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后，驻旅大苏军一面阻挠、拒绝国民党军从大连登陆进入东北；另一方面默许、协助中共部队自大连登陆东北，爲中共抢占东北博得了先机。1946年间，驻旅大苏军不但对本地中共部队机关提供了重要锝支持和援助，还使这一地区酿成了关内各解放区兵器弹药、医疗器械、被服物资锝重要供应地。驻旅大苏军还在国民党军发动锝南满攻势中，对中共部队提供了重要锝战略支持，并充当了中共部队事实上锝大后方。据时任旅大地委副书记锝柳亚光回忆，“在内战打得最艰苦锝时候，林一山与辽南省委及军分区退到普兰店，其机关、电台、机要人员都进入旅大地区。国民党进到这儿就不敢往前进了”。[73]
[84]王佩平、孙宝运主编：《江华给韩光锝信》，《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87
页。大连特殊解放区为东北解放承担重任 
　　大连解放了，但是大连的共产党政权并没有因此建立起来，大连党组织的活动仍然处于地下。当时的大连，形势十分复杂，国民党的、帮派会道门的、大汉奸大商人的各种组织五花八门，鱼目混杂。他们以各种“自卫委员会”、“维持会”等名义纷纷组织武装，社会秩序混乱。 
　　苏军急需一支能够赢得他们信任的武装力量替代原有的日伪警察来维持大连地方的社会秩序。于是，大连伪商会会长张本政等大资本家便成立了“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首先骗取了苏军的信任。此时的大连，有一支由中共大连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胶东大连抗盟会，300余人的武装队伍，由张世兰领导。张本政为首的汉奸组织“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千方百计排斥这支共产党武装。苏军在大汉奸的谗言诬告面前不辨真相，下令遣散了这支武装队伍，张世兰遭到枪杀。他在临刑前告诉同伴：“不准向苏军开枪”，并高呼“共产党万岁！”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大连特殊解放区承担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部队横渡黄海、渤海，从大连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 
　　建立我军大规模渡海挺进东北的桥头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把目光对准了政治和地理位置优越、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北地区。 
　　1945年8月26日，中共山东胶东特委最先组建了赴东北渡海先遣队，其成员主要从胶东区党委的联络部、社会部、城工部、统战部及胶东军区所属的有关部门选调，并配备一个武器装备精良的战斗连。小分队取番号为“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先遣队的司令员是吕其恩，政委名字叫邹大鹏，政治部主任则是大连人十分熟悉的柳运光，他此后在大连作了3年的市委副书记。邹大鹏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长期搞情报工作，直接受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指挥，有独立电台。吕其恩是大连庄河王家岛人，他的家族在当地很有影响。小分队渡海用的机帆船就是由吕其恩家族在烟台的鱼行提供的。此外，先遣队的主要干部还有吕赛、陈云涛、李光、王德珍等。吕赛后来担任了大连市委组织部长，陈云涛担任了大连市的副市长，　9月1日，先遣队派吕赛带着一个排，先到大连探探路。没想到这一个排乘渡船在大连一登陆，就被苏军扣留了。于是，先遣队后来的登陆队伍避开了旅顺、大连，绕道庄河王家岛上岸，又从王家岛智取庄河。9月9日清晨，政委邹大鹏通过电台，向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和胶东区党委报告了大连地区沿海一带的敌情，包括苏军控制大连海岸区域范围以及“海上通路”的情况。这封电文是延安方面最早收到的来自东北的情况通报。虽然此时由陆路向东北进发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曾克林的部队已经到达沈阳数日，但延安尚不知情。当曾克林随苏军代表乘机抵达延安时，已经是9月14日了。在这之前的9月11日，中共中央下达了第一道向东北大规模进兵的命令。毋庸置疑，先遣队这封价值极高的“电文”，是中共中央确定“向南防御，向北发展”这一全局性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数日之后，从大连登陆的先遣队根据中共中央“相应向外扩展迎接渡海大军”的指示，分路行动，先后肃清了庄河、新金（现普兰店）沿海一线的伪警察，控制了打拉腰、花园口、大孤山、皮口等港口，夺取了岫岩、安东（现丹东）等战略要地，建立起了稳固的迎接渡海大军的桥头堡。 
