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过程中，到底是北京的哪几个方位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到底是中共的哪支部队开枪杀人了？海外舆论对这两个问题至今还是众说纷云。尤其是到底是哪支部队开枪杀人的问题，海外舆论一直较一致地认为是第二十七集团军。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2004年6月号
 6park.com
　　　　哪支部队在开枪
自李鹏发布”戒严令”后，北京城内盛传三十八军军长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因而被中共最高当局下令逮捕的故事。也有盛传他已经被军事法庭处决的。所以，中共下令开枪后，人们就自然推理既然军长不服从进城命令，其部下当然也不会朝手无寸铁的北京老百姓和大学生开枪。但事实是，正是这三十八军担负了中共”平暴”的主攻任务，在进城受阻时，”忍无可忍”，用真枪实弹对手里充其量就有点砖头瓦块和汽水瓶子的数万”暴徒”进行”自卫还击”。

李晓明（左五）在北京和战友的合影。照片由李晓明本人提供。 现居澳大利亚的李晓明，是1989年奔赴天安门广场的军人之一。他说，“我们的部队受 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
至于三十八军军长开枪之前即被撤职逮捕倒是确有其事。但是，中共的军队同当年国民党的部队大不一样。任何一级的任何一个军官都不大可能保证自己所带的部队忠于自己一个人而不忠于党中央。
事后，中共为处理这位三十八军军长伤透了脑筋。他在军事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过去中央有过通知，野战部队一个班以上的人员带武器进京，需军委三个以上的领导签字方可。我接到的进京命令不符合这一规定，所以我才没有执行。
另有一支开枪的部队是中共从外地空运北京的特种部队，空降旅。据中共自己编写出版的描写戒严部队如何英勇善战的一本书中透露，这支部队是开枪前几天乘坐中央首长的专机进京的。
　　　　”六·四”第一枪
从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三日，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和大学生同仇敌慨，众志成城，自发地在城郊东西南北的各个路口分头把守，把无数军车堵截在北京城的四环路以外。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三十八军的众多部队早已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陆续进入了其预定位置，大多集结在北京城西面万寿路一带的军队大院里，如总参、总后、三零一医院等。
三号晚上八时，集结在总后大院里的三十八军的一个团奉命出击，担负沿复兴门外大街、西长安街一线突击天安门广场的主攻任务。可能是因为在军队自己的大院里，围观者反正也都是自己人或自己人的家属的缘故，这支部队在进行”战前动员”时对”人民子弟兵”的形象已经毫无顾忌。士兵们持枪列队，军官高声喝问：”敢不敢打？””敢打！”士兵们个个斗志高昂。”怎么打？””往死里打！”

于是，数十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的官兵，高呼着”三十八，万岁！三十八，万岁！”的口号，杀气腾腾地开出总后大院。第一辆车开出大门，车上的一个士兵就已按耐不住”阶级仇恨”的怒火，扣动冲锋枪搬机，横扫了一个”扇面”。顿时，大门口左侧的一名值勤哨兵腿部中弹，应声倒地。
镇压伊始，第一个倒在”最可爱的人”枪口下的竟也是一个”最可爱的人”。
这批军车里，有的装了很多碎砖头。由此可以判定，大规模开枪前，并不单是老百姓朝军人扔石头。

　　　　正式杀人从木樨地大桥开始
三十八军的这支部队在木樨地以西的开进速度一直很慢，在公主坟首先遇到了北京市民用汽车和公路隔离墩等组成的第一道防线。大概九时许，他们开始鸣枪示警，但枪声稀疏，而且确实基本是朝空中射击。
从公主坟到军事博物馆以东、木樨地以西的北蜂窝一带，因为市民的一路阻截，不到两公里的路程，这支部队行进了近两个小时。这一段时间里，确实有少许市民将零星的石头、汽水瓶子投向他们的队伍里，但并没有给他们造成严重的伤害。就是从事后的中共自己公布的”暴乱真相”看，也没有一个武警或戒严部队的士兵是在市民的石头、瓶子下丧命的。
十点许，因为大批市民组成了人墙横拦在北蜂窝一带的丁字路口处，部队停止前进，双方相隔约三十米对峙。
