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古老的中华帝国具有两千多年强国家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市民社会付之阙如，但晚清以降外寇凭陵与内乱频仍的危机极大地削弱了专制帝国。这样，近代中国面临着从强国家的皇权政治到强社会的民主政治的古今政治转型，而抵御外侮和工业化建设又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国家。后发展中国之政治发展，同样面临国家能力和民主政治两大悖论式的目标。

——高力克《自由与国家》


蒋廷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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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模式乎？俄德模式乎？
 
民主与独裁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的一场重大的思想论争，众多著名英美派知识人卷入其间。在这场事关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政治论争中，胡适充当了守护民主的“中国自由男神”的角色。耐人寻味的是，很多英美派知识分子告别民主而拥抱专制独裁，如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吴景超等人，而坚守自由民主制度的胡适则显得势单力薄。1935年，主张专制的清华教授蒋廷黻和吴景超弃文从政，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要职，表征着独立社英美派学人的分化。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云：“此间一切读书朋友对定〔廷〕黻文章极不满。故此公虽邀西府之垂青，实已自弃其moral〔道德〕力量。”
这场民主与独裁论战既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历史变局的回响，也是清末以降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的继续。欧洲极权主义的兴起和日本侵凌的危机，空前凸显了近代中国政治之“自由”与“国家”的悖论。
蒋廷黻的专制论以民族国家建构为宗旨，他引征英、法、俄之历史经验，阐述了由专制建国转向民主革命的历史逻辑，论证中国专制统一的必要性。但讽刺的是，这位历史学家的专制论却缺乏历史根据，他以“内乱”代替“封建”，而将中西历史混为一谈。沿袭秦制两千余年的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专制帝国，20世纪中国历史进化的目标不同于中世纪后期封建西欧的民族国家建构，而是古老帝国的民主转型。前现代的帝制中国与封建西欧，不可同日而语。蒋之中国“由内乱而专制”的理论，将20世纪民国的“建国”与中世纪后期英法的专制“建国”相比附，显然是偷换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蒋廷黻、丁文江等新独裁派知识分子并非冥顽不灵的守旧派，而是忠诚的爱国者，其新独裁主义的核心关切，是中国的统一富强。无论是蒋廷黻、吴景超的专制统一论，抑或丁文江、钱端升的极权强国论，其宗旨皆为国家的富强。“九一八”以后，外寇侵凌的危机和欧洲极权主义的诱惑，激发了这些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感，其思想深处日益发酵的国家至上主义信仰终于压倒了留学时代形成的民主信念。这些曾经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往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更多是工具性的，而缺乏对其内在价值的信仰。因而国难当头风云突变之际，他们民主信念的动摇就不足为奇了。
在极权主义黑云压城的30年代，胡适力挽狂澜，成为自由民主的坚定守望者。留美期间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深入观察与体验，使他成为坚定而乐观的民主主义者，终生不渝。当大批英美派知识分子疏离民主而拥抱专制之时，胡适成了不合时宜的民主卫士。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胡适民主论的要旨有三：一是英美民主政治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成就，不能以俄、德、意极权主义的短时成效而否定民主政治的价值；二是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本身具有良好的教育功能，因而它可以随时随地实行；三是民主是一种幼稚园政治，其以选举为主的参与方式最适合大众的知识与能力，最适于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而独裁则是一种研究院政治，中国并不具备独裁政治所需的领袖和数目庞大的党员与科技人才。
胡适反对以民智未开为理由的“开明专制”和“训政”，主张民主就是最好的公民学校，民主可以边行边学，正如下水学游泳一样。民主无须条件，它与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无关。胡适的民主论是对晚清以降一切形式的“开明专制”论的否定。其民治幼稚观的宗旨亦在此。
