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创造了“愿景规划”（desiderata）一词，今天仍被研究人员用来表示长远研究目标和课题设计，类似于今天的科研经费申请报告。培根还提出了许多巧妙的方法通过刺激人类对名望的渴望来推进基础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例如，建立一排纪念过去历史上著名发明家的雕像和一排空位与之相对，以刺激研究人员想象有一天他们自己的半身像会出现在那里。


培根的建议激发了爱国博物学家塞缪尔?哈特里布（Samuel Hartlib，1600-1662）去收集许多改革与改进国家对科学研究和发明的激励机制的建议。在收集到的建议中，有人建议奖励不仅应该给那些成功人士，而且应该给那些没有成功或还没有对科研问题找到答案的人，因为他们的错误会刺激其他“活跃的大脑在新发明中崭露头角”。哈特里布计划建立一个专门的国家部门来系统化资助和奖励那些“期望为国王或国家效劳”但却不知道去哪里寻找资金支持的人才。(36)


从17世纪中期开始，随着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和思维碰撞的重要性的凸显，国家支持的由共同爱好和兴趣结成的各种科学家协会和团体开始远离王公贵戚的个体资助与要求而涌现。由这些科学协会出版的期刊开始为社会上那些雄心勃勃的研究课题和愿意接受智力挑战的科学爱好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媒介与平台。




科学学会将他们的期刊视为激励和吸引新发现的手段，而激励人们的主要是信誉和名声。比如德国国家科学协会“利奥波蒂娜”（Deutsche Akademie der Naturforscher Leopoldina）于1670年创立了它的期刊。这个成立于1652年的德国科学学会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团体，


比1666年由法国路易十四国王创立的法国皇家科学院早了14年。根据其章程，那些可能没有其他渠道公布其研究结果的人可以利用这个期刊向世界展示他们的发明权和荣誉，这是建立科学发现标准和将科学引文规范化的重要一步。类似这样的制度创新迅速在欧洲被其他相互竞争的国家和王室复制。


除了为科学家通过在期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而提供一种满足感以外，学院还开始提供特定主题的论文奖，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今天。历史学家杰里米?卡拉多纳（Jeremy Caradonna）估计， 自法国皇家科学院从1670年开始颁奖到1794年为止，法国一共有15000名此类比赛的参赛者。这些参赛者通常由许多或同一个赞助商资助，例如王室和贵族，他们以前会作为直接赞助商资助科学研究，但现在是通过科学院或科学团体这个社会平台间接这样做。(37)


欧洲各国政府也利用奖金这个激励机制向社会提出国家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难题，最著名的是英国海洋经度委员会于1714年开出的一个奖项，让科学家提供如何在海上航行中精确确定经度的解决方案。17世纪的一些人将这一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比作世纪难题来极限挑战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智商。


事实上，欧洲自文艺复兴以后的数学和科学研究，绝大部分都是与实际生活中的应用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以法国皇家科学院成立后100年之内颁发的一项大奖为例。法国皇家科学院由法国专制暴君路易十四国王在财政部长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的建议下于1666年创立，旨在鼓励和保护法国的“科学研究精神”，它是欧洲最早的科学院之一。财政部长科尔伯特为法国制定了一系列重商主义的产业与贸易政策以促进法国的经济繁荣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他因为认识到科技对于法国商业和军事的重大意义而建议路易十四由国家财政资助成立法国皇家科学院。该学院在成立的宗旨中明确指出科学院是非政治性的，不讨论宗教、政治和社会问题，而只专注于纯科学和工商业技术问题。法国皇家科学院为法国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等一系列自然和工程学科在整个18-19世纪的迅速崛起立下汗马功劳，云集并培育出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学家和数学家，包括被誉为“法国的牛顿”的风云人物拉普拉斯。