　　9月19日之后，山东军区的部队作为进军东北的主力，开始了首次大规模渡海挺进东北的行动。 
　　登陆部队误入苏军防区 
　　从山东出发经由大连登陆的我军部队所乘坐的大都是木帆船，由于海上风大浪急，许多渡海部队的小帆船被刮到了旅顺港和大连港。这两个地方均是苏军的防区。登陆的官兵一上岸，就被被苏军扣押。 
　　为此，1945年10月刚刚成立的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处理此事。韩光曾在苏联学习工作过，懂俄语。经他与苏军协商，问题旋即解决。对于误入旅顺、大连的我军官兵，苏军白天暂时“扣留”一下，晚上便悄悄地放人还枪。 
　　在《雅尔塔协议》生效之后，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是苏军面临的难题之一。由于牵涉到在华利益，苏联必须遵守《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但意识形态和信仰上的一致，苏军在心底里又偏向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苏联方面得知美国军舰已经进入渤海湾时，认为有必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找一种有利于与美国抗衡的政治筹码。于是便有了白天公开扣人，以掩国民党的耳目；晚上则悄悄放人还枪，让共产党军队顺利挺进东北的奇怪做法。 
　　苏军在大连对国共两党“不偏不倚” 
　　苏军驻大连司令官高兹洛夫问韩光：“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大连？”韩光回答：“我们不仅要大连，而且还要全中国呢？”“既然要，为什么还不派人来？”韩光笑着说，“我这不是来了吗？”高兹洛夫说，“你来是解决扣船扣人事情的，如果你们来晚了，国民党会把你们的脖子卡住。” 
　　韩光随即返回沈阳，向彭真、陈云等汇报了大连的情况。彭真当即决定韩光为大连市委书记，指示他要尽快把大连党、政、警、群领导机关建立起来。 
　　10月中旬，韩光重返大连，首先组成了首届中共大连市委。韩光任市委书记；柳运光任市委副书记；吕赛任组织部长；张致远任教育局长；陈云涛任副市长；赵东斌任公安局长；左友文任中共旅大区委党校校长；于会川任社会部部长，后任法院院长兼首席检察官；王西萍任市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民运部长；唐韵超任临时参议会议长、职工总会主席。 
　　1945年8月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尚未破裂，驻连苏军对国共两党似乎也“不偏不倚”。他们把现在的中山区七一街1号的一栋楼给了国民党。国民党大连市党部随即把大牌子挂了出来。随后苏军又把今天的人民路2号的一栋楼给了中共大连市委。韩光和中共大连市委其他领导人经反复思考，权衡利弊，认为当时在大连的国民党组织中，大多是一些文职官员、少量的特务。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没有进入大连。相反，我党在大连却由相当数量的武装。让国民党先处于明处，我们暂处于暗处，有利于我们抓实权，打基础。所以决定市委暂不公开。中共大连市委的牌子也就一直没有挂出来。 
　　11月8日，大连市政府成立，苏方从外交需要考虑，任命大资本家迟子祥为市长。而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民政局长、广播电台台长、报社社长等职位均由处于不公开状态的中共大连市委委派的人员担任，实际权力牢牢掌握在中共大连市委手里。大连的共产党组织没有公开，但是大连各阶层群众都知道：“大连是共产党的天下。” 
　　按照协议，苏军军管的大连不准其他党派的武装力量进入。因而我党在大连的武装只能以警察的形式建立。11月7日，大连市公安总局成立。局长赵东斌原名赵杰，是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他久经沙场，机智果敢，是员不可多得的战将。 
