苏边境小火车站的站台外，周围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苏联人。
       八月下午的酷热，让袁国孝口渴难耐，但景长雄迷迷糊糊地向围观的苏联人说“同志请给我水”时，意识清醒的温炳林立即喝止“不能喊同志”，袁国孝只能一声不吭，直至今天袁还认为不能叫苏联人“同志”。苏联军医爬上车厢给中国伤员验伤，温炳林极力挣扎拒绝救护，躺着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
       几个小时的战斗刚爆发时，袁国孝就预感不祥，因为他们完全无法对付突然出现的苏军BTP-60装甲车（中国士兵误认其为坦克），而苏军装甲车上的大口径机枪可以远距离射击光秃秃石头山上的中国兵。
意识到自己成了苏联俘虏，无边恐惧袭上心头。17岁的袁国孝首先想到的对自己当了战俘，必将牵连家乡的父母、弟弟和其他家人，它甚至远大于自己沦为苏军鱼肉的恐惧。
       苏联人第一个抬走了伤势最重的裴映章，他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被鲜血浸透，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景长雄脑部受伤，不停地喊“水、水”，意识似已不清醒。温炳林腰部受贯穿伤，意识清醒。袁国孝除肩部受贯穿伤，头部还被子弹溅起的石头打伤，是四人中伤势最轻者。袁国孝当时觉得裴挺不过去，没想到只有他一人幸存。
       最后被抬走的袁国孝，被一辆吉普车拉到附近野战机场，上了直升飞机，约一小时后降落，与苏军受伤人员送到同一家医院治疗。医院门口，大群苏联人在门口等着围观被俘的“毛派分子”。
袁国孝身上的军服被剪碎脱下后，他拒穿苏联病号服，身上只剩一条裤衩。那些天，总有苏联人跑来围观，还有人拍照，他以为是记者，钻到被子里把头蒙起来。“我那时又小又瘦，我不能让他们拍照。我这个样子登出去，就是给中国的边防军人丢丑，有损国家的尊严和军威。”袁国孝说。
       一天夜里，他听到有人叫“袁国孝”，在异乡听到自己的名字，袁国孝先是狂喜，但很快想起八一厂记者李连祥曾在他的红宝书上写下“向袁国孝同志学习”几个字，苏军一定是想借此确认他的身份。而参战前领导告知，如果不幸被俘，一定不能泄露军事秘密，名字也不能说。
       苏军一个军官来医院审问过几次，叫什么名字，想不想家，参军是自愿还是被强征。大多数问题袁国孝一概不做答，只是在被问到为何参军时，他大着胆子辩驳说，我们边防军虽然弱，但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巡逻，理通道直。听力欠佳的苏军翻译将“理通道直”误为袁国孝的名字。
       铁列克提之战四天后双方会晤，中方得知还有姓李的战士活着。大家猜测是排长李国贞。河南新兵袁国孝则被列为牺牲者。
9月23日，袁国孝在苏联医院的第41天，上午几个苏联人拿来一身衣服让袁国孝穿上，说要送他回国。袁国孝当即提出归还他的红宝书、军装和武器，他还要求见其他被俘的战友，苏军告知其他三人已伤重身亡。
       袁国孝坐在吉普车上一路无言。由于苏联人曾多次说要送他回国，他不敢抱太大希望，甚至想过被拉去枪毙。当下车看到国门那一刻，袁国孝激动得犹如再生。
       但在苏联医院时一直萦绕在怀的忧惧也一起袭来：首长和战友们怎么看他这个当了俘虏的人？在苏联时刻为保国格人格的努力抗争，同志们会相信吗？
       担心似乎是多余的。袁国孝走过国境线时，一位身上有四个兜的军官快速冲向前，紧紧地抱住虚弱的袁国孝，像抱孩子一样把袁国孝抱离地面，泪流满面的袁国孝激动晕眩得难以自持。事后，袁国孝才知道，那个军官就是制定铁列克提行动方案的军分区参谋李效智。