科学院设立了一项大奖赛，并成立了一个由知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评判每场大奖赛的获奖者。让我们通过从档案中提取的信息来详细介绍大奖赛的获奖情况。多数时候，大奖赛的大奖授予了应用技术而不是纯数学或纯理论。比如1727年，布格（Bouguer）和加缪（Camus）由于他们提交的关于船舶桅杆的论文而分享了大奖。这一年著名数学家欧拉（Euler）还提交了一份关于应用数学问题的申请，但他只获得第三名。1729年，布格再次赢得大奖赛，这次是一篇关于观察海上恒星高度的文章。1731年，布格因为他在观察海上的磁偏角方面所做的工作赢得了他在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第三次大奖。欧拉在1738年和1740年由于应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贡献两次分享了大奖。库伦（Coulomb）因为一篇关于磁罗盘的文章分享了1777年的奖项。他还由于一篇关于机械摩擦主要功能的文章赢得了1781年的大奖。(38)


1785年，作为法国皇家科学院院长的化学家拉瓦锡对科学院组织结构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进一步引入应用性学科。改革过后数学和物理学两个部门的构架得以保留，但现在每一部门下都被分成四个新的组成部分。在原有数学学科中的几何学、力学和天文学基础上增加了“普通物理学”， 包括光学、电学、磁学、声学和热学等主题，这些主题主要是实验性质的，但开始变得更具数学性质。化学、植物学和解剖学三个物理学科变成四个科目：化学和冶金学、矿物学和自然历史、植物学与农业，以及解剖学。法国皇家科学院其中一任院长，著名数学家约瑟夫?傅里叶研究了热传导的数学理论。他建立了热扩散过程的偏微分方程，并通过使用无限序列的三角函数来求解它。


正是这样一种始于欧洲宫廷的对科学发明实行奖励的竞争，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激励机制，为欧洲培育、造就、选拔了一大批卓越的科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工程师，从达?芬奇到伽利略， 从牛顿到拉普拉斯，从波义耳到拉瓦锡，从林奈到达尔文，从道尔顿到门捷列夫。(39)在欧洲，数学家可以被宫廷提拔成为“御用科学家”，科学家可以升官发财当“状元”。举国上下包括王公贵戚喜欢“圈养”科学家和在茶余饭后谈论数学、天文、物理。


其实古代中华文明在过去几千年也何尝没有设计出一套类似的激励机制，为中华文明培育、造就、选拔了一大批卓越的诗人、词人、书法家和画家。可惜由于长期处于大一统和平状态的原因，中国历代王朝没有“战争—商业”这个循环加速器持续几百年的内外拍打和刺激机制去迫使他们创造提供展现科技数学思想的“市场”和“平台”，来奖励那些与战争、军事、武器、航海、工业、农业、医学等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和数学知识以及与此有关的科学家团体和个人，从而与“军事革命”和“科学革命”无缘。但是在人文学科的琴棋书画和唐诗宋词方面，中国古代的确是创造并提供了人类独一无二和举世无双的“市场”与“平台”，民间诗人、画家和书法家有各种社团组织“以文会友”，国家和民间都有专门的出版机构和出版商为他们提供“流芳百世”的传播工具；中国还专门设计了科举考试来选拔这类人文天才进入政界和国家学术管理机构，从而带来了中国人文学科的巨大繁荣，成为东方文明影响周边文化发展的巨大源泉。中国古人写诗赋词，包括唐宋八大家，没有听说过被人剽窃后冠以自己的名字到处流传。诗人们每写出一首诗词， 可以放心地在民间传播而不用担心被人剽窃。这说明中国古代的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有一套自己的机制和制度设计。


换句话说，因为战争、科学同商业争霸之间可以高度互动的原因，自文艺复兴后以“军事重商主义”立国的欧洲王室对科技和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国家层面的“思想市场”及“平台”，同时还为满足王公贵族的审美需求，创造出了欧洲的艺术市场， 比如油画、雕塑、歌剧、芭蕾、钢琴、提琴，等等。随着欧洲国家间竞争的深化，以及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性质及脑力劳动分工的要求，这种由统治城邦国家的贵族和王公贵戚提供知识产品市场与组织科技知识生产的方式，逐渐由完成中央集权政治变革的国家用正式的研究机构、大学和科学学会所替代。而对于早就告别战国时代，进入铸剑为犁的大一统农耕定居文明的古老中华帝国来说，这种锤炼战斗民族的强大外部压力，要等到鸦片战争尤其是亡国灭种的抗日战争时期才能到来。这是为什么中国国家科研机构与军事院校是民国和抗战时期才成立，而对大批科学家的系统培养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而真正对科学技术的商业价值的全面重视和发现，要等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进入商业文明以后。(40)