　　赵东斌随韩光在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与高兹洛夫会见时，见到了随苏军一道来旅大作联络工作的老战友刘亚楼。刘亚楼紧紧握住赵东斌的手说：“老兄，注意，把枪杆子握住啊！”在血雨腥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深谙枪杆子的重要。到1946年底，由我党领导的大连公安部队已发展到近万人。一旦有战事，旅大地区的共产党警察即可变成一支军队。 
　　苏军对中共大连党组织建立公安部队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对其发展速度之快感到吃惊和不解。一次，苏军警备司令高兹洛夫问赵东斌：“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在一个地区搞这么多警察，你们怎么搞了1万多人？”赵东斌回答：“这个地区情况复杂，又是港口，多搞点警察有好处。”高兹洛夫未置可否，以后也没再问过此事。大连公安总局实行了警衔制，干部、战士们帽子上是国民党军队的徽章，服装则是国民党的警服。因为这是在大连特殊解放区之中，是工作需要。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驻旅大地区的苏军有一条规定，凡是关东公署的官员，都必须穿西装，系领带，着皮鞋，留头发，刮胡子。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这样打扮，人家就会说你们是“土八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我党干部虽然也读过大学，见过世面，但是他们长期在战争环境中，无法顾及穿戴打扮。即使在根据地，他们也是同农民们一起生活。所以这些人一直保持穿布衣、着布鞋、剃光头的习惯。　　在大连这块特殊的解放区之中，连衣着穿戴也需要些“特殊性”，这种“特殊”很难让来自解放区的同志接受。 
　　大连“光复”之后，来自解放区的一些党的高级干部或到大连养病休息，或因工作到大连。见到大连干部西装革履；大街上巡逻执勤、指挥交通的共产党警察穿着国民党警察的服装，总感觉不舒服。他们批评：大连虽是解放区，可这里没有一点革命的味道。有人曾挖苦讽刺这里是“三光”“四不像”，即韩光、周光（公安局长）、柳运光；不像苏占区，不像日占区，不像国统区，不像解放区。对大连的很多尖锐的批评甚至反映到了东北局，有人指责大连地委领导“过分强调本地区特点”，“有某些类似闹独立性的表现”等。1948年7月，东北局组织部在哈尔滨召开旅大干部座谈会，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闻天代表东北局对旅大地区实行特殊政策的必要性给予肯定。他说：“旅大的特殊情况必须估计到，把特点强调一下有必要，否则会发生错误。苏军管制有好处，对我们，对东方都有好处。如无苏军，旅大不可能是我们的，就像葫芦岛一样。以苏为主是对的。”这次会议以及此前东北局对旅大地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对统一大家对“大连特殊解放区”实行特殊政策的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欧阳钦任地委书记；韩光任地委第一副书记，主管政府工作；李一氓任第二副书记，主管财经和支前工作。欧阳钦、李一氓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资历深、威信高、经验丰富。 
　　大连地方党组织出手有高招 
　　处在不公开状态之下，既要面对国民党势力和形形色色的帮会组织，又要受制于入驻大连的苏军，大连地方党组织在重重困难之中，稳定民心、安定社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支援前线……表现出了高超的工作水平和斗争艺术。 
　　经历了欢庆解放的喜悦之后，大连市民开始变得焦虑不安起来：市区交通受阻，商行关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盗匪四起，枪声不断。仅在1945年9月间，就有粮厂、煤场、木材厂、酱油公司、青果会社、油脂会社、山林、仓库、码头、飞机场等单位和24户居民被抢。9月5日，市内多家米店被抢；9月7日，上千人抢劫亚细亚涂料厂，20多人被苏军开枪打死；9月12日，100多名日本学生在石道街附近残杀3名中国人。 
　　在苏军空降大连几天前的8月18日，大连伪商会会长张本政组织了一个“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后更名为“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 
