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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柯瓦廖夫是何许人?
送交者: 乡下老爷[★★声望品衔9★★] 于 2019-10-29 20:39 已读 1717 次 1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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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瓦廖夫和苏联专家,在帮助恢复东北地区铁路,保障人民解放军迅速调动以便
歼灭国民党军方面作过很多贡献。194918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信说:
“我们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派来了柯瓦廖夫同志,帮助我们修复铁路和进行其他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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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柯瓦廖夫报告与访谈录的不同评价


李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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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俄国学者贡恰洛夫(又译为冈察洛夫)对当年苏共中央驻中共代表柯瓦廖夫的访谈录发表后,受到我国学界关注;2004年,柯瓦廖夫1949年写给斯大林的报告原文公布后,又引起反响。今年第7期《炎黄春秋》发表的李洁的文章认为,柯瓦廖夫的报告和访谈录“完全是凭空杜撰”,“均属无稽之谈”。但是许多学者认为,柯氏的报告和访谈录有重要参考价值,不应随便否定。本文提供一些有关资料,供读者鉴别。

 

柯瓦廖夫是何许人?

 

柯瓦廖夫是19485月被苏联派到中国来的。他不仅是中长铁路苏方的全权代表,更重要的是负责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络的特别代表。

在卫国战争时期,柯瓦廖夫是苏联军事交通部部长,中将军衔,为保障战时铁路运输作出过重要贡献,深受斯大林器重。朱可夫曾称赞他是“胜利的缔造者中的第一名”。柯瓦廖夫和苏联专家,在帮助恢复东北地区铁路,保障人民解放军迅速调动以便歼灭国民党军方面作过很多贡献。194918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信说:“我们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派来了柯瓦廖夫同志,帮助我们修复铁路和进行其他经济工作。”

柯瓦廖夫从东北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后,就住在毛泽东住处附近。作为斯大林亲自任命的特别代表,他参与了两党之间的所有重要活动。194912月间,他陪同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领导人进行会谈。78月间,他陪同由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成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同年12月,又陪毛泽东访苏。

 

关于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

 

这个报告标注的时间是19491224日,这应当是最后定稿或上交报告的时间。柯瓦廖夫在1991年的访谈录中说:“访问前夕我开始给斯大林写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到坐上火车后我才把这个报告写完。”柯瓦廖夫陪同毛泽东于126日启程,16日上午到达莫斯科。当晚,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一次会谈。1224日举行第二次会谈。毛泽东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这次会谈“长谈五小时半,到今晨五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这时毛泽东还没有感到不满。过了一些时日,因苏方对中方建议签订中苏新约迟迟不表态,毛泽东受到冷遇,一天,他向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发了火。李洁说,由于毛泽东向柯瓦廖夫发了火,“促使柯瓦廖夫恶从胆边生,编造了这个在中苏两国甚至在整个世界流传了60多年的弥天大谎。”其实,毛泽东发火是在1225日之后,柯瓦廖夫的报告早已写完,而且已经交上去了。

柯瓦廖夫的报告,共有9000多字(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涉及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并非即兴之作。总起来看,他反映的情况虽然非常片面,但多数还不是空穴来风。问题在于他是按照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来观察、评价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初期的政策和实践,因而严重地脱离中国的实际,基本上是极“左”的观点。例如:

关于国家机关,他说:“中央政府机构。其中的22个由共产党人领导,15个由其他党派代表和无党派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包括像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和程潜这样一些反动分子领导。……中央政府没有实现对全国的统一领导。”

关于军队,他说:“人民解放军中相当一部分官兵是原国民党军人……几乎是保留了他们被俘后的编制形式。委派到原国民党部队的人民解放军政工干部也很少。从武装力量的稳定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这一角度来看,此类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关于经济形势,他说:“批发业和零售业除满洲外几乎全部掌握在私商手中……为投机倒把制造了可乘之机。”“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国家对食盐、烟草制品和酒类制品的垄断,对反动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是满洲和华北一些老解放区实现了土地改革……其他地区不仅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甚至没有削减地主至今仍在向农民征收的高额地租。”“目前中国政府无论对国际贸易还是对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贸易都未实行任何限制。而且现在正在实行的政策是在讨好外国资本家企业和贸易公司。”