艺术、音乐、诗词、数学和各种科技知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性公共产品，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带来很多商业利益回报，因而它们的繁荣背后必有国家力量的扶持。因此，一旦欧洲在数学、工程、自然科学及军事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地区和文明以后，越是后发的国家， 越是需要在科技发展方面依赖于国家力量的直接推动才能追赶西方。比如18世纪远远落后于西北欧的俄罗斯，就通过动用举国体制来发展科学与数学，追赶上了法国和英国：自从彼得大帝向欧洲学习建立了俄罗斯皇家科学院以后，经过几代皇室的努力，尤其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吸引和培育了一大批世界级的杰出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仅数学家就包括尼古拉?伯努利、丹尼尔?伯努利、欧拉、罗巴切夫斯基、切比雪夫、马可夫、李亚普洛夫、叶戈洛夫、柯尔莫戈洛夫，等等。类似的，19世纪中期以后才实现统一的德国和明治维新以后才崛起的日本，也是通过举国体制实现在数学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追赶。其实在今天，所有发达国家的大多数科学研究都由政府拨款（例如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等），何况发展中国家呢？


因此无论是艺术还是科学与技术的创新，都需要有社会压力和竞争来刺激需求，由国家力量来创造“平台”以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及回报。可惜受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影响的流行教科书把近代欧洲的艺术、科学和技术繁荣过于简单地归结为抽象的“民主自由”，这对人类知识文化历史和近代欧洲科学、技术、艺术繁荣的认识太失偏颇。这种偏颇的带有现代“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烙印的流行观念，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误以为自己国家历史上由于没有思想自由，因此无法产生西方科学和艺术。事实上这些知识分子就像恩格斯批评的那样，整天自己说着和写着散文，却不知道散文为何物。比如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繁荣，包括琴棋书画，都是极大思想自由的体现。这种人类登峰造极的成就的出现，与培育这类思想产品的“自由市场”和“社交平台”的存在密切相关。


可惜中国古代的国家力量长期侧重于人文、诗词和琴棋书画，而不是数学和物理学，这与中国自从秦始皇实现大统一以后长期处于和平统一、丰衣足食、厌恶战争、维系社会秩序的状态有关。长城是巨大的防御工事，而不是对外侵略工具。反过来，近代欧洲王室由于频繁战争和民族国家生存的现实需要，把进攻当成最好的防御，创造出一种类似于中国科举制度一样的人才选拔和提携机制，把一大批擅长数学、物理和工程的人才选拔出来进入政府、军队、大学、科学院，并鼓励他们将所学到的知识及时应用于战争实践。只不过欧洲“科举制”下的“科举考试”试题，由“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换成了“数学物理”和“炸药枪炮”而已。设想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如果包括数学物理和工程技术，并且常年处于对外商业扩张和对外战争的压力下，就像春秋战国时期或欧洲近代对外殖民时期，那么中国历史上或许就不会只有出产唐宋八大家和众多擅长吟诗作画的风流人物的社会氛围与国家政策，而且也会涌现出一大批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因此中国古代也就或许会不拘一格向周边文明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从而会有更多的像张衡、刘徽、张仲景、祖冲之、贾宪、毕昇、杨辉、秦九韶、僧一行、徐光启、方以智、宋应星、沈括、郭守敬、华佗、李时珍等这样的人才。


