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地主（一至三）请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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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又过了些时日，大舅终于和家人联系上了。因为他懂无线电技术，那个年代这样的人才极其珍稀，县里一切无线电技术问题都要找他，所以组织上让他“戴罪立功”“好好改造”。他不被批斗的时候，相当于县里广播站的实际负责人，周末还在电影院放电影。书记县长家里的收音机坏了，都是找他修。这样明里暗里，大舅有一些收入，可以寄给外婆，贴补家用。

二舅在仁和堂当学徒，也差不多出师了。老板见他勤快聪明能吃苦，还能写一笔好字，挺器重他。二舅也有一些收入寄回家。

如此，外婆、母亲和后面几个小弟妹的生活才得以维系。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了。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之外，教育领域也出现了大跃进，河南省登封县带头，随之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共产主义大学。当年的《人民教育》社论曾给出过一个的惊人数字：“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据十九个省的不完全统计，民办中学和各种民办职业中学已创办五万多所，入学学生达两百万余人。” 这样的教育质量可想而知，然而，教育大跃进带来的扩大招生，却给了我母亲一个重新上学的机会。一九五八年，我母亲考上了一所地区医学专科学校。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的三年在校期间，正好赶上全国大饥荒。学校的体育课几乎取消，因为屡屡有同学在跑步时加重低血糖反应而晕倒。上课的安排，常常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学校里开辟出来好几块地，老师带领同学们种上萝卜南瓜，学习三五九旅的南泥湾精神自给自足，殊不知南泥湾当初种的是罂粟。母亲非常感念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读书刻苦自不必说，劳动的时候也冲锋陷阵，一个女孩子硬要和男同学比体力，颤颤悠悠地挑着一担粪肥去浇菜，眉头都不皱一下。

医专毕业，由于出身不好，母亲被分在最穷最苦最偏远的米粮铺公社卫生院当医生。米粮铺，米粮铺，无米无粮也无铺。在我母亲到来之前，米粮铺的卫生院只有一个卫生员闵大姐。闵大姐只上过扫盲班，她是“一根针，一把草”就给群众看病的赤脚医生。我母亲好歹学过生理生化病理药理解剖学这些正规的医学课程，所以她一到米粮铺卫生院就当仁不让地成了顶梁柱。

米粮铺的乡民住得很分散，夜间常常需要出诊。母亲挑着一盏小马灯，背着医药箱，独自夜行十几里的山路去给村民看病。夜深了，从山沟深处传来几声呜咽的狼嚎，母亲虽然心里害怕，随即把心一横，心想这辈子已然是一条贱命，斗地主死里逃生熬到今天，若真有豺狼虎豹，横竖也不过是个死！

当年，洞庭湖水系的血吸虫病肆虐泛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三四十岁的男丁，本来正当壮年，却四肢消瘦，肚子胀得老大，肚脐眼周围的静脉怒张，象美杜莎邪恶狰狞的发辫。等到这样的晚期，即使再给予抗血吸虫治疗，也无法逆转门脉高压肝硬化腹水，一个人就废了。

那时候治疗血吸虫用的是酒石酸锑钾，简称“锑剂”。任你是多么精壮的一条汉子，连打三天锑剂，就起不了床了。接受锑剂治疗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毒副作用，包括猝死。卫生院的地上铺上草席，开了通铺，也不管男女，横七竖八躺满了血吸虫患者。我母亲几乎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工作，晚上名义上可以睡觉，但隔一两个小时就要起来巡视一下这些锑剂治疗的患者，怕他们出现意外反应。除此之外，母亲还和乡干部一起成立了一支灭螺小分队，拿着手绘的图，教老乡们识别钉螺。因为钉螺是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只有杀灭了钉螺，才能彻底消灭血吸虫。

