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不久，刘伯承就从大西南到南京组建起南京军事学院。父亲80年代和我聊天时说，现在看起来刘帅这一做法很有眼光，第一，我们的军队长期在革命战争中打拼，学习较少，取得政权后就要抓紧学习了。第二，远离军事核心也是上策，因为刘伯承很懂中国的历史。
可刘伯承当院长竟然点名让我父亲做教育长，缘由是这样的：
我父亲在南京警备司令的位置上干了几个月，手又有点发痒了，想去前方打仗。因为华野的主力部队都在江南和两广地区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还有的部队参加了新解放区的剿匪作战。尽管做警备司令有时也能碰到战斗，比如剿灭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但远没有在战斗部队里同敌人的正规军作战过瘾。
我父亲曾试探问过刘伯承：“陈赓的四兵团什么时候到南京呀？原来不是说他的兵团负责南京的防务吗？”
刘伯承乐了，回答道：“他的部队不到南京来了，你这次是走不掉了！而且过些天，我还要给你加一个担子。”
我父亲有些纳闷：“让我干什么呀？”
刘伯承笑而不语。
没过多久，刘伯承书记就给我父亲肩上加了一个担子：南京军事学院教育长。父亲为难地对刘伯承说：“让我做教育长？我哪里懂教育啊？”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能硬着头皮干。
说起刘伯承，正值壮年的他简直是太忙了：1949年4月，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道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
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冬，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
一年多的时间，他从江南打到西南，身上硝烟味没散，又主持解放后我军最早的一所军事院校的建设。
父亲说过，刘伯承是最重视军事院校的，他早年就主张：“治军必先治校”。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可以说是我军军事院校之父。
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虽然战事频繁，他在运筹帷幄之余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
他对军事院校的建设有特殊的兴趣，不仅组建、筹划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走上讲坛。
父亲回忆，学校办的很有生气，大批军队干部通过学习大幅度提高了军事素养。
谁也没想到，几年后刘伯承成了建国以后第一个挨整的元帅。他被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旋涡之中，而目标就是对准他的。那是1958年，国防部把军事学院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随之掀起了一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刘伯承元帅知道，国防部长彭德怀虽然主持这场斗争，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批准也不会进行，因此知趣地进行深刻检查，总算勉强过关，但元气大伤。父亲也做了检查，好在没有像其它一些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父亲回忆，那时刘伯承元帅的眼睛已经近乎失明，是被人搀扶着步履蹒跚地上台做检查的。那次斗争不说人人自危，也是个个噤若寒蝉。
父亲说，刘伯承是军队中的“洋派”，和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大多数我军将领不同，他既受过传统军事教育，也受过国外正规军事院校的教育。他在国内中学和军校各科成绩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学习。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进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备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但这种经历会无形中变为“土洋之争”。历史上宁都会议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曾发生激烈争论，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指挥军事，但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则坚决主张毛泽东离职。而刘伯承是站在 “洋派”一边的，刘伯承随即又发表了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指出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做为“土派”的重要人物林彪、彭德怀等对刘伯承的批评十分不满。彭德怀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更言简意赅地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么子打吗？让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尤其“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挥上不如后来的“土派”切合实际。刘伯承得罪了林彪、彭德怀等军队实力派，更得罪了毛泽东。这些纠葛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无暇顾及，但进入和平年代不会一笔勾消了。
但第二年彭德怀元帅也挨了整，而且比刘伯承元帅惨得多，他倒得轰轰烈烈，被后世所敬仰。林彪则一路顺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结局最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