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并航空局常王：（即到即复）


       据吕明同志（系空军部及吴克坚处派赴香港的空军策反人员）酉寒电称（原电迟到）：国民党拟将中央航空公司及中国航空公司财产由港迁台，英政府又逼其离港，中国航空公司美国股方亦派人来港活动，另闻有出售企图。目前该两公司中下层人员我已能控制，中央航空公司经理陈卓林已在起草通电表示可以行动，中国航空公司经理刘敬宜在争取中。吕明要求指示行动时机，通知济、郑两地机场，准备汽油、滑油、及电台、夜航设备和供给气象报告地区。我们意见为免这批财产损失，目前条件既较成熟，可即飞来解放区，降落地以徐、济、潍、青四地为宜。我们已派人赴徐州、济南、潍县、青岛布置一切，行动时机及对英方应采取之态度，请中央即电示，以便行动。
（即到即复）




饶漱石  林征
                                              酉发
这是一封密电，1949年10月22日由中共华东局发出，主题是：“请即示对港中航财产如何处理。”半个多月后，11月9日凌晨，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10架，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2架，合计12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北飞，回归新中国怀抱。同日，中航、央航2 5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留港起义员工同美、蒋和港英当局开展了护产斗争，将大批航空器材、设备、油料抢运回内地。这一系列壮举，史称“两航起义”。
启德机场上中国航空公司飞机，近景是2架C-47（DC-3），远景是2架C-46。

长期以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吴克坚直接领导，并派出华东局推荐的吕明、査夷平到香港策划起义，已成为见诸众多媒体的“明线”。然而，除了要做两航高层管理者的工作，在对手眼皮底下，起义涉及12个机组及驻场机务人员，通电员工高达数千名。如何像电文所说，做到“控制”中下层人员？如何向大陆转移数量巨大的航空财产？显然，仅靠几个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做到的。
事实上，早在吕明等抵达香港之前，中航内部就已经活跃着中共地下党支部，他们自下而上，精心策划，严密组织，有效动员，为两航起义的基层组织、动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两航起义亲历记》一书，让这条隐没多年的“暗线”浮出了水面。（编者注：该书编者即本文作者胡飞霞女士，是当年中航地下党支部书记胡理昌的女儿。）

《大公报》上《短长书》
当年位于香港启德机场的中航地下党支部极为隐蔽，直接受中共华南局地下党秘密领导。在执行两航起义任务时，我父亲胡理昌与华南、香港、华东地下党上线有着直接联系，是“两航起义”的关键人物之一。然而多年来，在大部分历史著作中，中航地下党及华南局这条线一度被忽略掉了。

中国航空公司地下党支部书记胡理昌

“文革”时期，两航人备遭磨难，我父亲也一样。他于1987年7月去世，去世前曾在民航总局史志办工作。他住院术后曾对我说“家中书柜里有证据”，令我不解地是他临终前大声呐喊“不是这么回事的”！什么证据？怎么回事？这个“谜”始终纠缠着我。父亲去世后我听到过一些传言，比如“当年香港中航地下党支部在两航起义中没做什么”，“没接到两航起义的任务”，等等。果真如此吗？我一直在寻找答案。


2012年12月31日，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标题是“怀念你的父亲”，并有附件。发件人是周礼忠叔叔。他是对敌斗争的一员干将，笔杆子十分犀利。


我打开邮件的附件，原来是一份《大公报》的复印件。这份《大公报》出版的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即1949年8月21日）。在该报第七版的“各地通信”栏目中刊发有一封《短长书》，文章的导读是这样写的：“一个工程师到了北平/畅谈北行观感/他过去曾替美帝及官僚资本家效力/今天他踏入了新的天地靠拢了人民”。旁附编者按语：“这封短长书的作者陈方梁先生是香港中国航空公司一个助理工程师，他在九龙启德机场工作很久。如今他已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正决心改造自己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尽力，他的信充满了热情，而且坦白诚恳，他的信将会给读者以共鸣以感动。”
《短长书》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朋友们：离开香港已经半个月了，半个月前我和你们一样的还在替官僚资本做赚钱的工具，替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的最后挣扎作间接的帮助，替美帝国主义者在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的事业中出卖了自己的劳力和脑力，但是，朋友们，现在我已经到了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而且还接受到人民政府诚挚的接待。这里，我先把十几天来的经过，看到的和听到的报告给你们。（以下是陈方梁全家在解放区的亲身生活体验，由于文字篇幅较长，略去。）
       朋友们，再不是发牢骚的时候了，再不是苟延图存，抱着过一天是一天的心理的时候了，让我们一脚踢开那些美帝者和他的奴才们，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吧！




陈方梁
写自北平西单饭店
一九四九、七、十七


陈方梁北行，投奔解放区，而他在解放区的观感，竟然能在《大公报》上出现，这绝非偶然。父亲遗文《香港当年中航基层党的活动》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两航在上海的留守人员如赵际唐、齐镇午等和从香港北去的陈方梁、钱风、徐燮元不断报导解放区的政治、经济、生活情况，都给两航职工很大的鼓舞，激起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与思乡情。”1949年5月份过后，中航地下党支部在6、7和8月通过香港《大公报》等进步报刊舆论，向两航全体职工做了“全面起义的动员”工作。《短长书》恰是中航地下党支部发挥作用的重要旁证！

