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行的一种对盟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政策。德国进攻苏联以后，英美立即与苏联捐弃前嫌，并很快开始向苏联提供援助。虽然1941年10月签订了第一次对苏租借协定，但1942年6月才正式将对苏援助纳入租借的框架。不过，与英国和所有其他受援国不同，苏联享受的是“无条件援助”和优先地位。由于生产和运输能力等各方面原因，1943年之前运到苏联的租借物资很有限，远未实现协定的承诺。此后对苏租借情况大大改观，大规模租借武器和物资的到来，对苏联大举反攻并直捣柏林发挥了重要作用。租借法规定，租借只是战时的援助政策。到战争后期，因租借物资涉及战后重建问题，美苏第三次和第四次租借谈判分歧加大，步履艰难，甚至在德国投降后出现了中断租借援助的情况。虽然美国很快收回了停运和返航的命令，且通过“管道”协议妥善处理了租借剩余物资问题，但美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并未从根本上消除。租借是盟国对法西斯作战的“胜利武器”，却未能成为昔日盟友在战后的“和平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盟国实行的租借（lend-lease）援助政策，无论在军事史还是经济史中，都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绝后”不敢说，但肯定是“空前”的。租借既不同于无偿援助，也不同于有偿租赁，而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战时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体现了战时盟国之间政治合作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战时盟国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因此，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历史话题，尤其是对苏联这个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与美国异质的国家的租借援助问题。


受到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变迁的影响，几十年来，关于美国对苏租借的研究状况和评价有很大变化。直到冷战结束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重点在于对美国政策的历史描述和评价。总体来看，美国学者大都认为租借援助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人甚至认为是“决定性因素”。不过评价有所不同，有人批评罗斯福为苏联提供“无条件援助”的“特殊地位”，是一种“姑息”方针，为苏联的战后扩张和在东欧确立统治创造了条件；也有人认为美国对苏租借政策保证了战时大国合作，而战争后期美国因东欧等政治因素调整经济政策则激起了苏联的反抗。在此期间，美国和西方学术研究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苏联的档案、资料和数据。因此，很难就租借政策对苏联发挥的实际作用、苏联对这一政策的反应以及美苏经济关系变化的过程进行深入讨论。到冷战结束前，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热潮已经退去。 6park.com


 对租借历史的看法和研究在苏联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结束后，特别是冷战开启时，美国战时的租借援助被苏联官方和学界贬得一钱不值：不仅数量极少（不到苏联工业生产总值的4%），而且质量也差——远不及苏联自己生产的武器。在苏联人看来，租借非但不是如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E.R. Stettinius）的书名所说——“胜利的武器”，反而是美帝国主义榨取财富的“多头武器”和阶级敌人的“阴谋手段”。赫鲁晓夫解冻时期，虽然苏联一些政界人物——如朱可夫（G.K. Zhukov）元帅和学者承认美国租借援助为取得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专门研究租借问题的学术论著基本没有。此后直到解体前，苏联二战史研究著作中对美国的租借援助大体上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一般的看法是，盟国提供的物资“非常有限”，红军是靠“国产武器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冷战结束后，在俄罗斯掀起了一个研究战时租借历史的高潮，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在利用俄罗斯档案文献的基础上问世。2000年在莫斯科全文翻译和出版了曾任美国租借工作负责人斯退丁纽斯1944年的《胜利的武器》一书，美国学者琼斯1969年的专著《通向俄国之路：美国对苏联的租借》于2015年在俄罗斯出版俄译本，这就足以说明俄罗斯社会和历史学界对租借援助问题的兴趣和重视。俄罗斯学者努力通过新的史料，披露租借历史的真相。多数学者承认租借援助在苏联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争论的焦点在于租借援助对于盟国取得战争胜利是否具有“决定性意义”。 6park.com


中国学者对二战时期租借历史的研究晚于美国、早于俄国，但只聚焦于美国对英国尤其是对中国的租借援助，而对苏租借问题一直无人问津，直到近年才出现了几篇文章，且都不够深入。


本文加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首先是充分利用美苏双方的档案文献，重新梳理美国对苏租借援助的历史过程，并确认这一政策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要说明美国实施租借政策的目的及复杂背景，苏联应对和利用租借政策的各种考虑，以租借形式表现的美苏战时经济贸易关系及其走向，美国后期租借援助状况及苏联的反应为战后美苏经济关系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一、战前美苏经济关系与租借政策的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苏经济关系复杂而多变，再加上美国内部政见不同、商界与政界的不同诉求和国际形势的瞬息变化，美苏政治（外交）关系与经济（贸易）关系往往不是同步发展的。


