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空军起义的飞机(1945-1989)
　　1945年8月20日，汪伪政府空军的1架日制“九九”式运输机，由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飞行员赵乃强、黄哲夫驾驶，从江苏扬州起飞，飞抵延安，首创从敌对阵营驾机投奔G.C.D先例。
这架飞机是日本赠送给汪伪政府专机班的，机名“建国号”。飞抵延安后为纪念此次起义行动改名820号。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副驾驶张受益、空勤机械师唐世耀、通信员唐玉文驾驶1架美制B—24轰炸机从成都起飞，飞抵延安，首创国民党空军驾机投奔G.C.D的先例。刘善本山东昌乐人，1938年毕业于国民党空军中央航校，曾于1943年赴美受训，并被内定为蒋介石“美龄”号专机的驾驶员，起义后任东北民主联军航校副校长、空军副旅长、空军第10师师长、解放军第一航校校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副教育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
　　1948年9月23日，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上尉分队长杨培光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北平起飞，先飞到辽源机场，遭到地面炮火猛烈射击，被迫继续北飞，后在四平机场降落。
　　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郝桂桥、陈九英，中尉领航员周作舟、张祖礼驾驶1架美制B-24轰炸机从南京起飞，起飞后曾准备轰炸南京大校场机场和总统府，因投弹系统故障，5枚炸弹都落到南京城外燕子矶，当时蒋介石正在大校场机场空军俱乐部慰问空军将士，听到爆炸声大惊失色。投弹后轰炸机飞到解放军占领下的石家庄。
　　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中尉飞行员谭汉洲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青岛起飞，在沈阳北陵机场降落。
　　1949年1月3日，国民党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上尉飞行教官谢派芬(1948年11月加入中共)
　　、中尉飞行教官蒋声翰在中共地下党员吕云荪的策反下，组织机务员李葆华、田维初、荀富贵驾驶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杭州起飞，飞抵郑州机场。
　　1949年1月12日，国民党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教育处上尉副官高全诤驾驶1架美制L-5通信机，从杭州起飞，原计划飞往徐州，因天色昏暗，没能发现，只好在安徽宿县双石铺河滩上迫降。
　　1949年1月14日，国民党空军第3大队28中队中尉飞行员阎承荫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南京飞机，飞抵济南张庄机场。(阎承荫的三哥就是在抗战时期发明了空中降落伞雷的著名飞行教官阎雷)。
　　1949年1月15日，国民党空军第20大队11中队中尉飞行员刘焕统、邹耀坤、宋宏儒，在青岛机场砸开机舱，驾驶1架美制C-46运输机起飞，飞抵沈阳。
　　1949年1月27日，国民党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周梦龙、李延森利用飞行训练的机会分别驾驶1架美制PT-17教练机从杭州起飞，飞抵合肥。
　　1949年1月30日，国民党上海民航局空中交通管制站站长邢国铮、空中交通管制站管制员刘书荣、华兴杭、飞行副驾驶李筠、机械员陈铁生，在中共地下党策反下，在乘坐C-47客机从上海飞往青岛途中，劫持飞机在济南降落，首创民航机投奔G.C.D先例。
　　1949年2月2日，国民党民航局上海龙华空中交通管制站助理管制员李愚和上海虹桥机场指挥塔台管制员刁家平，从上海驾驶1架美制L-5通信机起义，起飞后因机械故障在上海以北坠毁，2人受伤，后经地下党安排，2人从地面到达解放区。
　　1949年2月3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中尉飞行员张雨农、任永寿、黄友寿、黄文刚乘着机务人员例行试机的机会，利用中午休息的机会，偷上1架美制B-24轰炸机强行从上海起飞，飞抵北平南苑机场。
　　1949年2月19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101中队中尉飞行员徐骏英、少尉飞行员魏雄英(中共地下党员)、中尉通信员赵昌燕、少尉领航员张镭，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反下，从上海起飞，降落在济南。1952年6月7日魏雄英在驾机向进军西藏部队执行空投任务时撞山身亡。
　　1949年2月22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102中队中尉飞行员杨宝庆撬开机舱，驾驶第20大队的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西安起飞，计划飞往北平，因燃料耗尽迫降于河北唐山。
　　1949年3月7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中尉飞行员王玉珂、空军军官学校上尉副中队长刘继广、中尉飞行教官禹庆荣(3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从上海驾驶1架英制“蚊”式战斗机飞抵河北石家庄。
　　1949年3月7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101中队中尉飞行员唐宛体(中共地下党员)、中尉通信员李学冕、机工长彭树新，从汉口偷驾1架C-46起飞，原计划飞往北平，因恶劣天气无法分辨航向，最终因燃料耗尽而在热河赤峰上空弃机跳伞，3人均平安落地。
　　1949年4月7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3中队中尉飞行员梁惠福、汉口警备区少尉排长黄琪玲(国民党起义将领92军军长黄翔之子)和小学教员王亚蒙(女)，乘着黎明前警戒松懈混入机场，驾驶1架美制B-25轰炸机从汉口机场强行起飞，降落在郑州机场。
　　1949年4月9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中尉飞行员刁光弟(中共地下党员)、中尉领航员沈济世、少尉通信员王凡、少尉机械员徐迈、空军供应总处少尉军械官于振超、机工长罗锡龄、宋永信，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反组织下，于试飞为名从上海驾驶1架C-46运输机起飞，飞抵济南。
　　1949年4月17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员杜道时，在第20大队机工长郝子仪的协助下，驾驶第20大队的1架美制C-46运输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杜道时原是B-24轰炸机的飞行员，从未驾驶过C-46，竟能以2人驾驶需要5人机组的C-46安全起飞，确实不易。飞机飞临徐州机场时，解放军误为敌机来袭，组织对空射击，C-46就在防空火力弹雨中降落，降落时机翼中弹，幸好2人未受伤。这是国民党空军首次从台湾驾机回归大陆。
　　1949年6月15日，国民党空军第11大队上尉作战参谋毛履武(中共地下党员)在从汉中南郑机场驾驶美制P-47战斗机起飞侦察西安途中，见僚机因故障返航，正是起义的大好机会，便果断改变航向，直飞河南安阳，安全降落。
　　1949年8月25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副驾驶李福遇(原国民党空军轰炸机中队长，蒋介石专机的副机机长，是重庆谈判后送毛泽东回延安的专机机长)，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开始进行驾机起义准备。当天原是只准备去广州白云机场观察飞机警卫情况，见央航1架C-47型客机刚加满油，又没有警卫，便抓住机会，强行驾机起飞，经5个多小时飞行，在南京安全降落。