柯瓦廖夫报告中最敏感的内容,也是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批评。他说:

“在部分党员和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流行着一种错误论调,认为老解放区实现土地改革后出现的新富农是拥护共产党和新政府的革命力量。”“依靠工人阶级发展党的工作至今都不见行动。在吸收工人加入党的队伍方面没有开展任何积极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党组织中混进了很多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在党的队伍中,包括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有亲美和反苏情绪,他们现在仍旧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例如,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和中央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中共中央委员、满洲政府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成员林枫,满洲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劳动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成员李立三,财政部长、中共中央委员和政府一个委员会的副主任薄一波等人。同时,领导满洲经济和文化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的高岗却遭到了毫无根据的批判,在他周围营造了一种不健康的氛围。领导并组织这场批判活动的是中央书记刘少奇。……过去以托派活动著称的劳动部长李立三于19496月提议成立企业主联盟,目的是有组织地维护企业主的利益。”“近来在党员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前线的全面胜利阶级斗争将逐渐消失,因为新政府正吸收国内各阶层人士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参与经济合作,这对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严重的危险。特别是刘少奇也同意这种观点。实际上,大量事实说明,各方面的阶级斗争正在急剧尖锐化。”

“尽管美英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积极支持蒋介石,但中共中央领导人直到194911月以前还在对这两个国家能很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幻想。比如这种情绪的反映表现在,刘少奇和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受英美联盟控制或与其有联系的国家参加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为的是不去刺激美国和英国。对南斯拉夫向中国提出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的建议一事保持沉默也可以用此来解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在一次有毛泽东参加的会谈中说:‘如果我们拒绝南斯拉夫的建议并公开指责其政策,那么请问,万一南斯拉夫的主子问起此事,我们该怎么办。’周恩来对向上海和天津派遣苏联专家组持否定态度也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因为美国和英国的巨大的经济利益都集中在这两个地方。”

在毛泽东回国前,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把柯瓦廖夫这个报告交给了毛泽东。据师哲讲,斯大林还说:“这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一般认为,斯大林做出的这种政治姿态,是想表达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信任,同时对毛泽东前段受到的冷遇进行安抚。但还不仅如此。斯大林那番话实际上言不由衷,柯瓦廖夫并不是一个不懂政治的技术人员,他主要是苏共中央驻中共的代表,汇报中共领导层的情况,是赋予他的政治任务,他经常直接给斯大林写报告,根本不需要另外授权。

柯瓦廖夫那些极“左”的观点,有的斯大林可能并不赞成,但基本上不违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极“左”理论,斯大林并未完全否定柯瓦廖夫的报告,苏共领导人对当时中共的政策确有怀疑,担心中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斯大林把柯瓦廖夫的报告交给毛泽东,也是一种提醒或告诫。柯瓦廖夫在1991年的访谈中就曾举例说明,斯大林说的是一套,“但他做的完全是另一套”。

李洁说:“批判高岗的所有中共中央文件中都没有谈到所谓的里通外国问题。”由于高岗一直受斯大林和苏联器重,19542月批判高岗时,斯大林去世还不到一年,中苏关系还是很亲密的时期,在公开的文件中,不可能提里通外国问题,但是在党内文件中,这件事是写得很清楚的。19542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结束时的发言提纲中明确指出:“高岗在东北时,未向中央请示,就与个别的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在去苏回国后的个人谈话中,他亦有不少搬弄是非的话,并借此吹嘘,抬高自己。且有不少言论和观点,显然是不利于中苏团结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也说:“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