母亲奋战在血吸虫防治的第一线，自己也经常免不了接触疫水。每当此时，她一咬牙扎紧裤管穿着鞋袜跳进疫水。血吸虫的尾蚴通过侵入赤裸的皮肤而感染人体，有鞋袜的保护，感染率就下降很多。天可怜见的，我母亲在一线血防工作多年，没有感染血吸虫病。

母亲就用这样一种近乎疯狂的偏执，试图洗刷自己身为地主子女的原罪：我不是地主家的娇小姐，我是地地道道的劳苦大众！母亲虽然在内心深处痛恨共产党，却又极其矛盾地非常渴望得到党组织的认可。她锲而不舍地先后写了二十多次入团申请书，最后一次终于被批准了。当母亲戴上团徽，站在红旗下宣誓地时候，她喜极而泣。

（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6park.com
母亲此时已经调到位于省城的市医院工作。作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之一的地主子女，她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低眉顺眼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所以文革期间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针对性的冲击。

文革开始的时候是“武斗”。湖南省成立了“高司”（高校红卫兵联盟）“工联”（以工人为主的造反派组织）和“湘江风雷”（湖南省最大的群众组织）。他们都声称自己是“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对方不是保皇派就是反革命。武斗不是只有菜刀红缨枪，不是小打小闹，也不是军事演习，而是采用枪支弹药的大规模暴行。一九六七年八月，湖南红卫兵甚至冲进马坡岭国家级军火仓库，抢走了三卡车军火，可想而知武斗有多么惨烈。

母亲在医院值班，每天都会遇到红卫兵送来的伤病员，年纪轻轻的后生伢儿，打得像个血葫芦似的。母亲给他们包扎处理伤口，红卫兵小头目却在旁边质问，你刚才是不是给湘江风雷的人看了病治了伤？！你不知道他们是反革命么？！怎么这点阶级觉悟都没有，以后只能给我们看病治疗，记住没？！

有时候他们碰巧知道了母亲是地主出身，就不仅仅是训斥这么简单了，少不得要挥起拳头踹上几脚，并说，你这个黑五类分子要老老实实的，不要和红卫兵革命群众耍滑头！

武斗没有持续多久，由于死伤太重，终于喊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

如果说武斗是肉体上的直接绞杀，文斗则是精神上的凌辱与肉体的虐待并行。母亲从前在医专的老师，有不少是国民党时期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解放后第一版中文医学教材，有些都是他们参与翻译和编纂的。这些老教授们被造反派押着游街，脖子上挂一块大黑板，细细的铁丝勒进脖子后面的肉里，黑板上写着，“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头上还要戴着一口医院里装屎装尿的痰盂，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游街的时候，自己一边用棍子敲头上的痰盂，一边说，我有罪，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我向人民认罪……

此外还有喷气式阴阳头涂花脸跪石子等各种折磨人的方法不一而足，不得不佩服人类在刑讯逼供、凌辱和摧残方面的天赋。

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母亲看到这些受批斗的老教授们，回想起五十年代自己被斗地主的情景，感同身受，有时候趁人不注意会炒一碗蛋炒饭给被关押的老教授送过去，还顺带请教一些行医中遇到的疑难病例。

母亲的这些老师中，有一位文革中不堪凌辱，触电自杀。所幸其他老师，都熬到了云开日出拨乱反正的日子。八十年代后，这些老教授都陆续平反昭雪恢复了待遇，其中一位向卫生厅点名要把我母亲调到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上班。但母亲考虑到我太年幼，而外婆又年事已高，所以只去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进修了两年，最终留在我父亲单位的职工医院，这样上下班通勤只需要五分钟，工作也相对轻松，毕竟她不再是当初那个在公社卫生院血防第一线的年轻人了。 6park.com
（六）
作为一名黑五类子女，加上还要负担后面几个弟弟妹妹的生活，母亲的婚姻问题拖到很晚都没有解决，直到有人介绍了我父亲。

