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淮海战役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历时也最长，达56天。前线将士加上随军民工达150多万人，每天需要消耗粮食、马料350万斤到500万斤。在气势恢宏的淮海决战前线和广大后方，各解放区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其规模之巨大，任务之浩繁，动员人力物力之众多，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但鲜为人知的是，支前民工曾有大量逃亡现象。华东支前委员会政治部1949年编印的《支前手册》总结了淮海战役中的民工管理经验，提到：“平邑挑工营500多人，党员仅28人，发现严重的逃亡现象，而北招担架团和威海挑工团党员数量足够，民工队伍就比较巩固。”本文摘自2016年第13期《国家人文历史》，作者段宇宏，原题为《中共掌控社会资源的超强能力 淮海战役手推车转动的奥秘》。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期间，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左）和他的部下（图源：VCG）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在民间提及淮海战役时，陈毅这句话总被高频率地引用，使得人们早已耳熟能详。陈毅的话在各种场合主要被用来论证“民心论”，证明历史的“民心选择”，这句话间接涉及的后勤背景问题却常被忽视。
战役过程中，华东、中原、华北各解放区动员一线和二线民工计150万人，出动手推车88万余架，担架20.6万副；运到前线的粮食4.3亿斤，9300头牲畜，弹药3268吨，军用物资33万吨，还转运伤员6万余人。当时也有机械化运输，动员了1368条船只，857辆汽车，1264个火车皮，不过八九成的运输任务仍由肩挑、马驮、车推来完成。
仅粮食一项，粟裕在1948年12月15日的报告中说，每日共需加工粮280万斤，一个月需8400万斤，合毛粮1.1亿余斤；其实最后筹到的粮食是9亿多斤，加上三线民工，动员总数约在540余万。
如此大规模的物资、人员调动，在解放军历史上空前，中国近现代史上亦属罕有，但手推车不会莫名其妙转动，它的运作自有其奥秘，背后有一套复杂的政治、组织、宣传技术支撑。
“自办后勤”与“群众办后勤”
很多人从文艺作品或宣传资料容易得出一种错误认知：解放军吃得少穿得破装备烂，仅凭着精神与意志打赢了战争。最流行的通俗说法就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800万美式装备的蒋军”，但这未能反映真实全貌。
辽沈战役后国共实力发生大反转，东北已成为坚实大后方，依托当地工业设施，武器弹药源源不断运往关内，1948年仅大连建新公司生产的“一二四”式山炮弹23万发，迫击炮900门，就经海路运抵山东再陆运至淮海前线。粟裕在做总结时说：“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陈毅和粟裕皆认为解放军的很多装备优于国民党军，粮草、物资、弹药也比对方富足；这是淮海战役能够发动并能大办后勤的大环境因素。
中国有句古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即古人对后勤问题的简单概括，数千年战争史早已使中西方人认识到后勤的重要性。理解这个常识不困难，没有后勤则士兵没有饭吃，无衣可穿，枪炮无弹药可用，训练再精良，意志再坚定这仗也没法打。
如果认为共产党只会搞“精神原子弹”，那就忽视了党在资源掌控与调度方面的超强效能，大错特错。 6park.com
淮海战役前三个月，陈毅曾引用毛泽东最通俗生动的话来解释物质与后勤问题，将之提升到战略高度：“我们的同志每每只看到缴获了多少枪炮，虏获了多少人马，甚至一些高级干部、旅长、师长，一直到纵队司令员，往往拿缴获多少来判断胜利的大小。毛主席讲：缴获多少，这是战役问题、战术问题……战略问题最重要的是双方吃饭、屙屎、洗澡和牲口吃草等问题……小米没有了，壮丁没有了，到那时党性再强也要受影响，只能去打游击。”
