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义之披露的李震自杀案的侦破过程

 施义之是江苏武进人。他一九三八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共，一九六零年七月任二十一军军政委。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央要北京军区调一个军政委到公安部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被选中，十二月下旬，施义之赴京到公安部上任，从此施义之和李震、刘复之成了同事。
华国锋联手汪东兴一举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七年七月，施义之被停职审查。翌年七月，到秦城“五七干校”接受审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公安部的审查结论上报中央，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签发，称施在“清查公安部档案”、“伪党案”事件中，参与诬陷迫害国家领导人的反革命活动，给“四人帮”报送材料等五大罪状。一九八五年一月，中央书记处批复，开除施义之四十七年党籍、军籍，每月发给生活费一百五十元。
虽然在政治舞台上，施义之因为跟错了主子，落得个流放秦城的可悲下场，但作为李震自杀事件的目击者和后来的办案人之一，施义之在一九九五年辞世之前，向有关人士披露了他亲历李震自杀事件的全景过程。下面就是施义之的口述实录：
“一九七三 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去北京医院看牙，九点多种秘书打电话到医院，问我知不知道李部长上哪去了。我忙问怎么回事，他说昨晚一夜李部长都没有回家，现在还没有找到。我说我不知道。十一多钟我从医院回来，看见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刘湘屏、张其瑞等人都聚在五号楼门前，气氛很紧张。在人群里还有李震秘书郑爱萍和其他干部。他们告诉我已到处找过，五号楼地下管道内也找了，没有。当时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似乎有不祥的预感。
结果两位工人在大院东南角的一个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刘湘屏要于桑、曾威下去看看，关照不要动，不要破坏现场。他二人上来后告诉我们，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
  这时立即电话报告国务院和周总理。二十二日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桑、吴忠、杨俊生、杨德中、刘传新等组成破案组，并从外地调来几名法医，着手破案。
二十三日，于桑、刘传新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到部里宣布对李震的秘书郑爱萍隔离审查。下午破案组与核心小组听取公安局勘察现场初步情况的汇报。当时吴忠说：据周总理的秘书讲，二十一日晚他给李震打电话时，李还谈笑风生。 晚七时左右，周总理把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我们谈各自的看法，我说：“我同意周总理的判断，他为什么要自杀？极大可能是被害”。
刘复之也说：“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矛盾集中到他身上”。周总理在会上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田维新和我也参与破案组工作。
二十四日，我参加了破案组的一次案情分析会。据李震爱人反映：二十一日晚李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到了清晨问秘书郑爱萍，郑一点也不急，催问几次才去找。在会上我得知李震除服了大量安眠药外，口袋里还有安眠药，是潮湿的，有口袋布的压印，似乎是从口中吐出来的，正在取样化验，还不能确定死因。但大家的思路仍集中在“他杀”的问题上。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郭玉峰、田维新同我们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进了人民大会堂前厅大门，于桑走在前面。突然，守候在这里的杨德中指挥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上前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随后的刘复之也被架走了。我跟在其后，见此景一惊，马上停住脚步没敢动，等待也被架走。
这时杨德中说周总理在里边等着你们，把我、曾威、黄庆熙、张其瑞引进福建厅。厅里，周总理、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江青、张春桥、吴德等已坐在那里，除朱德之外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在场。还有吴忠等人，稍后汪东兴到。
我们进去后，杨德中请示周总理怎样向于、刘二人宣布，总理说：宣布“保护审查”吧。杨德中出去宣布后回来，周总理问他俩有什么反映，杨德中说：“于桑问为什么？刘复之只讲了一个字，好！”
周总理当时说：“这完全反映了这两人的性格，一个像恶霸，一个像军师”。
周恩来接着又侃侃而谈道：“李部长是被害。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比谭甫仁案子还严重。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
破案组决定对莫国基（刘复之秘书）、徐仲久（部长办公室公务员）、戴文殿（于桑秘书）、刘均（原一局处长，同李震一起搞专案）等人组织群众专案组进行审查。
二十八日，华国锋打电话找来了天津的解学恭，当时在场的有吴忠、刘传新和我。布置了对刘复之、王万沐和刘在天津的两门亲戚进行审查。我后来得知对刘、王的审查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李震案情时经毛主席同意的。
 十一月上旬，吴忠又向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最新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要放几把火。要集中批郑爱萍、莫国基、戴文殿、徐仲久，对于桑、刘复之也要揭发。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公安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对抗，杀人夺权的地步”。
周恩来总理还说：“我就怕侦察工作上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没有经验，帝修反是有基础的，斗不过人家”。
吴忠当时对我说：“对周总理的指示如何贯彻，要听华国锋的安排。” 十一月十四日华国锋对我说：“中央为了加强公安部的领导，已决定调杨贵、祝家耀、徐海涛到公安部，参加核心小组，部里也可以选人参加核心”
华国锋还说：“总理指示重点审查对象是郑爱萍，至少动员千人以上大会揭发批判，除查破对他们的疑点外，要批驳他提出的李震自杀的理由和他的目的”。“从现场看是自杀的样子，但分析没有自杀的因素，我们必须从阶级斗争高度来分析。”
 十一月十七日，杨贵、祝家耀、徐海涛到公安部参加核心小组工作。中央决定杨、祝、徐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罗青长、刘湘屏也参加破案组的工作，由祝家耀分管政治部，负责内部发动群众。不久，徐海涛被调走。 十二月的一天，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破案组会议，听取了祝家耀发动群众的综合汇报。会上华国锋说：“没有调查研究说李震是自杀是错误的；不调查研究说是他杀也是不对的，结论应该在调查研究之后”。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人说李震之死有自杀、他杀两种可能。华国锋还传达了毛主席在听取周总理的汇报之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 一九七四年一月初，破案组确认李震是自杀。核心小组研究决定分两步向下传达。先讲存在他杀和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经华国锋批准后，召开了大组长和处以上干部会议，由杨贵按两种可能作了传达，并代表核心小组承担了前段审查工作中的责任。
一月中旬的一天，华国锋召集核心小组成员到北京卫戍区开会。华国锋说：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中央站得高，看得全面，我没意见，坚决执行。但要给点时间做思想工作”。华说给一周时间。同时华国锋指示我和吴忠一起去接予桑出来。还指示除刘复之外，其他人都宣布解除审查。为了给公安部做善后工作的时间，会上决定于桑出来后先在中组部招待所住几天再回家。
会后华国锋要我随他一同去人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在车上华国锋对我讲：“在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当时从被害的角度审查是必要的。向周总理汇报时他也是这样讲的。周总理指示：“于桑回部后，你们要抓紧时间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批判他，一是挽救本人，二是教育大家，提高思想。”
华国锋写的解除于桑保护审查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于桑与李震的死无关，但于桑在公安部的错误是严重的，回公安部后要接受群众的批判，自己要作认真的检查。第二天，我同吴忠拿着周总理批准的报告给于桑看了，把于桑接到中组部招待所。后来于桑回部作了检查，经大小会数次批判后恢复工作。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仍为核心小组成员。
到了一九七四年底，在一次破案组会上，吴忠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隔离久了对他的身体不利。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具体指示：解除刘复之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不恢复工作。自此，彻查李震之死的案子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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