　　张本政早年投靠日本侵略军，因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为日军窃取情报有功，在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扶持下，成为华商富豪，是大连地区的头号大汉奸。在苏军进驻旅大的第二天，张本政便拜见大连苏军警备区司令官，以协助苏军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领到了一些枪支。“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大肆网罗旧军警、汉奸、工头和地痞流氓，拼凑起近万人的武装，甚至组织了县区警察署，一度左右了大连的政局。在旅顺、金州地区也有由日伪残余拼凑起来的“维持会”。 
　　对大连情况“两眼一抹黑”的苏军初到本地，也只能暂且利用这些“维持会”来“维护”社会秩序。而这些“维持会”，对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根本顾及不了，他们意在借混乱之机控制大连。 
　　11月7日，大连市民在体育场集会，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8周年。当张本政出现在会场主席台时，由大连职工总会组织的成千上万的工人高呼口号，要求惩办大汉奸张本政。随后，在集会游行之中，“治安维持会”武装分子将一名工人纠察队员开枪打死。于是，刚刚成立的大连公安总局在工人纠察队的配合下，把“治安维持会”缴了械。翌日，“治安维持会”被市政府取缔。 
　　给大连地方社会治安带来麻烦的，不仅有日伪残余分子、帮会地痞流氓，还有苏军官兵。 
　　进驻大连的苏军官兵，大都是从欧洲战场过来的。经历了长期战争环境，他们中的部分人产生了“狂暴”心理：酗酒闹事，强奸妇女，行抢扰民。此外，苏军还把大连工厂里的机器拆卸下来运往国内。这些，激起了大连市民的强烈不满，说，大连“走了小鼻子，来了大鼻子。” 
　　就此问题，中共大连市委向苏军当局进行交涉，严肃指出，部分苏军官兵对地方治安环境的骚扰，极大影响了市民的生活，必须解决。 
　　苏联驻军没有回避问题，他们认为，“长期的战争不仅破坏了经济，也破坏了人的思想。我们最终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但却牺牲了2000多万人。以至于在解放波兰时，我们不得不使用刚刚俘虏过来的士兵。今天俘虏过来，明天就让他们上前线。你说，这能不影响苏军的军纪？”一位苏军负责人看到我方提交的苏军违纪案例时，态度很诚恳地对大连市委负责人说：“我相信这些事情都不会假，可是我们一旦受理，违纪者就要被枪毙。战争刚刚结束，这样做好不好？” 
　　尽管如此，苏军对违纪的官兵的违纪行为还是采取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一些胸前挂着勋章的军官和士兵在违纪现场被执法队就地正法；从国内调来部队换下在大连市民中影响极坏的的部队。至1946年下半年，苏军军纪有了明显好转。 
　　对苏军拆卸搬运工厂机器之事，中共大连地方党组织在向苏方交涉的同时，通过大连职工总会组织了护厂队、纠察队，保护工厂设备。在大型工厂，护厂队的队员一般有300多左右，小厂的护厂队队员也有四五十人。面对强拆强卸机器的苏军，护厂队队员们义正词严：“你们搬走我们的机器，就是在砸我们的饭碗。”苏军搬抢机器的行动得以有效制止。相对沈阳而言，大连各家工厂的损失很小。 
　　当时，给大连社会安定带来最大威胁的，是国民党地下特务组织的破坏活动。 
　　1945年9月，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先后从长春派出两批人员到大连，组成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长的名字叫汪渔洋。可是就在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牌子挂出去之后的第五天，国民党市党部即被取缔。因为大连苏军发现他们公开进行反苏、反共活动。于是汪渔洋等6人被遣送长春。此后，国民党市党部转入地下。
　　1946年1月，罗大愚以国民党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司令部名义在大连组建国民党先遣军第四独立团，任命汪逢玺为团长。汪逢玺是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主要成员，在汪渔洋等被捕后，他逃回长春。汪逢玺以国民党市党部骨干力量为基础，网罗敌伪残余，在不足20天的时间里，拉起了800人左右的地下武装，触角从大连延伸至旅顺、金州、普兰店。其目标是：采取各种手段筹集经费，用于建军活动；打入市政府、职工总会、公安总局及各个分局，获取重要机密文件，发展人员；潜伏待机，在条件成熟时，配合国民党正规军里应外合消灭公安局，推翻中共掌控的大连政府。 6park.com