据汪东兴日记记载,19491228日,毛泽东访苏时曾对他说:“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信。这封信中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让别人写,告洋状。”这说明当时毛的心里就明白,但他并未责备高岗,也没有影响对高岗的信任和重用。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掌权后的195611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毛泽东对柯瓦廖夫的报告,并不是“不加理睬”,而是影响了他对当时党内不同意见的认识和处理。对于柯瓦廖夫所说的刘少奇等的反苏亲美倾向,即资本主义倾向,毛泽东也是警惕和反对的。在高岗与刘少奇的争论中,毛是赞同和支持高岗的。例如,高岗公开攻击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还把刘的讲话记录搜集起来转给毛泽东,毛也很不赞成刘少奇的讲话。“建国前夕,刘少奇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有‘左’的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在当时任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的柯瓦廖夫面前毫无事实根据地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柯瓦廖夫随即写信报告斯大林。高岗还搜集刘少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整理成系统材料,并称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毛泽东传》277页)毛泽东对高岗这些行为从未提出过批评。194912月,东北局组织部根据高岗的指示规定:对于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问题严重的,必须开除出党。中央组织部经刘少奇同意,回复的意见是:“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不得加以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19503月,高岗在东北地区党代表大会上公开否定中组部的复函。并对张秀山、张明远说:“刘少奇的谈话和对东北局的批复我给毛主席看了,主席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毛主席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

195173日,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提出削弱、否定私有基础,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且把高岗关于东北农村生产互助运动的报告转发各地,还代中央起草批语:“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1952110日,高岗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右倾思想》的报告,不指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毛泽东认为高岗这篇讲话很好,批示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1951年,在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中,毛泽东赞同高岗的意见,不赞成刘少奇的观点,尖锐批评了李立三和他所领导的全总党组,解除了李立三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并对李立三进行了批判。1953年,毛泽东对薄一波主持搞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提出严肃批评,高岗借此事件,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毛泽东对李立三、薄一波过分的批评和不恰当的处理,很难排除受柯瓦廖夫报告的某些影响。

柯瓦廖夫的报告,并未影响毛泽东对高岗的信任,1949年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一直受到毛的重用。1953年春天,根据毛的提议,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被撤销,高岗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统管政务院八大工业部(有经济内阁之称),周恩来只分管外交、侨务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还要高岗去查看沈阳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被捕的情况,可见对高岗是何等信任。

在“高饶事件”发生的初期,毛泽东是力保高岗的。19531224日,毛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召开解决高、饶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后,当天就离开北京到杭州去了。195417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书记处的信中,关于四中全会,提出“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并要求刘少奇在会上同时宣读“自我批评稿”。122日又写信给刘少奇,再次强调“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毛没有参加四中全会,他曾提出四中全会开两天,实际开了五天。210日通过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虽按毛的指示没有点名,但四天后的215日,根据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就面对面对高岗进行了尖锐批评。原来毛泽东还想安排高岗回西北工作,听说高岗217日自杀未遂后,毛厌恶地对秘书叶子龙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叶子龙回忆说,毛泽东“一直认为,对一个人来讲,自杀不是什么本事,而是软骨头的行为,他看不起软骨头”。“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

 

关于柯瓦廖夫1991年的访谈录

 

1991年,柯瓦廖夫接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C·H·贡恰洛夫的访问,回忆了当年在中国的经历(见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164~200页),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其中最为敏感的是以下鲜为人知的内容:

“在19497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刘少奇撤销了(请求苏联派空军和潜艇支持攻打)台湾问题。接着,显得十分激动的高岗讲话。他首先完全支持刘少奇的发言,然后说,他想提出一项自己的建议。

高岗说,他建议宣布满洲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高岗认为,这样做可以保障满洲的安全,使之免遭美国人的进攻,并会使满洲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根据地,以便继续进攻南方,彻底消灭蒋介石。为了论证这样的看法,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部署苏联的舰队,加强大连的苏军,扩大苏军的人数。高岗讲话结束后,与会者响起了一片掌声,但是刘少奇却表现出一脸怒色。

这时斯大林站起身来,向着坐在第一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所有的与会者对这样的称呼都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张作霖是一个土匪,他依靠日本人的支持成了满洲的独裁者,后来当他企图倒向美国人一边时,日本人便消灭了他。