另一方面，胡适民主论的阙失亦毋庸讳言。胡适并未从学理上阐扬民主的政治价值，而只是停留在论证民主的历史功效。他的民治幼稚观最受诟病，其幼稚园与研究院之喻确有理论阙失。一是与事实不符，英美民主国家恰为政治经验最成熟的民族，而实行独裁政治的德、俄、意则是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二是其价值矛盾，它潜含独裁研究院高于民主幼稚园的价值判断。丁文江和张奚若对民治幼稚观的批评都击中了要害。其实，民主是历史的产物，而并非无需历史条件。严复关于君权与民智成反比、英美自由源于岛国和德国专制基于大陆的观点，孙中山关于美国民主以英美数百年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观点，显然比胡适的民主幼稚论更为深刻。三是胡适将苏俄共产主义、欧洲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混为一谈，视其为民主政治社会化的新发展，又将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归为新式独裁，表现了其民主观惊人的逻辑混乱。
在这场历时三年的思想论争中，自由派谈民主，独裁派谈国家，双方各执一端，其问题意识和政治议题各异，并未能就建国与民主问题进行聚焦对话。蒋丁等新独裁派着眼于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主张专制统一和极权强国；胡适则坚持民主宪政，以民主幼稚论反对专制独裁。这场论战的实质，是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但遗憾的是，胡适并未对新独裁派之“强国家”问题的挑战作出有力的回应。他的问题意识囿于表层的民主与独裁问题，将此论战归为清末梁启超“开明专制论”（国民程度不及格）之余绪，而未阐明专制派之强国家的深层问题意识。
民主与独裁论战浮现出一个深刻的中国问题——后发展政治中的国家问题。格林菲尔德概括了世界民族主义的几种主要类型。民族与民族主义起源于16世纪的英格兰，在那里发展出一种个体主义的公民民族主义，美国的民族主义与之一脉相承。法国的民族主义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公民民族主义。而在俄罗斯与德意志则兴起了一种集体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英美个人主义的公民民族主义与德俄集体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表征着两种不同的文明进化道路。英美式自由立国与德国式专制国家是现代化的两种模式，英美模式以市民社会自下而上的自由演进为特点，德国模式则以威权国家自上而下地推进工业化为路径。源于德国的国家主义属于一种后发展政治理论，它是俾斯麦之普鲁士模式的理论先导。19世纪后期以降，德意志帝国后来居上的强势崛起，其反自由反民主的国家主义模式对英国自由主义模式形成严峻挑战，在希特勒上台后演成独裁与民主对峙之局。
晚清以降，英国曾是救亡图存的中国改革者孜孜以求的西方文明典范。但亲英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发现，中英文明之间存在巨大的历史鸿沟，英国模式虽然可欲，但在中国却难以简单移植。自梁启超、严复以来，“开明专制”论不绝如缕，蒋廷黻的专制论和丁文江的“新式独裁”论与之一脉相承，表征着中国自由主义左支右绌的深刻困境。丁文江即以英美民主政治比独裁政治更不易学，反驳胡适的民治幼稚观。而胡适这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笃信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却并未虑及英美模式在中国的难题。历史证明，胡适的民治幼稚观——英美民主政治比德俄独裁政治容易学——是难以成立的，与中国更具历史亲和性的，与其说是海洋国家的英美，毋宁说是大陆国家的俄德。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脉相承，同属于“大陆性格国家”（黄仁宇语）的革命。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古老的中华帝国具有两千多年强国家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市民社会付之阙如，但晚清以降外寇凭陵与内乱频仍的危机极大地削弱了专制帝国。这样，近代中国面临着从强国家的皇权政治到强社会的民主政治的古今政治转型，而抵御外侮和工业化建设又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国家。后发展中国之政治发展，同样面临国家能力和民主政治两大悖论式的目标。此即民主与独裁论战的深刻历史背景。
民主与独裁论战并非书斋中政治哲学的理论之争。钱端升之“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命题，其潜在的问题意识实为“英美模式乎？俄德模式乎？”遗憾的是，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并未正面回应新独裁派的极权强国论，此为国家主义对自由主义之最深刻的挑战。孙中山当年已认识到民主政治与国家能力的悖论：民主国家政府效能低下，万能政府则多为专制国家，如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他的民权主义所设想的“民主的万能政府”，旨在超越民主的悖论，达至强民主和强国家相统一的新式民主政治。而胡适则显然对德国和俄国极权主义崛起之挑战缺乏敏感，更无力从理论上回应“国家”这一后发展政治的重大问题。
 
