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9年1月国民党提出了一系列对抗共产党的反动方针后,国民党顽固分子便先后在华北和华中地区掀起一系列的反共高潮。
彼时关于国共两党在中共的合法问题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扩编问题也随之被搬上了明面,国共两党也正式就这些问题在会议上展开了谈判。
后来谈判破裂,蒋介石又针对共产党和新四军悄悄地展开了一系列阴谋和部署。
彼时中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日本军需物资的供养量日益捉襟见肘,于是便想出了以政治诱降和金钱收买的办法,以此来拉拢国民党对抗共产党。
6park.com尽管共产党一直本着大局意识争取国民党团结抗日,同时也在呼吁国民党停止进攻,但国民党方面却始终一意孤行,甚至还蓄意发动了针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阴谋。
1940年10月,在国民党向江苏新四军进攻的情况下,陈毅同志本着自卫的原则歼灭了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蒋介石趁机以此为借口,污蔑新四军破坏团结抗日,并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队伍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开赴黄河以北的地区。
叶挺性格刚毅,之前求学的时候也出国留洋过,因此他的军事思想非常先进成熟。
当听闻国民党做此决定的时候,叶挺便嗅到了阴谋的味道,因此便主张新四军迅速北移,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叶挺认为,蒋介石当下毕竟还是名义上的抗日领袖,如果新四军不按命令行事,那么势必就会给人留下话柄,甚至还会影响整个抗日的前程。
但项英和他的意见却是相左的。
正因为两人意见上的不一致,谁也无法说服谁,因此新四军的撤离行动一致拖延了很久,两人也一度陷入了僵局。
最终为了顾全大局,共产党组织还是决定听从叶挺方面的意见,决定将皖南新四军转移到黄河以北的地方去。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就这样从皖南的云岭驻地出发,一路向北,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程。
其中一纵为左路纵队,大约有三千多人;二纵为中路纵队,有两千多人;三纵为右路纵队,越有两千多人,还有其余两千多人的军部机关和直属队随着中路纵队一同行动。
新四军原本计划在5日凌晨到达各自的指定位置汇合,但由于天黑下雨的原因,因此部队的行军进程十分缓慢,直到下午的时候部队才全部集结完毕。
新四军的衣服都被雨水打湿了,部队整体也显得比较疲劳,因此就决定在原地暂时休整,留下来烘烤衣服,补充体力。
国民党方面早就针对新四军的转移路线在路上埋下了部署。
当新四军部队来到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的时候,趁着部队休整的时刻,国民党一边缩小了包围圈,一边集中火力,偷袭了新四军。
国民党当时一共7个师8万余人的军队对新四军发起了包围袭击。
二纵队伍最开始在早上七时的时候受到了国民党40师120团部队的袭击,紧接着三纵队也遭到国民党40师119团队袭击。
新四军在一边自卫的同时,一边按照原计划继续前进。
新四军行到星潭地区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仍在后面紧咬不放,不少部队还在不停地涌向新四军周围,堵住了新四军的去路。
眼看新四军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叶挺军长便计划组织突围。
但面对国民党多于新四军十倍的兵力,叶挺发觉自己这个正面强攻的方法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在如今包围圈不断缩小的情况下,新四军的目标太大、太集中,不利于突围成功。
国民党还带了许多重武器前来,虽然新四军一直不畏艰险,坚强作战,但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新四军很快牺牲了一批又一批的战士们。
如果再这样负隅顽抗,估计新四军将会全军覆没在这里,叶挺是绝不忍心看到新四军的战士们就这样无辜牺牲的。
叶挺来到顾祝同军中,拿出了蒋介石的电报,上面清清楚楚地下令让新四军北移,叶挺便义正言辞地要求对方让路。
孰料顾祝同却坚决要与新四军撕破脸皮,甚至还直接让下属将叶挺扣了下来。
1月10日,在双方奋战了几天几夜之后,新四军这边已经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局面。
1月14日,对战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在这场“皖南事变”的过程中,叶挺军长被扣押,绝大部分的士兵也都被国民党部队杀害了,只有两千余人成功突围了出来,其余的死的死、伤的伤,还有不到4000名士兵成为了俘虏。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表示将继续坚持在长江南北一带抗战。
这些士兵被带回国民党的营地之后,国军先是从这些俘虏中逐个摸查他们各自的身份。
鉴别这些新四军俘虏身份的正是新四军叛徒赵凌波、闵昌浩这两人。
闵昌浩原是新四军的通信连指导员,在某次违反军纪受到处分之后,也叛变跑到国民党第三战区。
如今这两人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曾经的战友。
赵凌波和闵昌浩对于新四军的内部组织和纪律、制度都有较深程度的了解,经过两人的鉴别之后,查出了在这些新四军当中的军官和士兵。
蒋介石也急需找出一个替罪羊来替自己脱身,顾祝同也想着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因此便决定将这些新四军俘虏收编到自己的队伍里面。