会议结束后,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去往他们的住地。途中刘少奇立即对高岗的叛国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指责,高岗则予以顶撞。当我们来到他们的住处后,刘少奇立即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密码电报,要求马上把高岗召回家去,因为他作出了叛国的行为。而高岗则走到我跟前,慢慢地挑选着俄文的字句对我说,他想以秘密的方式,并通过苏联的翻译,把中共领导层的情报告诉我。他认为,毛泽东的很多战友都有右派托洛茨基的倾向。他还说,他想就某些中国领导人对联共(布)中央不真诚的和反苏的行为发表一项重要的声明。

我立刻到二楼,用转盘电话把发生的一切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承认,他对高岗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但他强调说,这是必要的,因为不然的话,情况就有可能被中国领导人作出不正确的理解。斯大林还禁止我听取高岗的情报,其理由是我还要回到中国去工作,因此不能卷入中国领导人的纠纷中去。据我所知,当时曾委托另一位同志来听取高岗的情报,并把谈话记录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还说,不要立即放高岗回去,要阻留他几天。

三天之后,斯大林在自己的孔策沃别墅举行了一个专门招待会来欢送高岗。在招待会上,斯大林积极地企图使高岗同刘少奇和解,甚至迫使他们两人为友谊而相互干杯。刘少奇干杯时带着明显的不乐意的心情,他完全是为了满足好客的主人的请求才这样做的。

第二天早晨,高岗乘飞机回国。他表现得心情沮丧,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为他陪行。我清楚,昨天的和解是形式上的,于是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当天斯大林同刘少奇谈话时便说:‘我对高岗同志的批评有些过分了,您也是这样,请把我的意见报告给毛泽东同志。’

刘少奇显然实现了这个请求,因为不久高岗就在新组成的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了要职。应该指出,这期间毛泽东在同我的谈话中经常强调说,他一向是支持高岗的,尤其是他曾救了高岗,使高岗没有被从前的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害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笼罩在高岗头上的一切乌云全部消散了。”

柯瓦廖夫还讲到,19499月,一个香港的代表团,向毛泽东谈参观东北观感时,提到在东北见不到毛泽东的肖像,只看到斯大林的肖像。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肖像问题。柯瓦廖夫说:高岗“愤怒地向我讲了会上发言的情况。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尖锐的批评,他让大家注意到高岗在莫斯科曾建议使满洲成为第17个苏维埃共和国,他把这个问题同满洲不挂毛泽东像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接着是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力求把满洲送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当时对于周恩来的这种立场感到特别痛心,因为他认为周恩来是他的好朋友。毛泽东没有发表个人意见,他只是赞成作出的决议。决议中谴责‘高岗路线’,并建议在全国摘下斯大林画像。

高岗走后,我久久不能入睡,我的心情很坏。最后我决定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莫斯科。

第二天中国几位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在内,到我这里来就肖像问题进行解释。他们说,决定摘下斯大林的像是由于像的质量不好。最后,虽然我并不愿意,但我还是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在苏联的军事机关、中苏合办的机关以及在中国的党委会和共青团委员会里,仍然悬挂斯大林的像。

第二天,斯大林发来了电报,他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对高岗进行了谴责,当时我对此甚为惊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发生的情况有了更好的理解。因为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是用密集的眼光来看待人的,他不是把人们看做一个个的个人,而是把他们看做是自己的仆人,看做是一群蚂蚁。在他看来,人不过是玩弄政治把戏时的手段而已。所以他当时抛弃了对他忠心耿耿的高岗,让其听天由命。此时此刻他认为对自己更重要的是同毛泽东搞好关系。……

高岗受到最后的、致命的打击是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19502月,即在毛泽东从莫斯科返回北京之前不久,我得知斯大林把我的报告以及其他一些也是对中共中央提出批评性意见的密码电报都交给了毛泽东。这还不那么要紧,他还同时竟把高岗寄给他本人的几个情报夹亲手交给了毛泽东。

