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认为：“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从十四世纪到十一世纪，极有可能又降了下来。假定欧洲和中国西元一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一般认为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认为宋代文化和科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可称之为成熟时期。深奥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诗，哲学的探讨和科学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术史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成了现实。”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西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宋朝：“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汉人统治的华北已在农业上成熟。此后直至20世纪中期，就很少再发生变化了。华南在此后历朝中扩大了农耕，并增加了新的农作物，但那里的模式还是在宋朝确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
美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北宋被20世纪末的美国人誉为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
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法国学者埃狄纳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
法国学者、著名汉学家、国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