独裁政治的诱惑
 
民主与独裁之争是20世纪中国一场意味深长的思想论争。辛亥以降，尤为五四以还，民主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的政治价值逐渐深入人心，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判准。然而在30年代的多事之秋，欧洲极权主义独裁政治的崛起，使世界潮流徒生逆转，并在中国催生了反民主的新独裁主义思潮。
独裁政治是20世纪对自由主义最具挑战性的政治制度。诚如菲特烈·华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所言：“独裁制度是对近代自由主义原则的直接挑战，……极权的独裁制则甚至攻击到宪政民主体制的最后防线。”“极权主义的兴起与国族主义的兴起一样，都是近代自由主义理论与实际弱点的反映，一厢情愿的想法使许多自由主义者无法看清这个基本事实。”华特金斯强调指出：“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却仍然是当代政治中的基本成分，这个冲突是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弱点的测量计。”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的一大弱点，是权力分立制衡的宪政政府之决策效能的限度，它受到极权的独裁政治的严峻挑战。
在华特金斯看来，独裁政治对于非西方后发展民族的诱惑，尤在其有利于赶超型现代化的高效率。“将经济、社会决策置于民主选民意志下的政治体系，很难和快速现代化结合。在西方工业化的早期，西方国家人民的参政权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少数中产阶级企业家的精英分子，才能在不考虑社群中其他人的欲望的情况下，引进他们的改革。当代俄国与其他工业落后国家的独裁精英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也与此十分相近。历史已经证明独裁政治，无论是早期的殖民主义或近代的极权主义形式，是把西方科技移植给非欧民族最有效的方法。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工业近代化的压力或许会逼使独裁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继续成为主要的政府形式。”
华特金斯关于独裁政治是非西方国家工业化压力的产物、独裁政治较民主政治易于与迅速现代化结合的观点，极富历史洞见。这也是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以外难敌独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独裁政治之迅速工业化的优势，也是钱端升、丁文江等人倾心独裁的原因所在。惜乎胡适并未正视并回应这一国家主义的深刻挑战，而只是纠缠于民主与独裁孰易孰难的问题。
新独裁派与其说是保守主义者，毋宁说是国家主义者，他们的基本诉求是国家的富强。蒋廷黻、吴景超主张以专制武力统一作为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钱端升认为，中国急需于最短时期内实现工业化而成为一个强大的近代国家，故必须实行极权国家之独裁政治。若独裁政治有利于增进大多数人的福利，则牺牲少数人的自由亦在所不惜。丁文江访俄归来倡言苏俄新式独裁，亦在于其心仪苏俄超大规模计划的建设事业和全力追求世界第一工业国的气象，而旨在采行新式独裁而迅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新独裁主义者无疑都是国家主义者，他们正是由于受到俄、德、意极权主义强国的诱惑，摒弃了民主理想转而拥抱独裁政治。民主政治曾是这些英美留学生青年时代的梦想，他们曾深信民主是西方也将是中国富强的最有效方法。然而俄、德、意极权主义的崛起和外寇凭陵的危机，终于使他们见异思迁，告别了曾经的民主理想，而乞灵于极权主义独裁政治。对这些信奉国家利益至上的知识分子来说，民主与独裁毕竟都是手段，国家的富强才是终极目的。极权主义的诱惑，最易俘获后发展国家知识分子渴求富强的民族主义激情。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信奉国家主义而选择专制独裁的英美派知识分子，其思想深处亦不无矛盾和挣扎。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保守派专制主义者，其早年的自由主义理想毕竟不可能完全泯灭。1944年末，时值盟军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前夜，当身居国民政府要职的蒋廷黻因公重访阔别20多年的美国时，其思想中隐伏的自由主义信念被再度激活。回国后，他撰文礼赞自由云：“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
风云激荡的20世纪历史，证明了张奚若抗战前夜的伟大预言：民主是今日政治上的康庄大道，德俄极权帝国曾经炫耀一时的旁门左道，已经灰飞烟灭。80多年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的政治思想论争之一，其议题关乎重大的政治价值问题。自由民主究竟具有内在价值，还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政治制度？政治的终极价值是国家的富强，还是每一个公民的自由与福祉？何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如何走一条后发展的政治道路？
这些都是论战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

贴主:凌飞电脑于2020_05_09 22:48:51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