发表于1949年8月21日《大公报》上的《短长书》。


《短长书》的发表，当时是一件轰动启德机场及各民航部门的大事件，震动了众多空地勤人员。之后，已经有人通过其他渠道策划单机起义，但这显然违背中央军委的整体部署，无疑会打草惊蛇，增加大规模集体起义的难度。又是中航地下党支部及时纠正，召集在群众中有影响和威信的领班（他们都是抗战时期中央飞机制造厂的老同事），在位于香港黄大仙的一块山坡平地上多次开会，具体位置就在黄国铨家门前（黄是中航护产纠察队负责人）。大家分头串联，秘密叮嘱“阻止单独行动，等到外面来人（指中央来人）的支持，与公司集体行动”。

在香港的地下岁月
这份老《大公报》，将我的思绪带回了幼年时与父母在香港共同生活的那段日子。记得我家开始住在正冲着启德机场的狮子山脚下的小石屋（后来搬到九龙城内狮子石道九号），这个地址是中航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地点，我母亲洪国卿是组织活动的掩护人，负责站岗放哨。妈妈经常对邻居们说：“老胡朋友多，好客，你们也尝尝我烧的江南风味的小菜好吃吗？”她与左右四邻的关系非常和睦，但相处得非常小心谨慎。


华东地下党派的陈烈来过我家3次，极隐蔽，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分，悄悄而来匆匆而去，其中一次是在上海解放前夕。1949年5月份，陈烈来我家，交给父亲的仼务是书写起义召唤信的信封。这些匿名信主要投递给国民党管辖区民航、空军部门的工作人员，主题就是动员他们拒迁台湾，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其落款盖有“新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的公章。寄信人署名“蒋寄”，“蒋”，指的是上级党组织领导蒋天然，他在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部长。陈烈冒着生命危险，把信件带回广州，投递给民航空运总队（CAT）的员工。因此，早在两航起义以前，中航地下党支部就已经参与策划了对国民党航空系统工作人员的策反工作。


华南地下党派的欧阳维到我家来的时间难以琢磨，有时一周好几次，有时一周只有一两次，十分谨慎，人少时就留在我家吃饭。欧阳维说的是香港方言，父亲说的是上海国语，他们用筷子蘸着杯中酒在桌上写写划划，互相沟通。欧阳维本身有双重身份，他不仅是中共华南局地下党书记派来与我父亲单线联系的人，还是中共香港市委海员工会在航空界的负责人，“两航起义”后，他仍在香港为祖国统一秘密工作。


中航地下党支部组织发展会都是在我家秘密进行，由最初的胡理昌、何祖锐、姚敏三人，到后来又发展了魏应鹏、韩启康、陈燕贻、张本禄、黄国铨、沈远帆。何祖锐、姚敏是我家的常客。支部成员还有中共香港市委派的地下党人邓志南，起义后他仍在香港工作。1949年5月，支部开始向两航公司行政人员发起宣传攻势，书写匿名信。何祖锐、姚敏夜间来我家，父亲用左手写，妈妈也帮助抄。写完后，他们在特务众多的危险境地，悄悄把匿名信发送出去。1949年6、7和8月，他们经常来我家，轻轻嘀咕，悄悄离去，在桌上和手心上写写划划，偶尔还烧掉一张小纸条。我记忆最深的是何祖锐叔叔，他喜欢小孩儿，经常抱我。


我和妈妈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生活。在香港居住的片段里，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不安、担心、期盼。 



胡理昌一家，摄于启德机场
 

密电背后的秘闻
在民航新一代领导和民航博物馆同志的帮助下，文章开头的那封密电是2014年在中央档案馆发现的。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纪录。

华东局请示处置中航财产电报复制件。

1949年8月24日，吕明和査夷平辗转到达香港。9月初，吕明、查夷平、朱汉明（香港地下党），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中航原驻台北气象员，身份被特务发现后，从台北撤出，滞留香港）组成起义工作核心小组。而吕明到达前的七八月间，中航支部和香港地下党组织已经开始酝酿选举港九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简称港九民航工会）筹委会。父亲曾与冷雪山（后任港九民航工会主席）等同志曾讨论过，认为：“成立工会有利于充分利用合法的社会保证，以工会的合法地位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冷雪山回忆，8月份工会成立前不久，会员就已经发展了500多人；到9月底，会员人数已经超过700余人。曾一度被后来某些观点称为“福利主义”的港九民航工会，正式成立于9月11日，性质是地下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从一开始就是自己人！