部队方面暴露在最前面的全是徒步行进的士兵和军官，士兵手中全部是可以发射连发的自动武器。前面两排半蹲半跪，后面几排站立，枪口直对市民队伍。
这是血幕正式拉开前的最后一场没有激烈冲突的对峙，市民和大学生们都怀着紧张的心情，且看部队如何动作。一些学生和医生找到一些打湿了的口罩和毛巾发给大家。
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批”人民子弟兵”会真的朝人民开枪，所以，都在相互交流如何对付催泪瓦斯。市民中，几乎不见手中持棍棒武器的，更没有象袁木所说的”用带钉子的木棒和火枪袭击戒严部队”。只有个别人随手拾起路边的小石头扔向部队方面，但立刻遭到大学生们的阻止。
部队方面则不进也不退，偶有士兵拣起石头回敬市民，但也同样是些造不成大的伤害的小石头。少许几个军官手持半导体话筒朝市民方面喊话，请他们别再扔石头并迅速离开，保证部队通行。
对峙持续到十一点正，大概是这支部队又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枪声突然响了。上万名市民愣神过后马上意识到事情严重，潮水般退到木樨地大桥一带。

从北蜂窝到木樨地大桥，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这一段距离中，部队一开枪就几乎没有任何阻力，倒是市民和大学生因为向东慌乱逃命，拥挤的人流被自己设的路障阻隔，只能鱼贯通过路障中间的缝隙。所以，这段时间有个别人被踏伤、挤伤的情况，但还没有被枪弹打死的。
木樨地桥上，部队再次受阻，市民事先已经运到那里的两汽车碎砖头被卸下来成了抵抗的武器。一辆头几天就已经被军队遗弃在那里，然后又被市民横作路障的军用卡车被暴怒的市民点着了。这是这个地区里确实是由所谓”暴徒”点着的第一辆车，时间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半钟。
部队冲向木樨地桥时，前面先是一批为数不多的手持木棒的士兵步行前进，不服气的市民立刻将雨点般密集的碎砖头投向他们。士兵们招架不住，几乎没有坚持就退却了。接着，荷枪实弹的一排排士兵开始步行冲上大桥，边喊着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从这个时候开始，枪就完全是直接朝人群开了。
四散逃命的市民和大学生纷纷就近将树丛、建筑物等当掩体，但还不住口地叫骂：法西斯、土匪¨¨¨！也有人躲在掩蔽物后面继续扔石头、砖块的。于是，已经开了杀戒的士兵干脆毫不克制地胡乱开枪，而且全都是用冲锋枪扫射。只要哪里有”法西斯”的骂声冒出来，哪里有石头、砖块飞出来，就朝哪个方向射击。于是，不断有大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之中，但大部分立刻就被别的市民和学生用各种车辆运进了附近的医院。因为当时气氛紧张加之现场上的市民群众和大学生基本没有懂得战地救护知识的，所以有些当场没有咽气的中弹者因为来不及救治而死亡。现场拉运伤员的也没有几辆真正的救护车。对比二十天以前数百辆救护车齐集天安门广场的情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因为有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市民从自己家窗户探出头来痛骂，所以，从木樨地桥到燕京饭店一线（大概有半公里的路程）两旁的高大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中共有名的”高干楼”二十二楼及对面的十一楼等家属住宅的许多人家里都中了子弹。
半年多后我从监狱出来，家住十一楼的一个朋友领我去那里凭吊战场。在这朋友家里的墙上，我见到一个深深的弹孔，旁边题有毛泽东的诗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朋友告诉我：一位家住二十二楼的延安老诗人，满怀对十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强烈憎恨和对”人民子弟兵”的无限热爱，听见枪声后立刻手持小红旗下楼迎接解放军进城，结果被一阵冲锋枪扫射打得半蹲半爬地回家去了。
步行的士兵大规模开枪后，后面有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卡车紧随其后。从木樨地桥头开始，枪声就再也没有停过。军车上的士兵不间断地用机枪和冲锋枪朝空中射击壮威，但只要有扔石头和叫骂的，子弹立刻就射向人群。
密集的枪声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部队基本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