袁国孝还没有反应过来，李效智就迅速帮他脱掉苏联人的鸭舌帽、西装和皮鞋，《解放军画报》记者刘志斌冲上前，迅速将大衣脱下给袁国孝穿上。到救护车上，袁国孝才换上备用军装。路上，有人问他名字，部队这才知道他还活着。在托里县刚刚修建的烈士陵园里，有块崭新的墓碑刻着袁国孝的名字，首长下令立即将“袁国孝”改成“李国贞”。
       铁列克提之战后，苏联边防军向上汇报，莫斯科要求“尽量把他们的尸体带回来，好证明毛派分子入侵苏联”，没想到苏军竟带回19具遗体，由于中国军人身上没有任何证明标识，苏军无法知晓死难者姓名身份，拍照后用简易棺材草草入殓埋葬。
       为避免再度发生大规模冲突，1969年9月8日，苏联总理柯西金赴越南吊唁胡志明返回时，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双方达成了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协议。苏军答应9月18日交还中国边防军19具遗体。
时值盛夏，苏军交还的遗体已高度腐烂，头部、手、胳膊稍不小心就脱落下来，只能根据衣物、携带品、身材、牙齿和骨骼特征等进行确认身份。但中方参战边防部队系临时抽调组建，多数人彼此不识，增加了辨认难度。除了有四个兜的是干部，两个兜的是士兵外，几乎没有外在特征便于识别遗体。躺在袁国孝墓碑下的死者是谁，没有人清楚。
这里是中苏边界对抗最前沿。铁列克提边防站虽少为人知，但它第二个站却几十年来闻名全国，该站原名塔斯提哨所，后易名小白杨，阎维文“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即歌颂这个哨所。
       铁列克提得名铁列克提河，该河位于裕民县城以南60公里，是条不足十米宽的小河沟，由中国流向苏联。铁列克提边防站距裕民县城约150多公里山路，正好扼中苏国境线的阿拉山口。此段国境线东面中国一侧，是海拔不高的石山——巴尔鲁克山，西面苏联一侧，是相对平缓的砂石地，在铁列克提边防站地势稍高地段，可看到苏联境内距国境线不远的阿拉湖。
       这段国境过去并无清晰界限，1962年，中方建铁列克提边防站，部队按中方主张的边界巡逻时，双方经常发生冲突。在边防站巡逻路线南段，有条苏联铁路，最近处不过数百米。为阻止中方巡逻威胁其铁路，苏军从肢体冲撞、车辆堵路到动用挖掘机，几乎穷尽手段。
       与此同时，由于中方牧业生产的萎缩，放牧转场的习惯线不断向中方收缩，1960年初中苏交恶后，
巴尔鲁克山脊西侧几百米地带成为争议领土，到了1968年，苏方的巡逻先已推进到接近中方一侧石山的山脊。
铁列克提边防站时，这儿打仗氛围比当时其他地方更为浓厚。当时，乌鲁木齐军区部署了一次重大的军事活动——丘尔丘特转场，以牧民转场路线穿过争议区方式，表明中方态度。
       转场中苏军多次骚扰，双方曾棍棒交加，混战一团，但转场队伍终于到达目的地塔斯提，完成任务。苏军情报十分准确，知道中方做了充分准备，并未开枪，中方也发现，在被抢来的苏军的枪里，甚至没有子弹。

       为应付紧张局势，边防部队被重新整编改组，成立独立边防营，袁国孝所在的部队，是负责托里、裕民边防的第四营，时称304部队。新组建部队由骑兵营步兵营和原来的边防团各抽一部凑成
6月10日，距铁列克提不远的塔斯堤河与乌斯干河交界处，苏军试图绑架一位牧民，碰上骑兵独立营排长李永强的小分队。按中国边防政策，是否开枪必先请示上级，但当时情形让李永强下令占领身后有利地形，突然开火，苏军毫无准备，苏方史料称，苏军6人身亡。
       李永强不但未被追究是否违反军纪，反被树为英雄。远方的珍宝岛，近在身边的李永强，都让袁国孝所在部队洋溢着苏修这个超级大国不过如此的乐观情绪。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更大的行动在即。5月，新华社、新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的20多位记者扛着各种器材抵达塔城地区的中苏边界，不久，他们又陆续抵达铁列克提边防站。对袁国孝们来说，这是一个明确无疑的信号——全国人民到时候将会从纪录片上看到我们建功立业。