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后，美俄两国便处于敌对状态。威尔逊（T.W. Wilson）政府不仅拒绝承认苏俄，而且支持和援助白俄政权，并与日本共同出兵西伯利亚，还对苏俄政权实行贸易禁运。1921年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特别是在工业方面实行“租让制”后，美俄经济关系开始解冻，双方贸易额迅速增长，美国私人企业积极在苏俄投资。到30年代初，美国对苏联的出口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了2倍。同时，大批西方工业设备和工程师涌入苏联。许多大型企业，如乌拉尔联合电机厂、哈尔科夫电机厂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都是美国同类企业的翻版。就输入的工业设备数量而言，美国在德国之后居第二位。在重工业部门工作的6 800名外国专家中，美国人约有1 700名。美国专家和工程师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中无处不在，以至于他们办起了自己的侨报《莫斯科新闻》（Moscow News）。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家的判断：西方设计和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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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以及美国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力排众议，于1933年11月决定承认苏联。有学者认为，美苏建交“基本上就是罗斯福个人外交的结果”。然而，随着美苏债务问题谈判破裂，加上苏联抛弃“新经济政策”后国内环境的改变，美苏经济关系明显下滑。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额急剧下降，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31年的最高点4.24%跌落到1933年的0.53%，截至1937年都未达到2%。尽管如此，在1937年8月签署的贸易协定中，美国仍然给予了苏联最惠国待遇。


1939年8月，苏联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谈判失败，随即便与法西斯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更重要的是条约附加的秘密议定书）。随着德国大举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拉开帷幕。欧洲局势越来越明朗化，而美苏关系则更趋复杂化。二战爆发后，虽然美国和苏联表面上都持中立政策，但实际上美国明显站在英法一边，早在战前的1939年6月30日，罗斯福就谈到“新的侵略行为已迫在眉睫”，美国“不会容忍对英国和法国的奴役”。而苏联则公开支持德国，1939年11月30日，斯大林说：“不是德国进攻了英国和法国，而是法国和英国进攻了德国，他们应对这次战争负责”，因为英国和法国“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建议以及苏联为早日结束战争所做的尝试”。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即摩尔多瓦）后，没收了在这些地区的美国财产，引起美国国务院的抗议和赔偿要求。特别是1939年底苏联发动对芬兰的战争后，美国社会的反苏情绪日益高涨，美苏关系急剧恶化。随着美国对苏联实施的（战略物资）“道德禁运”政策，美苏贸易被设置重重障碍，大量的苏联订单遭到拒绝，一些已签订的合同不再履行，很多在苏联工作的美国专家回国。1940年1月，对美贸易股份公司（Amtorg）报告，“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态度已经变成了无节制的反苏运动”。罗斯福也不得不公开宣称：“苏联是由一个绝对独裁政权统治的，与世界上任何一个独裁政权并无二致。”1940年2月，当英法联军与德军激战时，苏联与德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承诺在这一年向法西斯德国提供价值3.5亿马克的商品，包括棉花、谷物、石油产品、木材、矿石、铸铁以及铜、镍和其他金属。另据美国的情报，在希特勒（A. Hitler）入侵前的18个月里，苏联向德国运送了大量粮食和食品：谷物160.4万吨，油籽365吨，大豆28 539吨，植物油9 350吨，鲸油78 114吨，鱼油24 761吨，油脂4 981吨。德国经济办公室的结论是：“只有通过与俄罗斯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才能使我们在更大的经济领域不受封锁。”斯大林认为，增加与德国的贸易可以加强苏联的防御能力。而在美国的保守派看来，苏联向德国提供了其急需的石油，无疑是在帮助它继续与英法作战。1940年夏天，就在法国投降而纳粹德国实施“海狮计划”空袭英国的同时，苏联先后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兼并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为此，美国冻结了波罗的海国家在美国的资产，并拒绝将这些国家的黄金移交给苏联国家银行，理由是美国在波兰东部、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诸国被没收的财产尚未得到补偿。苏联大使乌曼斯基（K.A. Umanskii）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从1940年整体情况来看，尽管美苏贸易额不降反升，特别是苏联从美国的进口额（8 690万美元）比1939年（5 660万美元）增长了53%，但由于美国对战略物资的禁运，苏联急需的工业设备和原料大大减少，有些被完全禁止。如航空设备进口额从290.49万美元直落至27.07万美元，而铝和钼等产品的进口则完全被取消了。