按照中国学者李晓鹏的研究(41)，早在1634年，获得崇祯皇帝信任的明朝内阁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徐光启主持了《崇祯历书》的修编，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文集包括了哥白尼的理论和著作。而在这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生监禁。这些知识当时在欧洲还被宗教当局当成异端邪说予以禁毁，却已经写入了中国官方编写的历书，因此李晓鹏认为这可以说明朝崇祯皇帝对科学知识的支持超过同时代的欧洲。李晓鹏因此判断如果没有清军入关，中国会很早就开始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追赶上欧洲。也许李晓鹏过于乐观了一点，其实当时中国并没有欧洲国家在“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状态下所产生的外部“拍打压力”和由于随时不断的对外战争与商业扩张所产生的巨大社会需求。只有这样的战争和商业竞争环境才能迫使中国必须随时“枕戈待旦”和“卧薪尝胆”，而不至于落得“清军一入关，明朝就顷刻灭亡了”的命运。相反，欧洲的众多小国家，是在不断的“生生灭灭”过程种被“筛选”出来的“优良进化品种”，灭亡一个后还有别的马上跟上，总有替补队员。不具备战争能力的国家早就不复存在了。李晓鹏问道：“日本明治维新追赶西方尚且都来得及，何况明朝呢？”但是李晓鹏没有追问：需要什么样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条件所逼迫下的国家转型，明朝才能够愿意采纳重商主义的军事化国家发展政策，成立科学家协会和“大明科学院”，以激励社会上对军事技术和军事科学的普遍热情？在当时条件下的答案也许应该是：学西方对外推行商业战争和海外殖民争夺，对内推动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和对科技创新的奖励，就像后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所做的那样。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自建国以后，首先是利用军事重商主义完成对欧洲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的追赶，并在19世纪末成为制造业大国以后，才开始在20世纪慢慢实现对欧洲在数学和科学理论方面的追赶。(42)但是德国、日本和美国这样发展和追赶欧洲列强的方式在今天已经过时，因此落后国家必须通过摸索走出一条适合当代工业文明和国际条件的科技发展之路。二战以后亚洲四小龙崛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和平条件下，如果没有全球商业竞争和工商业的繁荣来刺激对科学的需求并资助国家对科学的扶持，就仍然不可能有科学的繁荣，虽然工商业繁荣本身不等于科学繁荣。


与此同时，由于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政治制度等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胎发育与演化”的研究角度和视野，导致很多落后国家在西方崛起以后所爆发的来势凶猛的军事、商业和科技实力面前不知所措，陷入妄自菲薄甚至卑躬屈膝的认知陷阱，常常提出许多错误的理论，做出很多错误的决策，干出很多适得其反的事情。比如清朝末年在西方列强连绵不断的强势屈辱之下，以废除科举考试的方式来展示学习西方的决心，其实清朝应该做的是推行重商主义军事立国方针，实行“全民皆兵”和“全民皆商”的政策，换掉科举考试的内容，用数理化和实用工程知识代替四书五经，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实行的全国高考制度和技术人员选拔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下海经商一样。当然，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政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灭亡是必然的。然而推翻清王朝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就能够找到正确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比如五四运动时期和20世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内也有因盲目崇拜西方而出现过一种声音，提出要西方国家来中国继续殖民三百年，以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样的观点实在是大谬，难道菲律宾、印度，还有非洲、拉美、南亚的一些国家被欧美殖民了几百年后，就产生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吗？就产生了自己的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和前沿科技发明吗？


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学习西方，以及能否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追赶，涉及对西方为什么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背后的历史规律的正确理解。需求创造供给，实践出真知。西方在近代以来所取得的进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军事能力等，均是在与战争、商业和工业这类事物打交道过程中“困而知之”的结果。


四
结束语：必须重新解释西方崛起的真实历史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裕？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拥有古希腊民主自由的文化传统和基于其上的、西方独有的严格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契约精神与法律制度，因此勤劳勇敢的高加索人和基督徒才有愿望和积极性探索世界、发家致富、从事技术创新。


可惜，这个流行理论与过去500多年来西方崛起的历史严重不符，也与当今人类实践不符。成功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在当年都不是靠“民主、自由、法制”及严格私有产权保护引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相反，凡照搬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制度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实现了工业化。


因此，重新揭示欧洲列强当年成功开启科学革命和实现工业化的秘密与规律，对于当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那些希望实现工业化的落后国家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