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都对后勤工作采取了优化措施，朝着“集中统一”与“高效率”方向迈进，皆具备一定程度的“后勤现代化意识”，但囿于当时中国作为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两党后勤工作离现代化尚有遥远距离。国民党的自办后勤为主和共产党的群众办后勤为主却有显著差异，事实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多数战场经常在农村，共产党的后勤方式更有优势。
双方基层组织的效率差异
后勤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把足量的军用物资送到前线，但更重要问题是海量的粮食、被服如何筹集，怎样调动规模庞大的民工前去运送。
从苏区到根据地再到解放区，中共依据苏共的经验和指导，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建立起严密的基层政权体系，具备这个条件才有对资源强大的控制与动员效能，方能调动起庞大的人力和物力。
共产党坚持以党委为核心，以军和政为左膀右臂，建立一元化的基层政权体系，党政军高度融合又互有分工。每到一地，派出工作团协助县委建立区、乡两级党组织，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后建立村党支部。同时建立起自卫队、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团体和协会，把不同年龄、职业、性别的人口纳入党组织领导。从抗战到内战，不同时期形式略有变化，但基层政权和组织建设的原则不变。
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主张落实孙中山提倡的“地方自治”，其基层政权，尤其是党组织则长期处于“松、软、穷、弱”的状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层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推行新县制改革，试图强化基层政权与组织，但受基本理念所限，仍强调“融党于政”，即地方党部无权干预政治，反而还弱化了基层党组织，党部沦为政府和军队的附庸，发挥不出组织力量。
物质保障方面，共产党实施“供给制”，让党政军人员成为“职业革命家”，无后顾之忧，选拔人才以政治素养优先，皆保证了忠诚度和执行力。以共产党辖区的县长为例，除了生活与办公津贴外，每月有足量的油、盐、柴、米、烟等物资配给，每年还发放衣、袜、鞋、被。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又决定发给县长每人每月保健费60至100元，西北保健委员会再给每个县长每月1至1斤半的猪肉补贴，物质配给能抗衡战时通胀，保证了办公与生活质量。
国民政府基层政府官员如县长的选拔，常强调文化与学历。县长们的薪俸按县别来分级，一等县长最高工资为430元，最低为340元，二等县长最高为400元，最低为320元……但这只是纸面规定，全国大部分县长最多只能拿200多元，如在贫穷的陕西，一等县长实际上领220元，四等县长只有170元，还包含了生活与办公费用。受战时物价飞涨的冲击，工资大为缩水，不少县长的月收入不如小香烟店主，甚至不及汽车夫一日之所得，有些家境不富的县长不得不考虑挣外快养家，荒废主业，影响行政效率。 6park.com
中共党委在基层积极介入村民生活，经常召集大家进行教育和宣传，甚至有时是挨家挨户做工作。只要上级党委一声令下，各级党政部门和人员立即高效动员起来。征集粮秣、募集新兵、筹备经费、缴纳军用物资和调集民工等任务，通常能足额甚至超额完成。比如委派后勤任务，规定某村在某个时间做好饭等候打完仗的某部来吃饭，部队只需要专心作战，到点前去就餐即可；规定某几个村把哪些物资运送到指点的部队驻扎点，党组织体系马上运转，常能按时完成任务。
国民党的基层干部，若无谋到党政公职者，要靠其他职业养家糊口，没有多少精力和财力从事党务，加之党部作为政和军的附庸连话语权都没有多少，一切决议送到上级党部，通常都是石沉大海，既然说了也白说，忙了也白忙，基层党员也就缺乏积极性，组织活动基本陷于停顿，深入群众生活发挥影响更无从谈起。例如抗战中的湖南攸县政府有66人，县党部只有13人，可以拿薪资的党部成员，其待遇也要比政府人员低，这还是情况不算最差的地方，边穷县份的基层党务之弱更可见一斑。