顾祝同先是将这几百名军官送去江西周田村集中营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感化,有些学习态度好的下等军官,顾祝同就会将他们收编到自己的队伍中重新任职,但针对一些军部的部长和司令级别以上的干部,顾祝同就下了命令,将他们全部秘密处死了。
总而言之,只有服从国民党的士兵才能得到活命的机会。
其他被俘的普通新四军战士被分裂成了两个大队和一个军事大队,然后被分别送到了江西铅山的永平、白塘等地方集中进行整训,之后又被重新收编到了顾祝同三战区的各个的军营当中,但这些士兵却并不是从此就一心一意地跟着国民党对抗共产党了。
幸运的是,在这些新四军士兵当中还夹杂着几百名没有被鉴别出来的军官,这些人被收编到国民党的队伍中之后,便趁机找到机会从国军阵营当中逃了出来。
有些人在历尽艰难险阻之后重新回到了新四军的革命队伍,有些人因为找不到新四军根据地,只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值得一提的是,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出现了好几个叛徒。
其中一个就是第一纵队参谋长赵希仲,被俘虏后为了获得顾祝同的青睐,便将新四军的人数和武器情况全盘托底,甚至还将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拟了一份名单交了上去,新四军因此损失惨重。
还有就是新四军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刘厚总,此人不但将新四军的武器和财物全部都交给了国民党,并且他还是杀害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坤的凶手,此后也做了不少损害新四军利益的事情。
除了这些被收编进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之外,一些不肯屈服就范的军官和政工人员都被关进了以上饶集中营为首的几处监禁地,国民党便妄图用严刑逼供或者威逼利诱的方式来迫使这些人改变立场,每日都不断地用各种不同的“洗脑”方式来影响他们。
上饶集中营是在1941年1月由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一所法西斯集中营,下面还有七峰岩、茅家岭、李村、周田村、和石塘五个分集中营,其中七峰岩为总部,茅家岭为重禁闭室。
这些地方,说是真正的血肉磨坊也毫不为过。
国民党为了让这些新四军战士们叛变,想尽了各种办法,软硬兼施。
有一些人性格懦弱的,最终也选择了叛变共产党。
这些方法都行不通的,国民党就会安排一些暴戾凶狠的看守,每天轮番对这些新四军的干部们进行毒打,像皮鞭、辣椒水、烙铁这些都成了每日的家常便饭。
在这几所集中营当中,茅家岭的刑罚情况最为严重,仿佛人间炼狱。
茅家岭监狱是由当地的一间小寺庙改造的,外面是一家不大的院子,里面只有八间简陋的小房间。
除了监狱管理员的住所之外,茅家岭的俘虏通通都一起挤在三间牢房里,而面积最大的牢房也不过就只有三十平方米左右。
不管新四军的俘虏有多少人,他们全部都要挤在一起,冬天严寒,夏天酷暑,蚊子、跳蚤、老鼠都在牢房里面来去自如,乱飞乱跳,搅得里面的人根本就无法入睡。
住的条件苦不堪言,这些俘虏们每天吃的东西也好不到哪里去。
而仅有的几片烂叶子青菜,也常常被监狱的看守给克扣掉了。
新四军的战士们也曾经向监狱抗议过,但最终的结果就是遭到敌人更猛烈的一顿毒打。
后来新四军教导总队的一名会计祝增华同志,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集体绝食。
战士们在后来两三天的时间里都水米不进,监狱负责人怕把事情闹大,才终于同意改善伙食供应。
像这种消极的绝食方法,根本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只有离开这座监狱,离开这个鬼地方,战士们才能彻底获得真正的自由。
战士们通过观察发现,茅家岭监狱平日里的管理是非常松懈的,每天点完名之后,如果没有高级军长过来,那么监狱里的几个看守和执勤队伍就通通都去“摸鱼”了。
如果能进一步降低他们的警惕性,那么监狱里的战士们就能有机会突围出去。
1942年5月25日,在监狱里的新四军战士们终于等来了机会。
当天除了一个副班长在茅家岭监狱里值班之外,其他的几位长官都各自下山玩乐去了。
武装起来过后,王传馥用机枪打开了西侧的大门,招呼监狱里的战士们尽快逃离。
遗憾的是,王传馥在掩护大家撤退的过程中,被看守用机枪击中,因此身负重伤,最终被敌人抓住活埋。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茅家岭监狱成功越狱的一共有24名新四军战士,他们不但成功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并且后来还有一部分人在武夷山找到了游击队,重新投入了战斗。
在新四军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当中,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与国民党谈判时被关押了起来,声称要将其交付“军法审判”,而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后遭到了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也不幸牺牲。
叶挺被捕之后,国民党也不敢轻易将其杀害,因此就一直把他关了起来。
国民党先后把他关押在江西上饶、广西桂林、湖北恩施以及重庆等这几个地方,关押时间一共长达5年之久。
但叶挺的答复却始终如一,“我是中央正式委任的军长,新四军的一切都由我个人负责。你们可以组织军事法庭来公开审判我,但我的部下是无罪的,你们应该快点把他们放了,让他们投入到抗日战争当中去。”
直到1946年3月4日,国民党迫于政治局面,才终于同意恢复叶挺的人身自由。
1946年4月8日,叶挺在乘飞机飞回延安不幸遇难身亡,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李秀文以及邓发、秦邦宪、王若飞等几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