其实，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全部工商文明史，是一部以高度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为单位而展开的血腥竞争的历史。这段历史，以国家主导的“打砸抢”为先导，以利润竞争和对外资源掠夺为目的，以服从国家利益的法律规则制定为手段，以国家财政和军事投入为工具，以“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为动力。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现代福利社会都是这个几百年残酷生存竞争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刺激了由军事和商业需求直接导致的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上层政治建筑的发展和演化。因此，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不过是欧洲封建君主国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需求和国民收入分配矛盾所不断倒逼的产物，尤其是国家力量主导下的军事化商业扩张和以垄断全球市场为目的的规模化大生产的结果。


15-16世纪的欧洲君主国首先通过相互间延续不断的战争及激烈军备竞赛，获得了垄断海上全球贸易通道和掠夺世界资源所需要的大规模军队与杀伤性武器和现代国家构建，以及对军事技术研究人才的广泛支持与选拔机制；然后以这个国家能力为基础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最贪婪、最狡诈、最具规模的商业竞争和海外市场扩张，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倾销、原材料掠夺和奴隶贩卖市场，以及当时最先进的军事科学研究机构与军事工程人才选拔制度，并由此厚积薄发300年，才于1700年前后引爆了以牛顿经典力学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并于1800年前后引爆了以规模化大生产为竞争特征的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因此都是赤裸裸的国家意志的产物；而所谓法制、知识专利保护、私有产权保护、市场竞争，都不过是欧洲列强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意志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民族生存竞争中所不断发明和采用的与时俱进的手段而已。


换句话说，由欧洲封建君主国之间反复无常的背信弃义、诡计多端的跨国联姻、变幻莫测的军事结盟，以及长年累月的规模化战争所催生的中央集权，由中央集权所催生的税收制度变革， 由“战争-财政”需求所催生的国家主导的海外商业竞争模式和重商主义产业政策，彻底导致了牧歌式封建小农经济的瓦解，并由此才诱导出欧洲各国在军事化铜墙铁壁保护下的统一国内市场和基于其上的工场手工业繁荣、马路运河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远距离贸易的巨大需求。以这种广袤的市场繁荣为基础的体力与脑力劳动分工、跨国贸易、科学研究、军事扩张、国民经济体系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制定，及这个国家能力主导下的全球殖民开拓与资源掠夺， 才成为引爆欧洲“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条件和催化剂；才成为欧洲各国政治制度由罗马教皇支配下的封建贵族制，向君主独裁下的中央集权制，并由此再向王室和专业人士集团主导下的精英治国模式（君主立宪和议会制度）转变的背后推力与助产婆。


国家间频繁的规模化战争促进了热兵器的不断改良，促进了国家对海外掠夺的全方位投入， 促进了贵族和中央王室对设立大学与科学院的巨大热情及财政支持，由此才刺激了欧洲近代天文、地理、航海、矿物学、植物学、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比如经典力学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完全是建立在对炮弹轨迹精确性的数学研究基础之上，现代化学关于元素和氧气的理论则完全是因为对火药威力及其燃烧性质的大量实验研究的结果。


由商业利润支撑的战争机器和国家建设，由重商主义哲学指导的海外贸易和全球商业竞争， 极大地刺激了欧洲本土与海外的市场发育、作坊手工制造业的巨大繁荣、社会各方面的劳动分工和区域产业链的形成，以及运河、港口、陆路基础设施及军事设施的完善。但是有限的国内人口和无节制的战争升级以及几乎无限的殖民地扩张和海外掠夺，迫使大大小小的欧洲国家采取“全民皆兵”的国家组织动员模式和“全民皆商”的资本主义竞争方式，以充分调动、吸收、发掘全国人力资源参与到国与国之间“你死我活”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活动中来， 从而把“祖国、荣誉、忠诚、纪律、责任”这样的理念，提升成为近代欧洲国家普遍的国民意识，由此才推动了欧洲各国内部公民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然而这个以民族国家为竞争单位的“公民社会”意识流背后隐藏的单一民族国家理念和商业竞争模式，却是直接建立在大规模对外战争、种族屠杀、外族奴役和全球殖民的基础上的，因而“殖民、杀戮、冒险、掠夺、投机、创业”才成为欧洲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对外宗教渗透与文化入侵的“力比多”冲动。