政权与组织建设决定了国共两党的资源吸纳与调度能力。就在淮海战役刚开启一个月，共产党就出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供给标准》，对经费、粮秣、军实分门别类做出了详细规定，经费一项就有伙食费、出差费、过节费、津贴费、公杂费、优待费等24项，仅伙食费野战军每人每日有油5钱、盐5钱、肉6钱、菜1斤，团级干部可享用中灶，菜金加1.5倍，师旅以上干部享用小灶，菜金加2.7倍。军实部分，以野战军的排以下为例，每人每年有军衣2套、军帽1顶、单鞋7双、毛巾3条、纱布12方尺……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方面主要靠低水平的空投方式向前线部队供给物资。一是容易哄抢物资导致混乱，二是空投的物资经常砸伤士兵。与国民党军队相比，解放军这边物资充沛，吃好喝好，还常用香喷喷的饭菜引诱饥饿的敌人投降。
解决干部和党员带头问题
不过陈毅的建议，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在战争时代战勤需求如此紧急和巨大的情况下，短期内依靠辎重兵解决后勤问题并不现实。士兵与民工的损失需要不断地大量补充，尽管建立了严密的基层政权和组织体系，实际上征集新兵和民工的工作仍有困难。
前现代农业社会皆是人情社会，开后门讲关系的事儿总免不了。最初，干部掌握着派工权，有些干部则豁免亲戚好友当兵和出工，有些干部收礼物后也给对方开逃差的小绿灯，村民们对当兵和办差就相当抵触。另外，当兵和支前一有生命危险，二要出力出粮出钱，三在支前过程中常会损失牲口和工具，四是可能耽误农活，五是支前工作颇为辛苦，六是农民普遍不愿离乡过远，所以村民们有逃避倾向，实属人之常情。
党组织发现这个问题后，归结为干部和党员没有起到模范作用，所以导致民众有观望和抵触情绪，于是要求干部和党员带头参军，但后来又发现村干部害怕参军是普遍现象，即“勇于扩军但怯于参军”。接到带头的要求后致使村干部们情绪低落，有了抵触情绪后，连去动员村民的工作都应付了事，甚至很多人表示想撂挑子。
最后仍然靠丰富的组织经验解决这些问题，以参军为例，县区干部采用“个别突破、树立骨干、群体压力”的方式完成征兵任务。召集他们来进行宣传和教育，先打通极少数最优秀干部和党员的思想，让他们表态愿意参军变成先进典型给予表扬，对未报名的进行点名批评，同时让已报名的向未报名的实施“挑战”和“激将”，让对方感到愧疚。解决干部和党员带头问题后，他们再用类似方式去动员村民，则很多障碍就被克服。 6park.com
针对民工逃亡问题，强化其组织建设仍是一个重要方法，主要做法就是在民工队伍多匹配党员和干部，并在他们当中发掘积极分子，培养党员，提拔干部。
首先把民工高度组织化，担架队伍编成大中小队及班，县区干部亲自带领，积极分子当组长，三副担架一个村干当小队长，三个小队一个政治指导干事，一个分队长，上有中队长、指导员、大队部干部。
华东支前委员会政治部1949年编印的《支前手册》总结了淮海战役中的民工管理经验，提到：“平邑挑工营500多人，党员仅28人，发现严重的逃亡现象，而北招担架团和威海挑工团党员数量足够，民工队伍就比较巩固。”大为称赞党员和干部的作用，并举例说：莒南著名的“钢铁担架团”在完成六七成艰难任务后，由于几天没睡觉，发生了六七十人逃亡，剩下的民工也表示不愿再听指挥，结果领导干部团结队伍中的积极分子，立即展开斗争与教育，压制了邪气，稳定了民工队伍。
《支前手册》强调了干部素质的重要性，并举大量例子说明，很多一直以来表现优良的民工队伍，若干部有松懈和自满思想，突然间在关键时刻发生逃亡；若匹配了优秀干部，保持小心谨慎，工作细致，很多以前经常发生逃亡的民工队伍日益变得巩固。
党组织亦注重改善民工待遇，加强物质奖励与条令管理，完成任务者有奖，偷懒散漫者批评教育，逃亡与失职者必定追究责任，给予严厉惩罚；后方的基层党委动员家属经常给支前民工捎信带话，让他们努力工作，勿有挂牵，稳定民工队伍的思想和情绪。
共产党的基层战勤工作不断得以完善和改进，到了战争中后期，逃亡现象日益减少，保质保量完成了巨量的支前任务。与此同时，国民党在这方面却无所作为，战勤不断陷入困境。1949年元旦时，共产党组织慰劳解放军，每人发放猪肉1斤，烟5包，从淮海战役前线阵地到后方机关，到处举办丰盛的大会餐，与包围圈内饥肠辘辘的国民党军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