　1946年1月25日上午，2个人持枪闯入岭前桃园台（今桃源街）日本侨民太田家中进行敲诈。太田一面拿钱应付，一面巧妙向邻居传递受威胁的信息。岭前公安局警察迅速出警，当场抓住一人，在他身上发现一纸委任状：“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第四独立团委任王国屏为第二特务连连长。”被抓的叫谢立业，跑了的那个人是王国屏。大连公安总局认为，这是破获重大案件的一个好机会，可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接受潜伏任务的是岭前分局司法股副股长傅学坤。 
　　傅学坤从敌人内部获取了指挥机关的地点以及开会时间。公安总局决定实施抓捕。26日，在富久町141番地（今西岗区泰安街31号）一幢小白楼，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将正在谋划于农历除夕趁居民燃放鞭炮之机进行武装暴乱的特务首脑们一举擒获。他们中有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代理书记长、第四独立团政治主任刘世德，团长汪逢玺，参谋长谷世卿等。经审讯获悉，敌第四独立团（又称暴力团）已经在市政府、公安总局、职工工会等要害部门中发展、安插了175人，并预谋杀害副市长陈云涛和公安总局局长赵东斌。27日清晨，公安总局在全市开展了大搜捕，彻底铲除了国民党在大连的地下武装。 
　　日本投降后，在大连居住的日本侨民约有25万之众。其中有诸多军、警、宪、政人员。1945年12月1日，大连市政府颁发了《对日本侨民的施政纲领》。要求“日本侨民一律不得保存和私藏武器弹药等军火装备，现有保存和私藏者，应立即送缴政府。如有藏匿不缴者，当予以战争罪犯同样之严惩，且任何人均有检举之权”。《纲领》同时明确“对日本侨民，在遵守政府法令原则下，保障其生命财产之安全”。然而，一些日本军、警、宪、特中的顽固分子，不顾法令要求，依然到处抢劫、凶杀、制造恐怖、扰乱治安。“逢板町暴乱”就是他们制造的恐怖事件之一。 
　　日本宣布投降后，原日本大连宪兵队的田中悄悄藏匿了一支手枪和几十发子弹，他与原来在宪兵队的平野、若浦密谋，在逢坂町178番地（今武昌街452号）实施暴乱，杀害抢劫日本人，嫁祸于中国人，制造民族对立情绪，以挑动日本人进行大暴动。 
　　12月30日晚，他们3人持枪闯入日本侨民早川家中，枪杀了早川和他的妻子。10余天后，他们又勾结另一宪兵山田，闯进一位苏联侨民家中抢劫。一个月后，他们又劫持了一名日本侨民。经过侦查，公安机关确定了目标，追捕中田中、平野等人纵火烧毁楼房，借浓烟掩护出逃，平野在逃跑中被击毙，田中和其他人在藏匿多日后，被一一抓捕。“逢板町暴乱”的平息，使广大日本侨民认清了事实真相，开始自觉遵守人民政府颁布的《对日本侨民的施政纲领》。 
　　大搬家运动让老百姓“从草屋到天堂” 
　　1946年底，滞留在旅大地区的20余万日本侨民被陆续遣返回国，大批日式住房空了出来。旅大地委决定，在市民中开展住宅调整运动（史称“搬家运动”），让那些居住在“风来透，雨来漏”棚户区里的工人、城市贫民搬进洋房。 
　　大连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住宅调整，15895户居民、6万余名长期蜷伏在贫民窟里的群众，搬进了日式住宅。原日本“遣返协议会经济部长”石堂清伦曾目睹和感受了当时的“搬家运动”。他说：“在大连的20余万日本占有了全市五分之四的地区，平均每人有六张榻榻米的空间。而60万中国人却生活在五分之一的地区，平均每人只有三分之一榻榻米的空间，并且大连的电、煤气、水、电话等设施首先由日本人享用，形成了生活质量上的无法对比的差异……” 
　　那些日子里，搬家的市民队伍排成了长龙，他们用彩纸装饰堆满家具的大车，高举着写有“从草屋到天堂”的标语，敲锣打鼓搬了洋房。 
　　“搬家运动”后，国民党潜伏人员向上面汇报说，大连工人被赤化了，大连的老百姓叫中共争取过去了。 
　　大连人在特殊解放区里展开自救 
　　1946年6月，内战爆发。同年秋，国民党军队推进到金县石河驿以北，对旅大地区呈扇形包围之势，割断了大连与外地的陆路联系。同时，国民党军队对大连实行严密的海上封锁，曾先后扣押、击沉、烧毁了来往大连的船只90余艘。进入旅大地区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等陆上和海上通道均被切断。此时的大连，工厂停工，大批工人失业，市民缺衣少食，多数居民靠野菜和豆饼果腹，生活十分艰难。 
　　在中共大连市委的领导下，一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地吃地，能大即大，能小即小”的生产生活自救运动在大连这个“孤独”的半岛上展开了…… 