多年后，袁国孝才知道，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中，八一厂的摄影师在前线的拍摄，被迅速剪辑成纪录片“新沙皇的反华罪行”，在当年四月召开的九大会议期间放映，受到九大代表的好评。一些新闻媒体的领导从军代表处得知新疆军区也可能也会有动作（指丘尔丘特转场），便纷纷向江青提出要求去新疆军区采访拍摄，她想都没想就说：“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不过，紧张、激动的袁国孝们远未做好战争准备。袁国孝和其他新兵，都是在抵达铁列克提之后才开始学习射击，他只参与过一次实弹打靶训练。其间，他还被抽调去看守仓库一个月。他后来将要用到的枪榴弹，只学了三天。
老兵们的情形也不比袁国孝好太多，当时中国军队训练时数严重不足，除政治学习外，大部分时间打柴、割草、搞农副业生产，士兵对手中武器性能了解不足，军官对如何指挥作战所知不多，不少军官甚至看不懂地图。它导致铁列克提之战爆发后，边防站上报的战斗地点与实地偏差2—3公里。
临近8月，政治学习越发密集，会议不断，从小会、班排会、小组会、动员大会，官兵被反复动员宣传。8月初，马上就有大的对敌任务，大家都心知肚明。
8月12日下午，又有一批人员充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这支人马与60天前、20天前抽来的人员组成了一只100余人的部队。

       这支百余人的部队，来自河南柘城的新兵就多达38位，他
们将执行一项精心设计的巡逻任务，为抓拍历史性的画面，随行的还有10多位记者。
8月13日凌晨2点，袁国孝身背一支步枪、一个枪榴弹发射器、4枚枪榴弹和200发子弹，顶着新疆夏夜的寒意，和战友们悄悄从边防站出发，向预设阵地进发。
       出发前，官兵手拿红宝书列队集体朗诵了伟大领袖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誓师仪式既雄壮又悲壮，令袁国孝浑身滚烫。走出营房时，虽然大家沉默无声，但他能感到队伍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行进了几十分钟后，袁国孝所在的中翼组抵达其预设阵地。14人的中翼组中，袁国孝等9人据主阵地：无名高地，其座标约为45°35'16.16"北，82°17'16.39"东；4人据旁边小山包。在他们北方，是17人的右翼组，南面是20人的左翼组。中翼组与两翼相聚六七百米，在中翼组东面一公里远的后方，是11人的指挥组，指挥组不远，是36人的预备队。
       袁国孝阵地西面正对着苏军的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两者相距三公里左右。

       三个进入预设阵地的小组和更早一些进入阵地的指挥组和预备队，是为天亮时进入中苏争议地区的巡逻队提供掩护。
按当时苏联主张的国境线，由北向南一字排开的三个阵地均位于苏联一侧，指挥部和预备队位于中国边境线一侧。巡逻组的行进路线，大体与三个预设阵地构成的连线平行，从最北端的右翼掩护组阵地，向南行进到最南面的左翼掩护组阵地后折返。行进路线总长约2—3公里。
       中国边防军的巡逻目的，即以行动明告苏方不承认其“实际控制线”。因此，巡逻组必须等到天大亮后方才出发。
       袁国孝们据守的石山，遍布灰褐色的碎石，寸草不生。不但无自然地貌可做掩护，亦无法挖掘掩体，压在身下的碎石犹如刀尖，半夜时分寒气逼人。不到4点就趴在碎石上的袁国孝，苦等天亮。
       虽然居高临下，但中方完全看不清西面黑暗中的苏方有何动静。苏联那一边似乎一切都陷入沉睡中，但早已经布下杀机。

