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冷静100年！

　　邓小平是中国发展与改革的设计师，一位具有非凡洞察力和创造精神的战略家和思想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对外关系的方针原则，对于我们当下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处理疫情之下的外交危局，仍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1 没有和平，搞什么建设!
　　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出发点，所以我们不要轻言战争！
　　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要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搞什么建设!”
　　我们现在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最需要和平，最不希望战争；而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和平是建设的前提，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安心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要实现中华民族求富求强的雄心壮志，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所以，中国的对外战略也只能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需要。
　　这一思想是和邓公的战争与和平的新判断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在80年代就明确提出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1984年11月1日在军委座淡会上说：“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后来，他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指出，这是“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
　　我很同意王利芬（前中央电视台主持）说的一段话：
　　如果40年前中国说不怕战争，那是一种底气，因为我们穷，光脚的不怕穿脚的；但，如果你现在还说“不怕战争”，那是一种虚张声势。因为你已经“相当”富裕，你的北上广深大城市已经与世界上任何大城市可以媲美；“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毁掉罗马城瞬间就可以实现”。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怕战争的，因为他有最繁华的城市群，所以美国要发展世上最强大的军队，目的就是要“拒战争与里之外”，绝不让战争在本土发生。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中国若与强大的敌人战争，必然是本土战争，我们壮大军队不是渴望战争，而是要防止把战争引入家门。（见《中国必须面对的十大残酷现实》，简称“现实”）
　　2  中美关系决不能像玩牌那样换来换去
　　自1972 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以来，中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中国优先考虑的外交关系。邓小平多次强调，对待中美关系决不能像玩牌那样换来换去，而要从战略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
　　邓公认为，中美两国关系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1975 年8 月6 日，他在会见美国议员访华团时指出：“毛主席在1949年就谈到中美两国人民希望友好。即使在23年的隔绝中，我们也没有改变这个观点：两国人民总是希望友好的。”
　　1976年 1月 2日在会见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时指出：“不管中美两国政治观点如何，我们总希望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下去。……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使这种友好关系世世代代地保持下去。”
　　1977年 9月 27日他在会见乔治·布什时指出：“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的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法。……中美关系正常化，如果从长远观点、从政治角度、战略角度看问题就容易下决心。”
　　1979年 1月 28日，邓小平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年谱》详细记录了邓小平在访美期间的主要行程和活动，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友谊”“友好合作”是他频繁使用的词汇，2月5日他为纽约出版的《美洲华侨日报》题词：“愿你们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大的努力。”表达了他对发展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愿望。
　　1980年他在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时指出：“中国方面，从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下决心同美国改善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是从战略上考虑的。现在，我们总的对外政策还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制定的。”
　　中美关系是所有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和核心，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证明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直至今日，这一点也不能动摇。
　　3  美国可以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现代化、富起来
　　邓公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合作双赢。这是基于中国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这是必由之路。
　　邓公深知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等众多领域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经济管理和教育事业方面也有很多成就，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1979年访问美国期间，通过切身的观察体验使邓小平更加坚信：“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各个领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有广阔发展前途。”“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是几百亿美元的事。”（现在已经发展到几千亿美元）
　　陪同出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言外之意，中国也得这么干。这次访美确实也开启了中国富起来的大门。
　　访美期间，他在接受坦普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律博士学位致辞、在接受美国广播电视界评论员的采访、在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总经理爱德华·卡尔森和波音飞机公司董事长桑顿·威尔逊谈话、在参观亚特兰大地区、在访问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讲话，都在强调“向美国人民学习“、了解美国“建设的经验”、“向创造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美国人民请教”……
　　1979年 4月会见美国众议院议员团时所指出的：“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原则是自力更生。任何国家的建设总应该以自己为主，同时也接受外国的先进技术，包括接受它们提供的资金。美国在这方面可以做许多事情，各个领域都可以，我们愿意得到你们的帮助。”邓小平认为，中美两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里存在着广泛交流和合作的余地。
　　当然，我们也要牢记：美国及西方那些发达国家是不会一直带我们玩的，“在西方人眼里，永远都存在“东西方差异”；千万不要认为可以融入西方世界，天真地认为可以与西方平起平坐，中国与欧美仅仅是生意关系，是做不了真朋友的。”（《现实》）当中国崛起超出它们的可以接受的限度，矛盾和冲突就会爆发，合作有可能戛然而止。这也是残酷的现实！
　　4   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为了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放松、不回头，不受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特别是长期以来的“左”的意识形态影响，邓公主张在国内不争论“姓社”与“姓资”问题。这不是要放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要集中力量奠定其物质基础。
　　而在国家关系上，邓公坚持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他反复强调，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他们从容地发展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正是这一外交方针，和得人心，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欢迎，从而打开了很多外交僵局，包括中美关系、当时的中苏关系、与日韩关系、与东盟关系；苏东解体后，同俄罗斯建立了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同印度恢复了高级互访和边界谈判；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在内建了交，同时也和以色列建了交。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前国际社会的残酷现实是，中国和美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存在着制度、价值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对立。我们是求同存异，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还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选择性地发展一些特定国家的友好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此外，美欧等西方国家身上有强烈的“优越感”和浓厚“政治正确”的价值观，在他们眼里，永远都存在“东西方差异”。他们要跟我们讲民主、人权。所以，我们也难以融入西方世界，很难让他们接受我们的“平起平坐”。所以，一方面，要认清中国与欧美仅仅是生意关系，做不了真朋友；另一方面又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不能主动惹事-虽然我们不怕事，把关系搞僵，致使合作破局。