在这个过程中，先头部队与固守堵截的市民还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冲突，先是凌晨两点不到时在西单一带，然后是二点之前在南池子一带。
一批军车路过西单长途电话大楼一带时，因为还有被子弹打跑的市民跟在后面骂”法西斯”，车上的士兵竟掉回头去，朝后面的人群扫射。
一位军官回忆说：当时杀戒一开，许多士兵的情绪完全失控了。倒是有些理智的军官还时不时地提醒”尽量别开枪”，但士兵已经不听命令了。
另外，从北京城南大兴县地界的一个军用机场出发向城内挺进的空降旅与欲堵截他们的市民和大学生几乎就没有什么对峙过程，只要受阻就开枪。结果，这支部队进城过程最为顺利，一路高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开着枪就横冲直撞地按其上级指定时间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以南的毛泽东纪念堂后面的空地上待命清场。
到凌晨三点左右，北京城内的枪声虽然还在持续，但不象在此之前那样密集了。至于零星的枪声，则一直持续到六月七号。
　　　　北城未响枪，东线无战事
我从监狱里出来后，因为共产党不再允许我工作，也正好给我腾出了大量时间。我先后找到了各个大规模杀人现场的目击者甚至军人，同时也找到了凡是我能找到的中共自己宣传”平暴”胜利的报刊书籍和”内部宣传材料”以对照。我统计的结果是，从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清晨清场之前，中共戒严部队大规模开枪杀人的现场主要是四个地段：木樨地一带、西单一带、南池子一带、珠市口一带。
从东线开进的部队则是在六月二日下午行动的。这支部队几乎都没有带枪，全部是徒步行进。结果，最深入的先头部队也不过就到达建国门立交桥一带就全部被围堵的市民冲散了。其中的许多人跑进了位于国际饭店以北的禄米仓地区的军区干休所里。所里住的一些离休老军人看见他们一个个那丢盔卸甲的狼狈样子，痛心疾首。逃兵们住在干休所家属楼的走廊里，没有给养，十分可怜。离休干部们的家属最多是象打发要饭的一样给他们两个馒头加一碗酱油汤。当时在场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没有一家请这些士兵进屋的。
至于从北线开进的部队，绝大部分在天安门清场之前就没能进到三环路以内。多数军车都被大学生和市民阻截在北三环路的马甸立交桥一带。这批部队被阻截后，双方基本没有武力冲突。很显然，他们的指挥官对执行其上级的进城命令是消极的。
四号下午，北线部队的一个连长带着两车部下开进北师大校园，向师生们表示”人民子弟兵绝不能向人民开枪”，他愿意把武器交出来。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响应他的主张，一些理智的学生把这位连长和他的士兵劝走了。这位连长事后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四号凌晨，开枪进城的部队分别攻占了长安街和北京南城。西线进入的步兵部队和装甲兵部队占据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两侧，空降旅则盘踞于前门箭楼以北、毛泽东纪念堂以南的一大片空地上，双双待命对天安门广场的总攻时间。
六月三号下午，天安门西侧的六部口一带曾发生了一起群众堵戒严部队弹药车的事件。就在这前后的几个小时里，这批弹药的主人，三十八军万余名官兵陆续徒手进入人民大会堂。这支部队的一部分负责了对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包围。据中共自己的宣传材料记载，先后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各兵种部队共有万余人。可笑的是，这个数字是因为写文章的一个部队文官为了说明戒严部队条件如何艰苦，在人大会堂里厕所不够用而在文中透露出来的。
六部口围堵弹药车的事件证明，人民大会堂里的武器全部都是用面包车等伪装运进人民大会堂的。也有人认为是从地下运进的。这分析是否属实待查，但人民大会堂原来就有地下通道则是肯定的。令人琢磨不透的是，六部口的那辆弹药车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被市民发现了。而万余人的部队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其武器弹药远不止一车，怎么运进去的呢？如果是从地下通道运入的，为什么就那么一车弹药要从外面运？