　　1949年10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上尉飞行员江富考、机工长周震南、机械兵石建儒、陈尚明从台湾嘉义机场驾驶1架C-47运输机起飞，以超低空飞行摆脱国民党空军战斗机的追杀，安全降落在南京。次日凌晨为防止国民党空军报复轰炸，连夜转场济南。从嘉义机场起飞时，正好蒋介石结束了对菲律宾的访问，乘专机回到嘉义，亲眼目睹了江富考强行起飞的一幕，他走下专机舷梯，没有和迎接他的任何一名官员握手交谈，便匆匆驱车离去。
　　1949年10月17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魏昌蜀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警戒松懈的机会，潜入台湾冈山机场驾驶1架AT-6教练机强行起飞，在福州机场降落，飞机落地不久就遭到国民党空军追击而来的P-51战斗机扫射，机身3处中弹，但无大碍。
　　1949年10月27日，国民党央航副驾驶吕辑人、机械员领班苏文焕、机械员杨兆藩、谢超群(均为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以试车为名登上1架DC-3客机，从香港起飞，在已遭到破坏的广州白云机场上短距离紧急降落。为防止国民党空军的报复，连夜从广州起飞经汉口飞抵北京。
　　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2000余员工和80架飞机通电起义，当天就有12架飞机(1架CV-240，3架C-46和8架C-47)在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和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率领下飞往北京、天津。史称两航起义。
　　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第3中队中尉军械员岳哲安(他曾在美国接受过飞行训练)从台湾台中机场乘警卫不备偷上1架美制PT-17教练机强行起飞，安全降落在福州机场。
　　1950年1月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飞行学员李纯，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策划下利用第一个放单飞的机会，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浦东湖乡海滩上迫降。
　　1950年1月9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飞行学院黄永华，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策划下，利用单飞训练之机，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台南机场起飞，在广东潮安降落。
　　1951年3月27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专机组少校飞行员戴自谨、机械师史殿文，在台北上空劫持1架B-25轰炸机，安全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
　　1951年9月12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希尚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
　　1953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少校领航员叶刚、第4大队少尉飞行员孙志强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金门起飞，飞往大陆，因燃料耗尽在浙江上虞迫降。
　　1953年10月18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陶开府、监察总队测向台见习机务士秦保尊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
　　1954年1月26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胡弘一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同安迫降。
　　1954年2月19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上尉参谋黄铁骏、射击军械士刘铭三驾驶1架B-25轰炸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因燃料耗尽在浙江三门迫降。
　　1955年1月12日，国民党空军少校联络官郝隆年、第20大队少校参谋王钟达、机械师唐镜驾驶1架C-46运输机从台湾台中机场起飞，在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
　　1955年2月2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若龙、朱宝荣驾驶1架PT-17教练机从台湾虎尾机场起飞，在福建平漳海滩上迫降，两人各获奖金1000元。
　　1955年5月18日，国民党空军第3大队中尉参谋何伟钦驾驶1架P-47战斗机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在广东海丰迫降。
　　1956年8月15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少校教官黄纲存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仙游迫降，获得奖金8000元。
　　1963年6月1日，国民党空军第2联队第11大队43中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驶1架美制F-86战斗机从台湾新竹起飞，在福建龙田机场安全降落。徐廷泽被授予少校军衔，并获得2500两黄金的奖金。而这架F-86则被送到军事博物馆作为展品供人参观。
　　1969年5月26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上尉教官黄天明和飞行学员朱京蓉驾驶1架美制T-33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惠阳迫降。
　　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少校考核官黄植诚驾驶1架美制F-5F战斗教练机借考核新飞行员之机，驾机起义。当他飞到福建龙田上空时，后座的飞行学员许秋麟坚决要求回台湾，黄植诚便掉头飞到东引岛以西让许跳伞，随后再次飞往大陆，在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黄植诚获得奖金65万元，198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而台湾国防部长高魁元则因此事引咎辞职。
　　1983年4月22日，国民党陆军航空兵第1支队第1分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1架U-6A侦察机从台湾花莲起飞，飞往大陆，因当时天气恶劣，他无法找到机场，在福建宁德三都港盘旋时被港内军舰误会，遭到高炮射击，便在海滩上迫降。李大维获得奖金15万元，他出身于台湾的军人世家，两次获得过国民党“国军英雄”称号，因此他的起义引发了台湾军界的巨大震动。
　　1989年2月11日，国民党空军第737联队第5大队中校辅导员林贤顺驾驶1架F-5E战斗机借空中考察之机，飞往大陆，因低空大雾，未能找到汕头机场，燃料耗尽后在广东丰顺县上空弃机跳伞，左臂受伤。伤愈后被授予中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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