　　这考验着我们的开放胸怀、政治智慧和外交水平！
　　5  不称霸、不当头、不结盟
　　这是中国一贯的外交方针，其核心是永远不充当国际社会的“领袖”。
　　反对霸权主义并且永不称霸，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外政策的纲领。
　　无论是以前人们称之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时期，还是现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时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既不能把自己与霸权主义绑在一起，也不能自己搞霸权主义。邓公指出：“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
　　邓小平由此指导中国改变了以往的外交战略，代之以更为实际、更为灵活的战略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针。他反复向世界表明，中国坚决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不称霸，不当头，不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其中包括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邓小平认为，这个政策很重要，是一个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
　　“决不出头”是邓公的一项外交方针，一个根本国策，而不仅仅是一个策略。他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中写道，“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不当头”还意味着不要允当世界领袖，不要主动去向世界承诺什么，更不要用钱去买地位。有人这么说：领袖不好当，吃力不讨好。如果你成了世界领袖，那么必须要放弃许多，全世界都要跟你玩“贸易顺着”，你却又不敢有脾气。
　　邓公也反对与任何“大国结盟”，在外交工作中要坚决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而不能把自己绑在别人的车子上去。
　　中国改革开放40年采取的“三不”对外政策得人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朋友圈在第三世界，但外交的重心依然在大国关系上。
　　6   不搞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冷战方式
　　不搞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这是跟上面第“5”项原则紧密关联的。
　　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所谓“大家庭”方式，就是冷战时期的苏东模式。大家庭内实行家长制，家庭成员吃大锅饭。所谓“集团政治”方式，就是类似华沙、北约那种军事政治联盟，为的是抗衡对方。所谓“势力范围”，是从近代列强那里传承下来的东西，是列宁所指的引发战争的根源之一。
　　这些东西说到底就是搞小圈子，拉帮结派，为的是维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以，中国不搞这些东西，不走老路，不跟任何国家、政治集团和组织结盟。
　　以上4、5、6相，归根结底就是“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不搞“政治正确“那一套，摆脱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传统。
　　邓公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行不通了，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邓公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应当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样便会明白，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7 冷静、冷静、再冷静，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面对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以及国内的政治风波，邓公1989年9月4日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对于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在坚持以上方针的基础上，我们要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邓公指出，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扎扎实实地抓好建设工作，这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中国要富强起来，唯有一条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受干扰！这就要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的坚定意志和英雄气概。
　　邓公1986年 9月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在回答中国的现行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问题时，再次明确表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依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同年9月16日，他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说：“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一项铁律！按照邓公的说法，就是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
　　8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基于苏东解体导致的两极政治格局消失，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中国能否抓住和利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良好机遇，能否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坚定地搞下去，是世界普遍关注的大问题。
　　在这关键性的时刻，邓公坚定而有力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对的，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1989年和1990年间，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几次谈话中，反复阐述了看待国际形势、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其中的关键是“韬光养晦”。邓公指出，这是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在国际上采取的方针，就是稳住阵脚，把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不要张扬，韬光养晦，少说多干。发达国家对我们始终是有戒心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上有人会对我有敌视和恐惧心理，我们的态度是，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在外交活动中，要趋利避害，不为自己树立对立面。要埋头实干，发展自己，而且越发展越要谦虚。
　　韬光养晦并非软弱的表现，而是智慧和力量的体现。忍字头上一把刀，“忍得主”是一种大格局的战略定力，是卧薪尝胆的力量蓄积，是忍辱负重背后的发愤图强，是坚强意志的持续展现，为的是养成兵精粮足、转弱为强。这正是：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现在的残酷现实是，我们的力量不够！即使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有了一定实力，但是跟美欧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明显。我们的GDP只有美国的2/3，人均GDP就更低了；而且在科技、教育、金融和军事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现在不是逞能“掰手腕”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和资本，即没有成本优势与美国对抗。
　　王利芬分析的对：
　　“不是说中国怕美国，而是不值得玩对抗；在对待美国霸权问题上，中国必须要运用智慧。你可以讨厌美国、不喜欢美国、恨美国，但不要影响去重视美国；不是觉得美国好才与他搞好关系，仅仅是因为美国是“老大”，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和事实，你不服不行。
　　“现在的中国可以影响世界，但不能左右世界;目前能够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国，这个现实我们必须要接受。“所以不要有优越感。优越感会造成盲目自信，自信过头就是自负，自负过头就会自命不凡，最后只能是自作多情和自认倒霉了。”
　　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有所作为”。邓公指出，世界政治格局在变化之中，不管怎么变，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自己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中国会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他强调，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怎么样作为，提出些什么问题，应该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