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史系列四：抗日战争招兵买马联日打蒋
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和内部拼斗后的红军到达陕北时仅余三万人枪，是其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若蒋介石以嫡系部队全力围剿，那么中共武装将彻底覆灭。但蒋介石却命令不愿剿共，一心只想打回老家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围剿红军。毛泽东则利用东北军想抗日，想打回老家去的心理，与张学良达成了秘密停战协定。蒋介石数次催促张学良围剿红军无果，又亲临西安，力促张学良进兵。然此时的西安已被共产党秘密组织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潮所笼罩。张学良对此又岂能无动于衷？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英明决策，政治上弱智的张学良难以理解，更不愿执行。在几次哭谏无效后，目光短浅、年少气盛、做事莽撞的张学良竟发动兵变将蒋介石扣押。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靠其父亲张作霖打下的基业而坐上了东北王的位置。但其本事却不敢恭维。其一生犯有两大错误：其一，“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拱手将东三省送给日本。其二，为急于洗刷不抵抗的罪名，置国家、民族、本党的根本利益于不顾，以下犯上，扣押国家领袖，致使剿共大业功败垂成。日后毛泽东涂毒中国，追根究底竟是由于张学良救了共产党一命所致！
难怪共产党把张学良称为千古功臣！
可笑蒋介石连国民党这个“内”都难“安”，又岂能“攘”共产党这个“外”？
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和中共高干们欣喜若狂，恨不得立即摘下蒋介石的头来。但斯大林操纵的共产国际却指示中共与蒋介石和谈。毛泽东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后破口大骂俄国佬，但又不得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张学良也多次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还拥蒋做领袖。最后共产党派出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内外交困的蒋委员长只得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近年网络上有文章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已经加入了中共。如果是这样，那么张学良所作所为就是中共的指示。
西安事变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几十年争斗的有关生死存亡的转折点。也是中华民族迈向自由、民主、富强还是倒退回独裁、专制、贫困的转折点。张学良的兵谏救了共产党一条命，使共产党绝处逢生，利用抗日战争发展壮大，从蒋介石手中夺取了政权。把中国拖回到了最野蛮的封建法西斯时代！蒋介石却由于斩草未尽，最终被共产党赶出了大陆。其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梦只有到台湾那一块孤岛上去做了。
当我们把西安事变放在历史的天平衡量时，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为共产主义封建邪恶势力因此而死灰复燃而痛心疾首！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的处置也有其用心。对杨虎城关押到共产党统治大陆之前处决。对张学良念其年轻，不懂世事，终身软禁。让他亲眼目睹共产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让他的灵魂在痛苦中煎熬。
若换了残忍嗜杀的毛泽东，对张学良恐怕杀一千次也难解心头之恨，非抽筋、剥皮、活剐了不可。                                      
五十年代，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张学良的《惭悔录》。九十年代，当有人问及日本对中国的赔偿问题时，张学良愤慨地说：应当赔偿，我的一生就是被日本人给毁了，我的祖国也几乎被日本人毁掉了。
张学良自一九八八年恢复自由后，一再拒绝共产党访问大陆、回东北老家参观的邀请，这也从另一角度表示出了对因西安事变而导致共产党统治大陆，导致中华民族的空前劫难而发自内心的忏悔！
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张学良于美国在为其九十一岁生日举行的庆祝活动上，称自己一生“鲁莽操切，胆大妄为，是民族的罪人。”这一表白应当是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自我评价。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抗战的爆发为共产党大力发展组织，扩充军队提供了绝好机会。按西安事变后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陕北红军根据地改为陕甘宁边区，由国民政府提供编制、给养、弹药、经费。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发展组织和武装。但精明的毛泽东一方面利用统一战线使共产党合法化，利用人民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热情，迫使国民党不敢贸然向共产党发动进攻。另一方面置两党协议于不顾。独立自主地大力发展共产党组织，扩充共产党军队。在国民党控制区不能随意发展，就到日本人占领区去打着抗日的旗号发展。