我一直很纳闷，父亲为什么会愿意娶母亲。父亲虽然不是党员，却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出身，六五年本科毕业，在涉密的军工企业工作，身高一米七八，风流儒雅一表人才。这么好的条件怎么那么晚才结婚，并且最终娶了一个地主的女儿，这是我心中始终不解的一个谜团。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亲双双超过了四十岁，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这次回国，我还特意把《独生子女证》给带来了，作为一个永久的历史纪念。从我上小学开始一直到我最近这次回国，总有不明真相的人把我妈妈当成我奶奶或者外婆，因为母亲和我看起来确实像祖孙，而不像母女。然而，从来没有人把我爸爸当成我爷爷或者外公。父亲看起来永远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岁，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依然是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脸上几乎没有什么皱纹。

我小时候是外婆带大的。对外婆印象最深的是她给我讲的那些戏文，什么《大登殿王宝钏寒窑十八年》《玉堂春苏三起解》《宝莲灯沉香劈山救母》《豆汁记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这些故事给了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最初的启蒙，比父亲教我背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更早。

我常常遥想，少妇的外婆，手上戴着碧玉的镯子，一边摇着扇，一边用碎玉般的牙齿和樱桃小口轻快灵巧地嗑着瓜子，坐在戏楼里逍遥地听着大戏……也许这些才是外婆记忆中的黄金时代吧。 6park.com

（七）
而母亲，也始终活在她的时代里，至今依然没有走出来。

美国一位心理学专家在他的网站中说，创伤后应激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治，有可能终生存在。

我母亲，至今不敢有一丝享受，甚至不敢让生活稍稍舒适一些。所有的中国老人都很节俭，然而像我母亲这样节约到病态的，却极其罕见。比如，电冰箱洗衣机这些在八十年代就广泛普及的日常家电，我母亲只在别人家里见过，从来没有买过，并且抵制使用。洗衣服用的是一块恐怕有二十年历史的搓衣板，不仅搓衣板上那些木楞子都已经磨平，整块搓衣板多年遭受水的浸泡，已经完全腐朽，在上面一搓，碎木渣就往下掉。郑阿姨送了一块新的搓衣板，她舍不得用，洗衣服仍旧用这块旧的。即使体力已经衰弱到一整天只能手洗一件上衣，母亲依然固执地把我朋友送的洗衣机给退了回去。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座机电话已经在中国普及十几年了。于是我用这辈子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家里装了一部座机电话，很便宜，五六百块钱吧。因为没有电话非常不便，就如同现在没有手机一样。结果母亲为此整整一年没有和我说话。母亲就是这么执拗的一个人，我理解她的痛，她却把这种历史的痛进一步传递到我的身上。

大舅家的表哥十几年前来探望我妈的时候，曾经给我妈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既不要我妈出一分钱，也不用我妈操一分心，一条龙服务，买回来安装好了，测试了水温，教会了我妈怎么用。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没过多久我妈发现管道煤气每个季度要收六块钱的“抄表费”，认为自己受了剥削，于是气愤地打电话给管道煤气公司，要求停止服务，拆掉管道煤气的终端。由于表哥装的这个燃气热水器只能使用管道煤气，不能用液化石油气，故而也就跟着不能用了。然后我妈自己联系了罐装的液化石油气，发现不仅请人家送罐子上二楼要赔笑脸递烟，而且每次换一罐新的液化气，要收一百二十元的“换瓶费”，于是大呼上当，说共产党简直黑到了家。 6park.com
所以，无论是我还是家里的亲戚，没有我妈的首肯，根本不敢给她置办任何东西。 6park.com

这次回国，母亲的旧居依然和三十年前的陈设一模一样，墙壁斑驳，家徒四壁。家徒四壁并不准确，应该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破铜烂铁，整个家恍如一个巨大的垃圾站。即使是吃低保的棚户区孤寡老人，家里也比我家像样些。有朋友曾经开玩笑说，如果要拍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不需要去什么专业外景地，直接来我家就行了。随便拿起一件东西，不是三十年以上就是五十年以上。厨房里一个装盐的罐子，缺了一只耳朵，罐子上写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还有一个沏茶的茶壶，茶壶嘴给磕豁了，茶壶上烧制着几个大字“毛主席万寿无疆”。