然而，就在此时，苏德关系开始紧张。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希特勒希望苏联也加入轴心国集团，并向波斯湾和印度洋方向扩张，以策应德国对大英帝国的进攻。但苏联却表示出对进一步占领巴尔干和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强烈诉求，并以此作为与德意日共同瓜分世界的条件。到11月底，苏德秘密谈判彻底破裂。就在莫洛托夫（V.M. Molotov）离开柏林后不到一个月，忍无可忍的希特勒批准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莎计划”。罗斯福一直对苏联“情有独钟”，他所推行的“新政”固然不能如其政敌所言称之为社会主义纲领，但至少吸纳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社会主义元素。罗斯福曾对苏联大使乌曼斯基说：“如果存在两个国家——它们能够用哲学般的冷静态度来处理那些琐碎的外交阴谋，那么这两个国家便是苏联和美国。”他希望苏联与德国合作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止一次地向莫斯科传递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试图以此尽早切断苏德合作。这个机会的确到来了，尽管受到保守派议员的抵制，罗斯福还是在1941年1月21日借口苏芬签订停战协定而解除了对苏联的“道德禁运”。

不过，事情很快又发生了变化。1941年4月13日，为了防止受到两面夹击，保障东部地区的安全，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罗斯福政府试图淡化此事，认为这只是将日苏两国最近的关系用一纸文件固定下来。但美国保守派和公众舆论却表现出强烈反感，《纽约时报》评论说，苏日条约是不可思议的转折，对所有希望苏联加入反轴心国的人带来了打击，还有人指责“这是为日本在亚洲开放绿灯”。于是，美国开始了对苏联新一轮的经济封锁。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美洲司的报告，美国政府机构禁止出口所有承诺交付苏联的货物，其中已制成品的价值超过500万美元；几乎所有正在生产的苏联订单都被冻结，金额约为5 000万美元；对于通过美国港口转运的货物，也实行了许可证制度，因而大批物资被扣留；单方面终止与苏联公司的技术援助协议。6月14日，也就是在苏德战争开始前一周，美国政府决定冻结欧洲国家在美国的资产，其中主要是德、意、日和苏联的资产。在苏联驻美使馆看来，到苏德战争爆发前，美苏贸易“已告终结”。


总之，在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前，美苏之间充满了互不信任和猜疑，双方经济关系也因此而起伏不断，变换不定，这就为以后美国对苏援助的政策留置了障碍，埋下了隐患。


租借援助是二战期间美国处理与盟国之间关系的核心政策之一，也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全力主张和推行的政策。然而，这一政策的产生和实施却远非一帆风顺。长期以来，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认为国家安全的最佳方针是与世界隔离，尽可能不参与任何军事冲突或军事同盟。这一外交传统在美国根深蒂固，一向主张“国际主义”的罗斯福也身不由己，不得不在1935年8月签署“中立法案”。1937年5月美国甚至通过了“永久性中立法（第三个中立法案）”，总统的处置权受到极大限制。然而，随着欧洲局势日益紧张和恶化，美国政府越来越感到有必要修改乃至废除中立法。英法对德宣战后，急需得到美国的援助。1939年9月21日罗斯福在特别国会要求修改中立法，废除禁运条款，因为这些条款对于美国的中立、安全尤其是和平“具有致命的、极大的危险”。经过一番努力，到11月初美国参众两院都通过了对中立法的再次修改案，即第四个中立法案。尽管要求受援国必须“现购自运”（Cash and Carry），即“现金交易”和“自行运输”，但是废除禁运毕竟为租借援助政策扫除了第一道法律障碍。