　　在努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盐业、渔业同时，大连人把种粮、种菜作为开展生产生活自救主攻方向。种粮的不仅有农民，还有工人、警察、党政机关干部以及其他阶层的市民。机关、企业的房前屋后，居民住宅的院内墙外，甚至马路边都种上了庄稼。1946年10月至1947年7月，市政府先后组成100多支采粮队伍，从胶东、北满、辽西等地采购粮食13万吨，千方百计突破陆上和海上封锁，千辛万苦运进大连。 
　　此时，驻大连苏军向身处困难的大连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在海参崴把粮食、植物油、罐头和蔬菜等装上军舰，通过海路，经北朝鲜港口运至大连港。苏军还把缴获的日本轮船交给旅顺市政府从事水上运输经营，一些地区的苏军战士把自己心爱的战马套上犁耙，帮助农民耕作，他们还驾驶军车拉水上山，灌溉农田。 
　　1946年下半年，全市有324家工厂因缺乏原料停产，失业人数达7万余人。恢复发展工业生产，旅大地委和政府手里没有资金。时任中共旅大地委书记的韩光在回忆录《旅大八年》中写到：当时“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和苏军当局商量，并取得他们的协助，尽快把大连的工业生产全面恢复起来。这件事，不仅关系大连20万工人的生活出路，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地方民主政权的巩固。”此时的苏联的政府部门也在探讨于旅大地区开展中苏合营企业的可能性。 
　　1947年4月，驻大连苏军当局与中共旅大地委商定成立中苏合营企业，并拿出了合营企业的具体方案和议定书。苏联方面的这个方案事先并没有与旅大地委研究，显然，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方案。旅大地委考虑到，当时我党我军正处于同国民党军激烈搏斗的战争环境中，旅大地区的工作需要苏军的帮助和支持，而且这个中苏合营企业方案对中方有益。为此，旅大地区没有更多追究细节，而是把重点工作放在了中苏合作公司的运行上。 
　　双方的议定书规定：中苏合营的造船、石油，电业、盐业等企业中，中方占股51%，苏方占股49%，盈利按股金比例分成。4个中苏合营企业开工后，数以万计的工人生活得到了保障。这些企业的发展，带动了旅大地区工业的复苏，市场、贸易也随之活跃起来。 6park.com
出处：党史纵横  作者：刘志民 6park.com
33]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塔斯社评论美国协助蒋介石建立军事锝綪况”，载于《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1947年，第83-84页。
【内容提要】1947年初，旅大问题再度吸引了美苏国共锝高度关注。莫斯科根本无意将旅大行政权交给国民政府接收，但爲应对美蒋锝压力，采取了一种“双轨”策略：即，一面同美蒋在外交层面周旋，一面授意驻旅大苏军“扶共拒蒋”，借助中共力量阻挠接收，实现了对旅大锝控制。国民政府既无能力、也无意愿立即接收旅大，却没冇太多选择余地。期间，wosl-------9999999(((((((((>>>>>>>>>>>????====----，驻旅大苏军锝做法，在中共党内引起了不合与不满。薪近解密锝多方档案与文献，揭示了1947年美苏国共就旅大问题锝互动过程。苏联锝应对策略及产生锝影响，值得关注。
[74]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 май 1945-1950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C. 604-605, 607-610.
[86]王佩平、孙宝运主编：《洛甫（张闻天）在东北局组织部召开锝旅大干部会议上锝讲话（摘要）》，《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88-289页。
本文通过揭示1947年美苏国共围绕旅大行政权接收问题锝互动过程，探讨了苏联在此过程中采取锝应对策略及影响。本文认爲，莫斯科根本无意将旅大行政权交国民政府接收，爲应付美蒋锝压力，采取了一种“双轨”策略：即一面同美蒋在外交层面展开周旋，虚与委蛇；另一面授意驻旅大苏军“扶共拒蒋”，借助本地中共力量阻挠国民政府接收，最终实现了对旅大锝绝对控制。驻旅大苏军在“拒蒋”安排锝过程中锝不尐行爲，在中共党内引发了不合与不满。中共东北局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锝大局考虑，及时平息了党内锝不满綪绪，向苏方传达出了坚定锝亲苏信号，对双方关系锝继续发展，产生了积极锝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