住在我家周围的邻居，要么搬走了，跟着子女住进了恒温电梯房；没有搬走的，房子也都翻新装修了好几遍，铝合金窗电热水器冷暖空调微波炉等等这些都是最起码的家装配置，我们家一样也没有。在今年回国的这两个月中，我连洗个热水澡都极其困难。我无数次非常冲动地想去宾馆开个房间，不为别的，单单就洗一个痛快的热水澡。我还是克制住了，一来我也小气心疼钱，二来是觉得我这么大手大脚对不起俺娘。大家记得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吧，开篇有个人在包租婆的院子里蹲在地上对着冷水龙头淋头发，对，我在家里就是这么洗澡洗头的。

母亲经常唠叨，人呐，千万别得意。共产党能让你吃进去，就能让你吐出来。吃下去的时候舒坦，吐出来的时候可就遭罪喽。这几十年，我见得太多了……母亲总是害怕历史会重演，当年的土改、文革这些政治运动，会以其他表现形式卷土重来。只要她在中国一天，这种内心的恐惧就无法根除。

母亲既不相信中国政府，也不相信中国的银行。以前她把现金卷成一小卷一小卷的，塞在家里的角角落落里。我和我父亲都遇到过好几次，正打算把一摞废纸扔掉，好在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夹着一叠五十元或者一百元的钞票。父亲为此气得脸色铁青，却也无可奈何。因为母亲总害怕银行的存款数额大了，她又成了地主。前几年外汇管制没有现在这么严苛，我母亲赶紧把钱都换成了美元，开了个账户，存在我这儿。

离开中国，到西方国家定居，是我母亲这辈子的终极梦想。直到来我这里探亲，母亲才开始使用电冰箱。她惴惴不安地站在冰箱前面，有些手足无措地问，这个大家伙会倒下来吗？门要怎么打开呀？我心如刀绞。

到国外探亲之后，我曾经试图说服母亲去心理学医生那里接受咨询治疗。心理医生说，由于年代久远，要诊断创伤后应激症候群PTSD，需要做全面系统的评估，全过程可能需要将近一年，花费至少五千刀以上。俺娘一听就不干了，首先她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其次还要花钱（我都没敢告诉她数额，但她知道不是免费的）。第三，这个PTSD即使诊断了，也不一定会对她的移民有帮助。最后，她腿脚不便，行动艰难，也做不到经常跑心理医生诊所。由于年轻的时候太拼了，走多了路，母亲的膝关节严重磨损，在家里走路都要缓慢地扶着墙壁挪动，外出必须坐轮椅。

母亲经常和我提到一部日本老电影《望乡》，讲述那些被卖到南洋当妓女的日本女性的晚年生活。善良的阿菊妈给所有的姐妹们买了墓地，叮嘱大家就在南洋养老，不要再回日本。可是思乡心切的阿崎忍不住还是回去了，却发现日本早已没有她的容身之地。阿崎虽然在南洋卖春，但由于是日本把她卖到南洋的，所以她只恨日本。所有这些日本女性在南洋的墓碑，都是面对南洋，背朝日本。母亲反复给我讲述这个故事，暗示自己就如同剧中被祖国抛弃的阿崎婆。

也许是意识到这次回国可能是最后一次在中国停留了，母亲特意让我把她从前在医专读书的照片冲洗放大并冷裱处理，一起带来。照片上的母亲剪着齐耳短发，一双大眼睛顾盼生姿，嘴边梨涡浅现巧笑嫣然，再看看眼前风烛残年的母亲，不得不感慨，人生的确是弹指一挥间。


拙文参考并学习了Chainhortz 网友的佳作，在此向Chainhortz 网友致谢。 6park.com
附上Chainhortz 网友佳作欣赏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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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取个笔名真难于2019_12_31 23:44:37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