另外还有一支部队是在开枪前一天就陆续进入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大院。这支部队负责了对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包围。一位军官告诉我，进入天安门的这支部队不知为什么，武器弹药到五号才运进去。但是，在历史博物馆方向执行清场任务的部队却全部是荷枪实弹。所以，如果这位军官的话是可靠的话，历史博物馆方向的部队可能也是从西线开着枪打进去的一部分。清场开始时，也正是这支部队最先冲上纪念碑基座并朝纪念碑上架着的高音喇叭用冲锋枪扫射的。
　　　　武警部队没开枪
关于武警部队是否在”六·四”中开枪杀人了，事后也有许多争论。我专为此事调查的结果证明，起码上文中提及的四个地方的大规模开枪杀人不是武警部队干的。
六月三号中共给其武警下达的命令是：部队进城不惜一切代价，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因为当时武警归公安部门领导，所以这个命令由北京的地方行政长官陈希同向北京武警总队传达。
自李鹏下达”戒严令”后，武警各部门的领导就意识到这回要有麻烦，所以将其战备值班电话同普通电话全部更换成录音电话。陈希同的讲话传达下去以后，武警领导立刻感觉这里面玩了文字游戏。结果，命令逐级下达到团一级，就再传不下去了。下级军官纷纷表示没法理解这一命令的精神，直接问上司：”到底是不是可以开枪？”
北京市武警总队又将部队基层军官的疑问转述给陈希同，陈回答到：”按你们理解的执行。”
陈希同的这句话再次传达下去，武警部队领导自作主张：执行任务只带警具，一律不带枪。
这个决定是北京武警总队领导作出的还是国家武警总队作出的不得而知，但事后中共撤换了国家武警总队的全部高层指挥官的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据中共自己的宣传材料记载，”戒严指挥部”事先曾安排了一支只有五十人的武警防暴部队为国防军进城开道。但是，这支队伍刚刚开出驻地不远即有一辆汽车翻倒在路旁，另一辆车只载了二十七人准时开到了”平暴”现场。
这二十七名武警全部配有玻璃钢盾牌和带有机玻璃罩的防暴头盔。他们分三人一组，背靠背互相掩护，虽然行进中受到了市民群众的攻击，但全部都到达了预订位置。一路上，他们每个人都中了无数的石头，砖块，原本是绿色的头盔和盾牌都被砸成了白色。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打死或打成重伤。中共要想收复天安门失地是不是除了开枪杀人再没有别的办法，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
我本人六月四号从天安门广场出来后，一路上所见武警不多，但见到的手里确实没有枪。持枪的只是在一些重要部门正常值勤的武警。但他们平时值勤时枪里都是没子弹的。
与我在监狱里同号的”暴徒”告诉我，被他们打死的武警手里也确实没有枪。
我所见到的所有现场目击者也没有一个人向我提供出武警开枪杀人的情况。
我在调查中听许多目睹”暴乱”场面的群众说：六月三号晚上和六月四号早上，最惨的是大学生和老百姓，然后就是武警。因为武警大都在冲突现场或离冲突现场最近，但没见有开枪的。但在那种情况下，市民们已经良莠不分了。再加上天黑，大家也分不清哪是武警哪是戒严部队，所以竟闹出了开枪杀人的部队基本上没有挨打，没有开枪的一些部队和武警反而被打得惨不忍睹的悲剧。
但是也必须说明，在中共事后对”动、暴乱分子”的搜捕过程中，进驻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武警表现很坏，真正的干警一般不打人，打人的主要是戒严部队士兵和武警，我同号的一个从西城分局”悠”来市局的”暴徒”对我说：他被一群武警围在中间，轮流拳打脚踢，甚至用冲锋枪的枪托打他的头部。他被打得受不了以后就什么都交待了。
和我在一个监狱里的另一个从西城分局”悠”上来的”暴徒”是因为窝藏枪枝。他在派出所里曾被一群戒严部队士兵用枪托打坏了头，到我们那以后，天天头疼得大哭小叫。他说有一次他被打得受不了钻进桌子底下，喊着”解放军叔叔我就是您的一个屁呀，您就把我放了吧！”但解放军叔叔到底也没有把他这个”屁”给放了。
还有一个与我同号的”暴乱”嫌疑分子（实际没有任何事情）在派出所时曾被戒严部队士兵把匕首架在脖子上威胁：”再不说老子宰了你，宰了你给死难的战友报仇。”