8月12日，苏军前沿哨所观察到中方一侧的异常调动，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和相邻罗德尼科瓦亚边防站立即进入警戒状态，苏军紧急在前沿哨所修筑了掩体，两辆装甲车被悄悄部署在侧翼掩体中。此前，中国这边来了一批摄影师和记者，预示中方可能会有大动作，也没逃脱苏联人的眼睛。
苏军的精心准备，中方一无所知。当袁国孝们顶着星光悄然进入预设阵地时，苏方前沿哨所担任观察任务的杜列波夫中士，就借着东面石头山影与天幕的对比，发现了“毛派分子入侵”。
7点40许，天色已亮。袁国孝正伸着脖子等着巡逻队，苏军一架米-4直升机飞临中方阵地上空，在光秃秃的石头山上，身着草绿色军装的中国军人一览无余。
       这个意外并未引起中国军人应有警觉。袁国孝被分在中翼组高地的东北角，正好与新影厂记者温炳林分在一组，温炳林提议袁国孝和另外一名战士站起来怒视敌机，他好拍下我英勇解放军抗议苏军侵略的特写。

       第一架直升机在三个前置阵地盘旋侦察一番后飞走，不久第二架直升机又来，它直接深入后方，把中方指挥组和预备队的布置也看得一清二楚。
9时许，中方11人的巡逻队出现在袁国孝的视野中。当他们走到开阔地时，苏方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立即开来三辆军车，在距袁国孝的阵地直线距离二三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进入预先构筑的阵地。袁国孝说，苏军每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他们就数一个数字，他们计算一共有126名苏军士兵。
       袁国孝清楚记得苏军先开枪——巡逻组前进到靠近中方掩护组阵地时，苏军在喇叭警告之后开枪了。
       此前，部队在谈及碰到苏军该怎么办时，有人大大咧咧说“老修（苏联人）就那么两下子，见了我们不过就是朝天打两个点射”，但苏军的零星射击明显是冲着人的。巡逻组迅速往山上撤退，袁国孝看到巡逻组的领队裴映章颈部鲜血淋漓。
       巡逻组的人刚跑到袁国孝们据守的中翼阵地，苏军步兵就呈散兵线扑了上来，中国边防军不曾想到，苏军阵地出现了装甲车，其中一辆，直接插到东南方，切断了中翼组与北翼组的联系，它正好对着袁国孝负责的方位。
       袁国孝认为9点零5分双方正式交火，因为巡逻组一位叫曹新龙的战士撤到阵地上后，用电台向指挥部呼叫“九点零五分苏军向我开枪”。接着，袁国孝看见站着呼叫的曹新龙，没有说几句话就被击中，接着报话机被苏军击毁。前方后方联系中断。



袁国孝这个方向，只有他的枪榴弹可威胁苏军装甲车，袁国孝看到身边巡逻组撤上来的李国贞排长击中两名跳出装甲车的苏军后，他用枪榴弹朝着苏军装甲车打出第一次发枪榴弹实弹，但有效射程只有150多米的枪榴弹，甚至没有打到山脚下。袁国孝抬高枪口后，第二发枪榴弹勉强打到山脚下，依然够不着装甲车，袁国孝徒劳地装上第三发枪榴弹，还未击发，就昏了过去。
       接下来的混乱战斗，袁国孝四十年后方才知晓。中方虽有100余人，但前方三个预设阵地都没有电台，后方与前方用信号弹联系，用一、二、三发信号弹发布不同命令。战斗发生后，指挥员发射两发信号弹后，怕前方看不见，又匆忙发射两发，四发信号弹让各战斗组彻底凌乱。混乱的指挥加上原本兵力火力的巨大差距，各战斗组只能坐视苏军从容不迫地用四辆装甲车包围中翼无名高地，铁列克提之战变成一边倒的屠杀。
       下午13时10分，苏军占领中翼组无名高地，战斗结束。这个阵地上，巡逻组11人和中翼组无名高地9人被包围，除袁国孝外全部阵亡，中翼组东面小山头阵地4人中的2人在后撤时阵亡，南翼组4人，北翼组3人试图穿越苏军火力封锁时阵亡。中方总计28人阵亡，12人负伤。而苏方则在步兵仰攻山头时付出2人阵亡，10人受伤的代价。
简单地说，就是3月份珍宝岛事件之后，新疆军区想要复刻珍宝岛“有理有利有节”的摩擦方式，结果被有准备的苏军反杀。