港九民航工会第一届执监委名单。上为工会主席冷雪山。

在1990年6月出版的《哈尔滨文史资料》第14辑中，父亲有篇遗文，名为《赤子心 爱国壮举——记述两航起义部分情况》，其中写道：“为了使工会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地下党支部手里，经向上级指示，决定组织工会核心小组，这个组织在起义时成为基层行动的核心。”针对两航中层人员，文中说：“我们组织了两航各自的起义委员会。”工会核心小组，对外公开称“读书会”，既是北飞前占领机场所有地面设备、仓库、车间、厂房、飞机跑道的群众带头人，也是北飞后护产、内运、纠察、复员的群众带头人，更是起义中党联系群众的纽带。该小组核心成员有胡理昌、黄国铨、沈远帆、张本禄、陈燕贻、魏应鹏、季林、李继白、黄炳、兰芝穗、程念渊、倪凌霄、王家昌，后来又吸收了王章锜、邵致和等人。工会核心小组最早期成员何祖锐后来去了工会，端木全则去了央航，组织青年工作。支部除了火线发展壮大党组织力量外，中航地下党还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者协会”，成员有余品珍、黄炳、叶景萱、李继白、许锡泉。


我父亲在给华南局香港分局地下党党委书记陈能兴的汇报材料中曾写道：“……在1949年10月，最初通过工会书记林象（注：来自香港地下党系统，上线是乔冠华），我们发现‘第三方面’（中央方面的代号），由组织上调查证实。我们便将工作重点，改为全力支持这一行动，完成了起义在基层中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在起义前夕，经过组织介绍，陈耀寰以‘吕秦’为代号，正式和我发生联系。”


我父亲的遗文，和密电中“该两公司中下层人员我已能控制”的事实高度吻合，而且证实了其实现的主要途径。而要求中央接收两航财产的决议，正是欧阳维和我父亲共同定夺的结果。父亲在《赤子心 爱国壮举》中，也明确写到中航地下党组织“要求人民政府接收两航全部财产”。我父亲另一篇遗文《香港当年中航基层党的活动》中也提到，“即使对上层策反工作失败，基层早已作好了单独行动的计划（当时有A、B、C三种方案的设想，从好处着眼，从坏处着手），以表面要求发给遣散费为名，占领机场、飞机、仓库、厂房，准备在谈判决裂后，呼吁社会支持，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我们。”而这与华东局密电主题“请即示对港中航财产如何处理”不仅高度呼应，而且已经具备清晰的意图。


因此，早在“第三方面”出现之前，中航党支部已经完成中下层起义的准备工作。吕明等人到港后，上中下级起义策划工作全面联通。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仅用70多天时间，“两航起义”就能取得成功。

启德机场上的中央航空公司飞机。

除了北飞的12架飞机，71架飞机还滞留在启德机场。北飞后，接替《航职会刊》，中航党支部又主办了港九民航工会刊物《活报》，继续鼓动两航及其他各蒋管区民航人员为新中国服务。前文提到的周礼中叔叔就是《活报》编辑之一。


为了不让台湾方面把飞机飞走，黄国铨担任中航护产纠察总指挥，陈燕贻担任启德机场护产总指挥。工会核心小组成员都是各单位护产纠察队的负责人，各工区班组长也成了纠察队的班组长。“有特殊任务的人员都得到了待命的通知，躲藏了起来，一切准备完毕。夜间躲藏在机场养护车间办公室里的人员大气不敢出的静静待命。半夜2点一声令下：开始行动！他们立刻悄悄地溜出门，爬上自己负责的飞机开始行动”，父亲在自传中写道。他们有的拆掉磁电机的高压棒，有的把磁电机接电通地，有的拆掉飞机零件……随着台湾方面有可能将两航资产冻结并出售，护产任务也逐渐由“守护”、“警戒”，升级为“航材及早运回”。经过诉讼，港英当局最终把这71架飞机判给陈纳德的民航空运队。但机场所剩的不过是飞不起来的飞机壳，重要的航电和发动机设备，已被拆光。上万箱航材、设备、油料早以极其秘密的方式被偷运出来，转移至庇利船厂码头，再秘密转移到海员工会准备好的大海轮上。整个交接过程，乃至整个航材北运途中的安全，都离不开港九民航工会与海员工会的密切配合，前提是中航和香港地下党的周密策划。

流光飞舞
“突然发动机的轰鸣声划破了夜空，震动了山谷，冲击着大海。守护人员的心提到嗓子眼，深情地望着蒙蒙发亮的上空，只见一架接着一架的银燕插入云霄，直到最后一架飞机在云层中远去。人们紧绷着的心一下子松了下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有的饱含热泪瘫倒在地。此情此景用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出他们的爱国情怀。”多年后，父亲用近乎文学的笔调在《哈尔滨文史资料》中描述了1949年11月9日那个激动人心的凌晨。


如此深情，是父辈们青春记忆中最为绚烂的时刻。如此深情，使父辈们挺过历次运动的狂风暴雨，初衷不改。而那众多萤火虫在小瓶中聚光的美丽之夜，则是我与父亲一起度过的短暂而美好的时光。



两航员工在飞机尾翼上涂装新中国五星红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