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情景我自出狱后已有两篇文章说明。如果有记者仍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不妨找一下现在美国洛杉矶的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梁二和程真（女）。”六·四”后，他们二人先后被中共公开和内部通缉，在国内潜藏了一段时间后才辗转逃了出来。现在逃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天安门勇士”很多，但在天安门广场最后清场时我见到的只有他们两人。其他人有的是我可能没有见到，有的干脆就根本不在现场。这两个同学在广场上一直帮助我们一起组织动员大学生和市民群众撤离，但出来后却从没听说过他们如何往自己脸上贴金。与一些不顾国内狱中人死活的人表现相反，程真每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要谈及我们四人如何进行和平撤离组织动员的。除了尊重历史的考虑外，她想的是这种消息传入国内，可能会减轻中共对刘晓波的处理。的确是真诚可嘉！这是题外话。
六月四号凌晨，我和程真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沙涛是最后撤出广场的。在历史博物馆西南侧，我和程真、沙涛等人劝说一些死不肯离开，要与隆隆开近的坦克讲理的市民和少数大学生向南撤离。这段过程很慢，但我们身后的坦克一直比较理智地等待我们。我们撤一点，它们进一点。等我们劝到前三门大街中央的前门箭楼东南侧时，从南边涌过来的大群市民与我们劝出天安门广场的人会合，挽起手来齐声高喊：”法西斯、法西斯！”这时，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支空降兵部队突然起立，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朝我们的上空开枪。我身边的一位大学生当场头部负伤。但这一阵枪绝大部分都打得较高也是事实。
人群四散逃命后，前门箭楼东侧穿便服的只剩下我、程真、沙涛三人。我看了看表，早晨六点整。
这时，由北向南的坦克与空降兵会师，双方狂呼胜利口号，似乎在庆祝共产党四十年后重新占领北京。
四十年前中共占领北京时未发一枪一弹就收编了全部美式装备但却没有任何抵抗力的敌方部队。四十年后中共重新占领北京却要用坦克加冲锋枪，面对的却是手无寸铁但却宁死不屈的北京市民和大学生。
　　　　六部口才是真正坦克碾人的地方
天安门广场很大，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和平撤出去后，广场内还剩下个别人是很可能的，但绝不可能很多。中共的宣传是军队士兵把剩下的个别人都抬走或架走了。不管中共的这一宣传是真是假，但坦克进广场后碾人的事情我倾向于认为没有。因为首先是无人可碾，其次是从当时进广场的士兵情绪看，只要没有抵抗行为和叫骂，他们不大可能会主动朝人开枪。　　另外，有人在海外宣传士兵用刺刀挑人的事我想极有可能是中共宣传日本鬼子如何杀人的电影给他们的印象太深，由此才附会出来或者说由于受了精神刺激把看过的电影场面和亲身经历的场面记混了。
我们在天安门万余名大学生和市民群众面临生命危险，同时也不愿由于天安门的抵抗给士兵造成生命损失的时候，理智地选择了妥协与和平，包围天安门广场的部队在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和平主张的前提下应该说表现的是比较理智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负责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的部队主要不是从西线开枪打进来、已经失去理智的部队，而是从人民大会堂等处出来的。没有遭到过抵抗的部队当然也就没有开过枪的部队。
但是，长安街上的戒严部队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和平主张而全部理智起来。当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的大学生和市民陆续到达六部口地区时，一些惨无人道的士兵竟开枪扫射并驾着坦克冲向最多向它们扔了几块石头的人群。
我和程真、沙涛因最后撤离所以幸免在六部口遭难。当我们三人手拉手步行到六部口以南的音乐堂时，一群刚被打回来的市民劝我们：”学生，再不能往前走了，前面的大兵一见你们这样打扮的就开枪。”
我让程真和沙涛摘下头上的写有”绝食”字样的布条，我摘下胸前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徽，三个人还是硬着头皮朝六部口走去。到达时，我们正好见到最后两具尸体被抬上一辆北京１３０卡车。这辆车是被我和程真在前门箭楼东侧劝住运伤员的。当时，这辆车打着一面白底红十字旗对着驶近的坦克朝天安门广场里面冲，我们劝阻时程真险些被碾在车轮下面。