因此，欧洲民族国家对内的“公民意识”和“天赋人权”的启蒙概念，与对外的种族屠杀、文化歧视及暴力资源掠夺，是近现代欧美文明演化的“双螺旋”文化基因结构和矛盾对立统一体，它们相互支撑并复制对方。比如美国国父们对白人精英群体的“自由、平等、人权”的执着和对印第安人的大规模土地掠夺和种族灭绝，德国大兵们对古典艺术的无限热爱和对犹太民族的无限仇恨，都不过是这一自相矛盾的双螺旋文化基因结构的具体体现。


这是为什么欧洲几个知识分子在18世纪开启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启蒙运动，丝毫不能阻挡欧洲列强的战车、欧洲王室的奢华、欧洲商人阶级在国家力量扶持下对全世界的殖民掠夺、种族屠杀、奴隶贩卖和帝国主义侵略，但是却被二战（尤其是冷战）以后的欧洲文化大国沙文主义者和欧洲中心主义者们赋予超时代的意义，向贫穷、落后、毫无组织及反抗能力的资源型农业国家兜售、炫耀，以瓦解他们独立自主的国家意志。殊不知把启蒙运动推向高潮的法国大革命，在白色恐怖和巴黎断头台鲜血所浸泡的社会动乱之中，遭到了以工业革命领头羊英国为首的欧洲君主国结成的“神圣同盟”的大规模军事围剿，分别导致了拿破仑称帝、路易十八上台和波旁王朝复辟。就连号称代表人类文明和民族解放潮流的美国国父和法国政客们也拒不支持1791年按照美国白人自己的光鲜口号及法国大革命精神而武装起义的海地黑人运动，拒不承认海地黑奴们用鲜血和生命所换来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43)


今天那些盲目相信“普世价值”是欧洲崛起的原因和缺乏这种价值是多数国家贫困根源的知识分子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应该问一问19世纪大清国的李鸿章先生如何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廉价口号向欧洲列强跪讨强加于中国亿万人头上的巨额战争赔款？问一问19世纪的美国印第安人如何以这个口号向背信弃义的历届美国政府索回自己祖祖辈辈生死相依的土地？问一问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皮鞭的奴役下被摧毁的1000万-1500万刚果黑奴们，如何以这个口号向20世纪初欧洲“文明时代”最残暴的比利时国王论证生存的权利？问一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顷刻间无声消失的30万南京生灵与600万犹太冤魂，又如何以这个口号让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和纳粹大兵们放下屠刀？


欧洲现代社会中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不过是欧洲1500-1800三百年血腥的原始工业化积累过程完成以后，又经过1800-1900一百年殖民掠夺下的工业革命洗礼，尤其是经历20世纪两次殖民宗主国之间相互摧毁的世界大战，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身尖锐阶级矛盾调和的产物；是被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所催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倒逼的结果，而绝不是西方列强当年崛起的原因和前提。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由国家暴力所培育并创造出来的政治和经济秩序。(44)正因为如此，日本这个19世纪模仿西方“战争-商业”文明“最优秀”的亚洲学生，才能在一小撮狂热爱国精英分子策划下，通过天皇“强军富国”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并依靠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迅速崛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成为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亚洲头号工业化强国。而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却不具备这样的对外战争意志和国家动员能力。但是被西方“普世价值”历史观所“洗礼”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却把日本经济的成功归结为日本民族的自由文化基因和二战以后才被强加其头上的西方民主制度。(45)


其实无论是科学革命还是启蒙运动，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冷战胜利，都没有改变欧美列强发家时期的帝国主义基因和种族主义本性。相反，欧美工业国集团在完成各自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又继续利用新的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前所未有的生产技术、军工武器、知识专利、新闻媒体与对“普世价值”阐释权的肆意垄断，继续操控全世界商业、工业、军事、政治及意识形态好几百年。