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在洛川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筋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在毛泽东眼里，日本人不是飘洋过海到中国来杀人放火的强盗，不是什么侵略者，而是可以与之联合共同对付蒋委员长、帮助自己夺取天下的“同盟军”，等联合日本人消灭了蒋介石后，我毛泽东再去与日本人争天下！如果日本人把全中国都吞了也是应该的――魏、蜀、吴三国中任一国一统中华都很正常嘛――还抗日干啥？这样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时，共产党的军队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到了日本占领区的广大乡村去招兵买马。日本人由于人力有限，其军队只能占领大中城市和交通线，对广大乡村无能为力。到一九四Ｏ年，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共产党的武装由三万余人发展到五十余万人，共产党员由四万余人发展到八十余万人。有如此多的军队却不去打日本人，以准备日后与蒋介石争霸天下。
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只有两次主动对日作战。一次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林彪的指挥下，在山西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辎重部队，共产党宣布歼灭日军四千多人，日军承认有二百多人的伤亡。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蒋介石亲电嘉奖。另一次是一九四Ｏ年八月，彭德怀在日本占领区组织百团大战，历时近四个月。对正太路、平汉路北段、石德路、同蒲路、白晋路等交通干线进行全面破袭，据彭德怀后来发布的战报是歼灭日军二万多人，但日军发布的伤亡数字是亡三百多人，伤一千七百多人。百团大战大力破坏铁路，在政治上造成的影响很大。对侵华日军造成很大震撼。蒋介石再次致电嘉奖。
但毛泽东对这两次战斗的态度，足令每一个中国人恶心。
平型关战斗前，毛泽东极力反对。多次致电林彪不得集中兵力在平型关与日军战斗，只能分散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招兵买马。林彪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血性和军人的率直而违令不从。再加上周恩来、朱德的全力支持，才为共产党挣了一个抗日的脸面。战后毛泽东只是冷冷地致了一句话电文：“庆祝我军第一个胜利”。
百团大战据毛泽东说是背着他打的。老彭知道老毛不同意，干脆来个不请示，反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毛泽东收到捷报后兴高采烈地致电彭德怀：“这样的大战能否多组织两次？”毛泽东不打日本人的政策令共产党其他高、中级干部极为反感，现在他想顺从多数人的意愿了。且此时毛泽东已有相当本钱，花几个子儿也无妨。然百团大战后八路军遭到日军的全力围剿，损失达二十余万。（这二十多万多是被打散后当了逃兵，战死者是极少数）把毛泽东日后与蒋介石争天下的本钱都花掉不少，真令人心痛。随后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把彭德怀足足斗了四十天，（用彭德怀的话来说就是：“毛泽东操了我四十天的娘”）罪名是：背着党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帮了蒋介石的忙。过早暴露了共产党的力量，招来日军报复，造成很大损失。
抗日有罪，罪该万死！彭德怀因打了一个百团大战，就被毛泽东“操”了四十天的“娘”，林彪若不是平型关战后受伤赴苏联就医，他“娘”也会被毛泽东“操”上四十天！二十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为百团大战一事继续“操”老彭的“娘”，林彪见势不妙，生怕“老娘”被“操”，吓得连连声明：“平型关大战是任弼时叫打的。”把这天大的抗日“罪行”栽在死了多年的“七大”中央书记处书记、前中共中央五把手任弼时头上――你毛泽东总不会跑到棺材里去“操”任弼时他“娘”吧？共产党内仅有的两个抗日将领最后都惨遭毛泽东的毒手，再加上毛泽东在抗战八年中的表演，真使人怀疑毛泽东是不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
据史载：百团大战后日军从武汉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抽调一个师团二万人到华北剿共。当时华北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兵力最少的地区，每平方公里不足一人；而在武汉国民党战场每平方公里是七人。日军增兵两万就重创共军。此时的八路军还只是一群手拿大刀、长矛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毛泽东疯狂扩军，不打日本人还可从另一侧面看出：毛泽东抗战八年中的主要电报文稿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书中除一篇《论持久战》和日本宣布投降后的《对日寇最后一战》提到抗日外，没有一篇是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如何抗日的电文，其余篇目内容一是指导共产党如何与蒋介石、国民党斗争，如何扩充军队，如何扩大地盘。二是如何与共产党内的对手斗争。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全是指导如何与国民党军队争天下，每次战斗、战役如何排兵布阵等形成鲜明对照。幸亏《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没把毛泽东反复致电林彪不准集中兵力打平型关大战的电文收入，否则毛泽东的卖国贼嘴脸将暴露无疑。