1940年4月—5月德国入侵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欧洲的局势更加严峻，法国和英国频频向美国求援。5月15日，新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致函罗斯福，希望美国临时提供40—50艘旧式驱逐舰以及数百架新式飞机，并说明英国目前没有支付这些装备的美元。丘吉尔的这封信很可能引发了美国人关于租借方式的想法。英法联军的溃败刺激了美国人的危机感，国防费用大幅增长，国会同意加拨17亿美元。6月10日罗斯福提出，应将美国的资源用于“任何紧急情况和每一项防御”。随后，美国开始向英国出售武器。当月，通过美国钢铁公司，美国政府向英国出售了50万支步枪、8万挺机枪、316门迫击炮、900门75毫米大炮及其他武器装备，还批准提供93架轻型强击机和50架俯冲轰炸机。此外，6月26日英国国王亲自向罗斯福呼吁，再次提出对美国旧式驱逐舰的“日益需要”。7月31日，丘吉尔又致电罗斯福说到此事，认为这是“当务之急”。然而，此时英国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战前4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到1940年9月只剩下10亿美元。所以，对英国的援助需要避开“现金交易”的原则而另寻途径。在8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罗斯福受到内政部长伊克斯（Harold Ickes）的启发——吝啬的美国房主看着“隔壁的房子已经着火却不愿意把灭火器借给或卖给别人”，批准向英国出借而不是出售这批军舰。9月2日，美英签署协定，英国以向美国租借英属外大西洋纽芬兰、百慕大等地领土99年的代价，换取美国移交50艘驱逐舰。租借援助政策由此已见雏形。直到1940年11月大选结束以后，罗斯福才正式提出了租借的主张。在美国大选期间，英国进一步提出了1941年的更大订货单：足够装备10个师的武器和26 000架飞机。国外军火订单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仅1940年6月已达8亿美元，而到年底又增加了12亿美元。12月8日，丘吉尔写给罗斯福一封在他自己看来是“最重要的信件”，请求美国立即提供现金援助和大量军事物资，并明确表示，英国已经处于无力支付现金的财政窘境。美国人也看到，自开战16个月以来，英国支付的战争物资高达45亿美元，“剩下的美元资产已经不足以支付他们在这里订购的物资了”。因此，罗斯福虽然没有直接回复丘吉尔，却采取了实际措施。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是援助英国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所领导的财政部依据1892年的一项旧法令设计了租借方法，这个法令规定，战争部长有权出租“不需要用于公共用途”的军队财产，租期不超过5年。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思考，12月17日罗斯福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阐述了他的租借设想，即著名的“花园水管”演讲。罗斯福认为，“美国最好的直接防御是英国自卫的成功”，因此，即使“从自私的观点和美国防御的角度来看”，美国也应该“尽一切可能帮助大英帝国自卫”。为此，罗斯福劝告人们放弃“愚蠢而陈旧的美元符号”，并举例说，当邻居的房屋着火时把自家的花园水管借给他，没有人认为这会有多大危险，可能也很少有人认为他们会把水管再拿回来。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广播讲话，又提出了美国将成为“民主的兵工厂”的著名口号，“只要美国延长这些物资贷款，民主国家就会赢得胜利”。1941年1月2日，《租借法案》的起草工作在财政部紧张地开始了，关键人物是法律总顾问奥斯卡·考克斯（Oscar S. Cox）。为了动员舆论支持，在法案起草过程中，1月6日，罗斯福发表了国情咨文，进一步阐述租借的概念和意义。1月10日，租借法案被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其编号和名称都颇具爱国主义色彩：“H.R. 1776”的特殊意义在于1776年美国发表了独立宣言，而《进一步加强美国防务及其他目标的法案》则把对外援助置于美国国家利益之中。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国会对租借法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1月15日至29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取了29个人的证词，1月27日至2月8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取了41个人的证词。反对意见主要强调的是德国并没有入侵美国的意图，而援助英国则会引火烧身。更广泛的批评集中于该法案赋予总统以独裁的权力，甚至赞同对外援助的人也持这种看法。租借问题引起了全民关注，激烈而尖锐的辩论从国会山蔓延到电台、教堂、商店、俱乐部、街头和家庭。如果说国务卿、财政部长和专家的证词说服了很多议员，那么罗斯福热情而通俗的讲演则感染了广大民众——超过三分之二接受采访的美国人表示支持租借法案。最后，众议院以260票对165票、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通过了这个法案。3月11日下午，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批准文件。顺便说一句，美国对英国初期的援助条件的确显得有些苛刻，租借法案也强调了美国自身的利益，并带有补偿条款，特别是后来融入了对战后国际贸易规则的考虑，但笔者同意罗奇科夫（H. Rockoff）的说法，当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化解来自国会中虽已削弱但仍强大的反战力量的潜在批评”。
租借法案的出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根据租借法案的规定，总统可以随时授权向那些防务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出售、转让、交换、借予、租给任何国防物资；各种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在战争期间损毁或丢失的其他物资，受援国不必支付费用；战后美国政府保留收回残存的军用物资的权利，而适合民用的物资应全部或部分由美国提供商业贷款支付；战争结束时未生产和未发运的租借物资仍可由订购国购买，并由美国提供商业贷款。此时英国的财政已经走到尽头，可动用的储备只剩下1 200万美元。租借法案的通过可以说恰逢其时，罗斯福在签字三个小时后便宣布英国对美国的防务至关重要，并于第二天向国会要求拨款70亿美元。