但是，当21世纪的全球生产力中心和产业链从欧美转移到亚洲以后，隐藏在“普世价值”背后的西方帝国主义暴发户的本来面目开始由于经济基础的瓦解而凸显。无论是欧洲民粹主义的复辟，还是美国房地产商出身的特朗普总统的上台，和其咄咄逼人的军事将领和重商主义大佬们组成的总统内阁，以及信奉犹太—基督原教旨主义的专家智囊集团，都标志着披着“普世价值”皇帝新衣的西方文明时代和“新自由主义”与“空想市场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


落后国家无法开启工业化不是因为没有西方式“自由、人权、民主”——那是欧洲“战争-财政”国家模式和“全民皆商”的武装贸易和殖民掠夺的副产品，而非原因；而且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富人欺骗穷人的把戏。落后国家当然需要“自由”，但首先是不受限制去任何发达国家开辟商品市场的自由；他们当然需要“人权”，但首先是获得对发达国家技术出口和转让的定价权；他们当然需要“民主”，但首先是有能力在欧美大亨控制的世界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做主。


然而，在无法像欧洲列强（以及日本）当年那样靠战争、屠杀、殖民掠夺和暴力的全球市场扩张来强国富民的新时代条件下，所有落后国家只能而且必须走出一条新的、自主的、比西方列强更加文明的工业化道路，就像中国目前正在做到的那样。问题是被欧美发达国家垄断的世界秩序是否允许他们长期这样做下去？


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人类21世纪奇迹般崛起的历史，以及欧洲500多年战争、殖民、毁灭和工业化的历史，都反复证明：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和国家能力缺位的结果。问题的根源在于规模化大生产需要规模化大市场才能盈利，而规模化大市场本身是一个公共品——创建一个安全、有效、规模化的市场需付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成本。而这个成本只有高度组织起来的国家才有政治意志与国家能力去承担并克服。这一关键政治经济学原理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今天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超一流军事投射力量、情报和私人信息收集能力、高度机动的警察防暴体制、精准的产业政策和对全球产业链上游的垄断、通过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实施的强大的宏观经济调控与逆周期操作能力、通过法律法规和其他监管系统对国内私营企业实现的全方位管控水平，以及政府对国防产业、全球军火市场、全球能源市场、全球金融交易系统的巨大操控能力，不应该让普世价值先生们感到惊讶。由于对这些国家能力的巨大忽视，因此我们才看到新自由主义和空想市场主义影响下非洲难以逃离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在市场化改革后的发展困境与迷茫。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何在违背几乎所有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下异军突起的秘密。


仅靠放任自流的小农市场经济，撑不起工业化的天空。没有强大的“重商主义”国家机器和正确的产业政策，就不可能有安全、规范、统一的大市场与自我输血的产业升级能力，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基于后发优势的爆发式经济增长和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工业革命。


因此，在国家消亡和人类实现大同理想之前，以国家、国家能力、产业政策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仍然是落后民族进入工业文明的不二法门和政治保障。


虽然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当年都是在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崛起，虽然它们的国家体系和国家能力都是在战争中诞生，但是它们却蔑视20世纪落后国家的独立战争与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这些战争对于落后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所起的伟大作用及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当然，最终的世界大同需要消灭国家边界和国家本身。问题在于：只有彻底在大多数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工业化，才是迫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入“国家消亡和世界大同”这场人类命运共同体运动中来的前提。


因此，对于那些已经率先完成国家化、工业化、福利化社会建设的欧洲和北美国家来说（目前只占全球人口13%），如果真正希望对仍占世界人口85%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做出积极和正面的贡献，就必须诚心诚意放弃技术垄断并向落后国家的制造业彻底开放自己的市场，而不是反过来讨价还价地回到它们16-19世纪崛起时的贸易猜忌和军事-财政时代（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鼓吹和实施的），迫使发展中国家选择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通过军事和贸易战争像欧美列强当年那样崛起。 6park.com
全文完
评分完成：已经给本帖加上 3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