一九四一年，日本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日本承认蒙古国，苏联承认满洲国。在日军如何对待苏联支持的中共武装一事上，日本政府肯定与当时的苏联政府达成了默契。随后毛泽东派出潘汉年到南京与日军、汪精卫政权秘密接触。从此以后，中共军队与日军、伪军相安无事。且相互通商往来，如同一家人。中共要人陈毅生病，居然由日本军队保护送到上海治疗。
抗战中，中共为配合日本军队打蒋介石国军，毛泽东命令新四军师长粟裕率领七千多人攻打灭掉韩德勤三万多国军。粟裕大获全胜！此举招来蒋介石报复：在皖南地区包围新四军军部，除一千多人突围外，新军军军部一万人被蒋介石歼灭，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被叛徒杀害。
客观地说：皖南事变是毛蒋偶然的天然配合的巨大成功：毛泽东要借蒋之手灭掉党内最大反对派项英，蒋要报粟裕灭抗日国军之仇！结果双方各得所愿，毛蒋皆大欢喜。
近年有日本学者遠藤譽查阅大量史料，写了一本书：《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书中记载了毛泽东与日军勾结，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历史事实。该书在日本连续印刷五次，成为近年日本少有的畅销书。
共产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打死打伤多少日军？在郝梦笔、段浩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一书中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八年抗战中打死、打伤、受降日军五十二万七千多人。此说无异天方夜谈，难以置信，与中共报上吹的亩产水稻八十三万斤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由中共军事科学院编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一书中把中共历次对日作战写得非常详细，书中很多章节把打死、打伤日军一人或几人都如实记录，但总数相加不到五千人。书中大量使用的一个概念叫“日伪军”，这使人非常不解，到底是“日军”或是“日本人的伪军”？或是日本人和伪军的混合编队？使用这样的“模糊概念”只能混淆视听。近年日本政府公布了八年抗战中的日军战争死亡人数：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死亡318883人，与共军作战死亡851人，与苏联红军作战死亡126607人。日军在二战期间死亡人员都有准确的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的详细记录。每个死亡人员在靖国神社都有位置。共军在对日军作战的总死亡人数以日军伤亡人数的十多倍算，则只有一万多人。阵亡的高级将领仅副参谋长左权一人，还是在日军围剿时逃命途中被打死，而不是率军作战时战死。
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组织的十万军队以上参战的大会战二十三次，其中上海会战（歼日军六万余人）、武汉会战（歼日军二十余万）、三次长沙会战（歼日军十万余人）、台儿庄会战（歼日军一万余人）、忻口会战（歼日军四万余人）、湘北会战（歼日军四万多人）、驻印军缅北大反攻和远征军滇西大反攻（歼日军十万余人）、鄂西会战（歼日军二万五千多人）、常德会战（歼日军四万多人）、雪峰山会战（歼日军近三万人）、上高会战（歼日军一万余人）……等战役是在付出重大伤亡后给日军较沉重的打击。但是在长城抗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保卫战、两次随枣会战、中条山会战、昆仑关会战、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河南会战、南昌会战、海南岛作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浙贛会战……等战役是付出巨大伤亡并使日军遭到损失后以失败而告终。损失较大的几大战役有上海会战（损失近三十万）、南京保卫战（损失二十多万）、中条山会战（损失二十多万）、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损失近六万）、河南会战（损失达三十多万）、长衡会战（损失二十几万）、国民党军队抗战中伤亡六百多万。其中阵亡将士达三百八十多万。高级将领中，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李家钰，军长郝梦龄、陈宝安、冯安邦、唐淮源、武士敏、王甲本、佟麟阁、郑作民，师长王铭章、吕公良、戴安澜、寸性奇……等几十名先后战死疆场。特别应当大书一笔的是王铭章师长率装备最差的川军一二二师在台儿庄会战中死守滕县、吕公良师长率二十九师在河南会战中死守许昌，两个整师官兵全部壮烈殉国。谱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抗战中有两次惨烈攻坚战：杜聿明率第五军铁血昆仑关，以伤亡两万四千多的代价歼灭日军近四千人。何绍周率第八军激战松山数月，以战死二万多人的代价全歼松山日军三千多人！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者有薛岳、李宗仁、陈诚、傅作义、吴奇伟、孙连仲、王陵基、王耀武、杨森、卫立煌、张自忠、宋希濂、杜聿明、刘茂恩、方先觉、李华堂、关麟征、张灵甫、邱清泉、胡琏、郑洞国、廖耀湘、孙立人、戴安澜……等众多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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