很久之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泽东这一事实。……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斯大林这种行为实际上已预先决定了高岗的命运。”

柯瓦廖夫的回忆不一定完全准确,例如,据考证727日应为627日;斯大林和一些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并不是政治局会议。不过,说他“完全是凭空杜撰”,也不能令人置信。如果说柯瓦廖夫是因为毛泽东向他发过火而恶意编造故事,那么应当是攻击毛泽东,也不会编故事中伤高岗。柯瓦廖夫和高岗的关系一直很亲密。他在1949年的报告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等7位中共中央委员,唯独表扬高岗“领导满洲经济和文化发展取得令人瞩目成绩”。在1991年接受访问时,柯瓦廖夫还说:“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同高岗在工作上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信赖的、甚至是友爱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超群出众的人,他具有一位重要领导人所应有的素质。”他还说了一些对高岗的遭遇表示同情的话。在几十年后,他似无必要故意编造故事诬蔑高岗。

曾被说成高岗的五虎上将而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张明远,他的女儿张晓霁根据高岗秘书赵家梁口述写的《对〈回忆高饶事件〉的质疑》一文(载于《炎黄春秋》2009年12期),对杨尚昆说高岗与苏联的关系不正常也提出质疑。我查到195992日张明远在军委扩大会议批彭德怀的第一综合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见会议简报),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还有和外国的关系:东北解放不久,东北有个政治顾问叫卡瓦列夫(苏铁道部副部长),高岗把他对中国党的看法向这个人谈了,散布了很多反党言论。卡瓦列夫(注:即柯瓦廖夫)就认为少奇同志、彭真同志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高去过苏联三次,一次是和少奇同志去的,回来散布了不少反对少奇同志的言论,如说斯大林如何重视他,不重视少奇同志。说斯大林说他是东北的张作霖。”

当时张明远有压力,难免说违心的话,但还不至于胡编乱造。斯大林是在什么情况下称高岗张作霖的,张明远可能不清楚,但这可以作为柯瓦廖夫回忆的一个旁证,也说明杨尚昆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曾经为师哲整理过《在历史巨人身边》回忆录,先后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李海文,就柯瓦廖夫访谈录写了一个文字说明,现转引如下:

“1991年第六期《远东研究》登出贡恰洛夫(有的译为冈察洛夫)整理的苏联驻华专家组组长科瓦廖夫回忆录中说高岗当着斯大林的面提出要将中国的东北成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1992年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在《东欧中亚情况》发表了谈话的摘要。龚育之看到这个材料,3月6日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认为科瓦廖夫说的比较确切。(电话记录)。3月9日我到师哲家,向他请教此事,他一口否定科瓦廖夫的说法。(见采访记录)因为我看过刘少奇在苏联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中没有谈到高岗的事情,因而相信了师哲的话,写了《科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一文,并请师哲审阅(见原稿)。

1992年夏天,贡恰洛夫调到北京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工作,任政务参赞。1993924日在中信国际研究所所长皮声浩的安排下,我与彭德怀传记组、研究抗美援朝学者张希同贡哈洛夫及俄驻华经济参赞杰尼索夫会面。而后于105日一起看望师哲。同师哲又讨论了这个问题。师哲当场回绝,说高岗没有说过这个话。出来后贡恰洛夫说:师哲、科瓦廖夫,这两位老人家不太合。

我的文章《科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于1993215日出版的《国史研究参考资料》第1期发表,后为《人物》(注:改了标题)、美国《历史学者》转载,作为附录收入日本出版的师哲回忆录,影响较大。可是就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师哲在一次接见外宾时,当着我的面,却承认高岗讲过这个话。使我目瞪口呆,哭笑不得。当时我忙于其他工作,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被很多人引用,产生这么大的后果,就没有再写文章更正。研究历史第一要实事求是,现在我郑重地把以上情况写出来,供研究参考。李洁多次引用的就是李海文澄清的这篇文章。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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