“现金交易”已被突破，接下来要扫除的障碍就是“自行运输”问题。孤立主义者并没有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们警告美国人，美国政府试图护送横跨大西洋物资的举动必定会招致德国的报复，美国“不会在外国土地上打另一场战争”。在这种形势下，罗斯福也不便操之过急，只能拒绝其属下提出的为租借物资护航的建议。但租借工作依然在加紧进行。3月27日，就在国会批准了70亿美元租借拨款的当天，罗斯福任命具有丰富经验的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为总统租借顾问，协调一切有关工作。4月11日，罗斯福批准将海军的中立巡逻范围扩大到西经26度，以便及时向盟国进行海上报警。4月16日，罗斯福批准以租借方式向英国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和食品，从而解除了因德国潜艇围困给英国造成的战争中最严重的粮食危机。5月2日，美国在应急管理办公室下设立了以伯恩斯（James H. Burns）少将为主任的国防援助报告处，专门负责租借事务。5月27日，罗斯福发表广播讲话，宣布美国进入“无限期紧急状态”，并警告说：“目前纳粹击沉商船的速度是英国船厂更换商船能力的3倍以上，是当今英美商船产量总和的2倍以上。”7月1日，罗斯福宣布冰岛的防御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7月7日，总统命令美国武装力量进驻冰岛，要求美国海军“采取一切措施”，保证美国与冰岛及其他所有战略前哨基地之间的海域通航安全。随着纳粹德国在海上的攻击频频得手，盟国对美国保证航运安全的要求也越加紧迫。11月17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三周，国会废除了《中立法案》中禁止美国海军进入作战区域的条款，美国终于迈出了为租借物资护航的最后一步。如果说《租借法案》的产生主要反映了美国内部孤立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之间的斗争，那么这一法案的实施则体现出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较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英租借协定的签订。事实上，英国和法国的订单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美国的军工生产，从而为以后获取租借物资奠定了经济基础。在租借法案通过之前，英国人对美国军事工业投入的资本已经超过2亿美元。而英法两国仅在1940年下达的发动机订单就让他们投资8 400万美元在美国建立起新的发动机制造厂。正如战争部长史汀生（H. L. Stimson）所说，“如果没有这些外国订单给工业界带来的先发优势，我们目前在工厂和设施方面将处于非常严重的境地”。尽管如此，为了回应国内租借法案的批评者和反对者，更为了打破大英帝国的“特惠制”和贸易保护主义，推行美国的多边自由贸易原则，以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美国起草的美英租借协定在第七条提出，“其最终的条款和前提应当不妨碍美英两国间的商业，而应该推动两国间互利的经济关系和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改善”，应包括反对任何“进口歧视”，并“规定实现上述目标的明确措施”。英国对此反应强烈，双方从1941年7月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谈判。8月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第四、五条）宽泛地规定了战后国际贸易自由和平等的原则。战争压力和经济困境迫使丘吉尔只能做出让步，1942年2月23日签署的美英租借协定在原则上明确提出，战后两国政府要努力取消各种贸易壁垒，包括歧视性待遇。正如美国学者哈德森（Hudson）在他那部著名的《超级帝国主义》一书中所说，“通过要求法律和政治性质的经济让步”，美国“以一种更加开明的方式”征服了它的盟友。


相比之下，美国对苏联的租借援助虽然也颇费周折，但条件却比英国显得优厚了许多。如同布雷顿森林协定一样，美英之间存在着英镑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考量以及战后世界贸易体系改变的问题。就租借援助而言，对英国的障碍在于其自身不情愿，而对苏联来说，则在于美国的政治考量。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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