六部口的群众告诉我们，在我们到达这里之前已经运走了一批尸体，连坦克碾加机枪扫一共死了十三个人。事后有目击者告诉我是十一个人。
横穿过长安街后，我和程真、沙涛坐在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休息。最近的一辆坦克离我们不足两米，但这时它们已不再杀人了。也可能我们不骂它们法西斯的缘故。
从监狱里出来后我了解到，六部口遭难的十余人里，尚有一个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他是北京某公司的职员，六月四号早上他听到中共开枪镇压的消息从家里出来，刚到六部口就遇上了撤出的学生队伍。他告诉我：”当时坦克驶近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朝人群里碾，所以也没有赶紧躲避的思想准备。从坦克开到我脸前的那一刻，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三天以后，我在医院里醒过来，医生都不敢看我。”
他的右胳膊从肩膀处永远没有了，身上落下七十六处伤。刚被坦克碾过后头皮和一只耳朵被撕开，惨不忍睹。
他在住院治疗期间，一位”同情者”诱骗后又抛弃了他的未婚妻，这个可怜的姑娘因为深感负疚和愧悔而自尽身亡。临死前留下遗书，请求他的宽恕并希望他能为自己料理后事。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坦克履带下的唯一幸存者时，正好是他刚从原来未婚妻的追悼会上回来。
写到这里，我想再补一句题外话：国内的假肢厂工人能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潜入工厂为这位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免费制作假肢，逃出国的一些”天安门勇士”（当然不是全部）在挥霍捐款时想到过”六·四”的死难者和尚留在国内的受难者吗？不要忘了，当时，许许多多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都是受了我们的宣传上街，为了保护我们在天安门坚持民主斗争的大学生们才去堵截军车，才饮弹身亡或留下终生残疾的。
　　　　开枪镇压在前，真正的暴乱在后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中共”平暴”以后，其电视新闻中所报道的整条长安街上及复兴门外大街一直到八角村一带，三环路上马甸立交桥一带大批车辆被焚烧的情形都是事实。但是，这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甚至更多的车辆都是戒严部队开枪杀人后，市民们出于义愤放火烧的。中共事后用这些车辆被焚的事实说明其开枪杀人之后而不是之前。开枪之前，北京市民的反抗行为至多不过是限于扔石头，设路障等。所以，公正地说：正是由于中共下令开枪才导致了市民群众的激烈反抗，而不是群众的激烈反抗导致了军队开枪。
当然，中共在发布”戒严令”激化矛盾之后，军队如果不诉诸武力绝对进不了北京城，但是，即使从维护一个专制政权的角度出发，开枪之前的北京局势也绝没有严重到非使用致命武器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当时，人们虽然抗议戒严但毕竟没有武装反对戒严。
六月四号上午，大批军车被堵截在西单一带，车上的士兵完全没有施暴行为。有的士兵打开枪膛让市民和大学生看，真诚地表示自己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
这时，天空中不时有直升飞机盘旋，向这支部队喊话，传达对暴徒坚决反击的所谓”中央军委命令”。但是，多数军官和士兵根本不理会天上的叫嚣，在”暴徒”们的围攻下纷纷弃车而走。因而才给了”暴徒”们以烧车的机会。我同号的一个人就是四号上午在军事博物馆一带烧军车被抓获的。
中共作的最不光彩的事情就是一方面对那些没有下令坚决反击的军官进行处理，一方面却又利用他们没有反击才造成的大量烧军车的事实证明其开枪的正确。其实，如果当时所有进京部队和武警统统开枪杀人，哪还有一个人敢去烧车，哪还有一个人敢打”人民子弟兵”！如此结果，中共还拿什么来说明”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忍无可忍，自卫还击”呢？
所以，那些没有开枪因而也受了一些损失的部队才是真正为中共政权作了天大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