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王树声任湖北军区司令员。1951年8月，任中共中央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团长。直到1954年1月前，曾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职务并不高，仅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因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授他大将衔，因此他在短期内，相继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正因为此，认为自己资历不够，被毛泽东称赞“是个老实人”的罗荣桓深感不安。本文摘自《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解放军开国元帅罗荣桓1955年授勋照（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49年春，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南下，罗荣桓又因病留在了天津治疗，随后到了北京，从此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但他仍然被毛泽东安排为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未到职）。
这年9月，罗荣桓以第四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粟裕则一直主持三野及华东军区工作，9月也来到北京，以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军委委员。
在这次新当选的二十八位军委委员中，粟裕排名位置靠前，居第十五位，而罗荣桓不是军委委员（以前也不曾进入过军委）。
也就是说，粟裕这一时期的军内职务，再次超过了罗荣桓。
在9月30日这天，各大单位的代表团团长给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的时候，这两个老乡又一次“共事”：在毛泽东、朱德、贺龙之后，粟裕第四个铲土，第五个是二野的刘伯承，随后罗荣桓代表四野第六个铲土奠基。
1950年，罗荣桓留在了北京总部，成为总政治部主任。
粟裕则继续到前线，担任攻台作战总指挥。7月初又被毛泽东“钦定”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和罗荣桓的先后副手萧劲光（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萧华（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起，出兵朝鲜。
他因病不能成行后，很快第一次出国，到苏联治疗。1951年回国，被任命为第二副总参谋长（因总参谋长徐向前未到职，粟裕实为第一副总参谋长），即便不算粟裕军委委员的军职，与罗荣桓的级别也相差有限。
1952年，全军开始干部评级工作，正式确立军队干部等级制，并着手授衔的准备。
次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1953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
从这时起，元帅、大将人选已在中央书记处的考虑之中，也就是《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说的“军衔鉴定”工作。
最后在人选既定的情形下（即贺龙1953年透露的内定），为使职务与军衔相匹配，罗荣桓于1954年6月被增补为军委委员、军委副主席，随后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从而在1955年9月顺理成章授衔元帅。
这一点，似乎与王树声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1954年1月前，曾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职务并不高，仅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因中央书记处决定授他大将衔，因此他在短期内，相继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
正因为此，认为自己资历不够，被毛泽东称赞“是个老实人”的罗荣桓深感不安。
得知中央准备授予元帅军衔后，他再次表现了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罗荣桓的请求无疑是诚心诚意的，但他的授衔与否，显然已不是个人的荣誉与待遇问题，而是代表了秋收起义以及全军的政工队伍，因此这一请求也就未被毛泽东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