铁列克提地带是边界争议地区和双方巡逻路线交汇地带，解放军方面已经事先勘察了阵地，并在冲突爆发前先派了一个潜伏组9人到预定冲突地域的有利地形挖掘掩体。
随后11人的巡逻队（他们配发了试制型反坦克枪榴弹，还带了两个新华社摄影师）出发，一个加强排约40人的预备队实施跟进。
从这一部署来看，解放军方面的意图显然是让巡逻队和苏军发生冲突之后撤到挖好的掩体区域据守，然后等后续部队跟进上来之后以兵力优势击败苏军巡逻队。
与珍宝岛时不同，苏军对此早有准备，当地早就有苏军装甲车辆集结的报告，当天苏军还出动了直升机实施侦察，可军区和军分区方面对此全都视而不见。
结果就是巡逻队抵达预定冲突地域时遭到了伏击（只有BTR和步兵，没有坦克），后续梯队被苏军炮火分割无法增援，解放军巡逻队和潜伏分队因此全灭，苏军方面死4人，装备无损失。
作者：不打诳语谜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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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博客上的文章属实，我们可以看出铁列克提是非常不利于防守的一处死地。在中国边境一侧，是等高线密布的山地，在苏联一侧地形相对平缓，中方到达战场只能通过徒步（没有公路，而且是山地），苏联一侧有良好的道路条件。也就是说战斗一旦发生，苏联人可以很容易调集更大规模的支援力量，而中方很难。
而且苏联在紧邻中国巡逻路线上已经修建了工事群，而中方除了在676高地和无名高地上有战斗组规模的掩护（具体主战场的位置争议不提）。虽然中方因为占据高地具有一定地利（事实上苏联进攻高地的时候的确几次都不能得手，最后召唤炮火解决之），但是巡逻组要在地方工事面前长距离巡逻，是相当危险的。
总之在战斗发生地，对中方来说是非常难以防守，也难以支援的死地。而且和珍宝岛最大的不同是珍宝岛我们至少调集了军级火力支援战场，也就是说早就有准备的。铁列克提实际上只有排级步兵参与战斗，没有上级火力支援（苏联反倒有）。这种情况下失败也就难免了。
铁列克提前后经过相关回忆录已经说的很清楚，就不细说。就分析一下龙书金的指挥，前面已经说了铁列克提是死地，非常不利于防守。但是又是争议地区，从道理上说，在苏联有明显异动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巡逻是合理的，但是从政治上又不行（哪个也不敢背卖国的骂名）。所以龙只有硬着头皮坚持巡逻，但是战略上又不允许在新疆继续恶化和苏联的关系，扩大冲突事态，所以龙没法给边防连任何更高层级的支援，只能把难题丢给基层官兵。
从唯一的幸存者后来的回忆里，本人认为反映的比较客观真实，接近真相！这是我军的一次惨痛的教训。换句话说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我军实际上是有准备的，没有准备的话能带上摄影记者吗？原本想偷袭一下苏军，并拍成像珍宝岛那样的纪录片。确没有想到我军的意图早被苏军查觉到了，并有针对性的提前做了军事部署：
1，从兵力上以多打少；2，从装备上以强打弱；3，动手前还两次通过直升机对我军整个部署了如指掌。还有一点，当时我军所有的指战员的警惕性及军事战术素质非常低，甚至都不会正确的使用枪榴弹等。
请问：在双方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我军能不被屠杀吗？铁列克提不是珍宝岛！双方打仗最怕的是什么？最怕提前暴露己方的作战企图（意图），因为暴露就意味着将自己的底全交给了对方。







版主:★情圣★于2019_09_16 14:29:17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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