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成立，开始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那段最黑暗时期的由来很复杂，有由来不明的自信、盲目的傲慢以及顽固的不思进取等等，但是开始的舞台是在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南北长1100公里，面积22万平方公里。比相邻的中国吉林省稍微大一点，大约是黑龙江省的一半左右。
 
这个并不起眼的半岛在一百多年里屡经战火蹂躏，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世界上军事力量集中密度最高的地区。
 
尴尬的地理位置
 
这是因为朝鲜半岛和中国、俄国交界，隔着对马海峡，和日本的九州相望。
 
这种尴尬的地理位置，在进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19世纪以后，朝鲜半岛就成为了大国角逐的竞技场。
 
对于垂暮的大清帝国来说，朝鲜是一个属国。
 
“中央帝国”的传统决定了大清没有也不会在朝鲜半岛寻找什么经济利益，大清需要的是“拥有属国”这件事本身给大清带来的尊严和满足。
 

 
▲公元1874年清朝地图
 
对于被困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着出海口的俄国来说，拥有朝鲜则意味着能够拥有不冻港。
 
而对于刚刚明白了统治着这个世界的是丛林准则，完成了明治维新，急着要在这个丛林准则下得到一席存活之地的日本来说呢？朝鲜是通往大陆的必经之路。
 
朝日矛盾：从经济到政治
 
一般都把甲午战争认为是中日最早的直接对抗，其实不是那样，中日的直接对抗，要比甲午早得多，但是舞台却也是在朝鲜半岛。
 
朝鲜自古以来就和日本交流密切，日本的对马藩，也是锁国年代的朝鲜除了宗主国大清之外，唯一与之有贸易往来的外国。
 
朝鲜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铜器、陶器、明矾、红绢、砂糖、棉花等，日本从朝鲜进口的主要是虎皮、熊皮、豹皮、狗皮等皮货和人参、鱼翅及熊胆、牡丹皮、黄芪等中药材。
 
1876年，全年日朝贸易总额是30万日元，换算成现在的价格，大约在3000万美元左右。
 

 
▲1880年代的朝鲜集市
 
日本明治政府在成立以后，向朝鲜发出了新政府成立的通知，同时提出了通商贸易的要求，但被当时执掌朝鲜大权的大院君拒绝。
 
理由是明治政府的国书和江户幕府的国书格式相异，而且明治国书中的“天皇、天朝”等遣词用字，属于“僭越”——“皇”和“天朝”只能宗主国的大清才能使用。
 
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理由，上面这些僭越文字在幕府政权的国书中也都用过。
 
真正的理由，一是还处于锁国状态之中的朝鲜，并不想把贸易活动扩大到对马藩之外；二是朝鲜对新成立的明治政权，抱有本能的怀疑。
 
朝鲜始终没有忘记，1592年到1598年之间，丰臣秀吉的侵略，给朝鲜半岛带来的巨大灾难，而以后的江户幕府在250多年间，没有向外进行过侵略扩张，而现在这个和平的江户幕府被推翻了。
 
朝鲜怀疑推翻了幕府的明治政权是很正常的，更加不幸的是，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朝鲜朝廷的怀疑是正确的。
 
国书被拒绝在日本引起了一次征韩论的大争吵，虽然主张征韩的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急先锋在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对下下野，征韩没有成为现实，但这次争吵，后来居然发展成了一场叫做“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内战，可见朝鲜半岛对日本的诱惑力了。
 
江华岛事件
 
1875年9月发生的“江华岛事件”，是东北亚现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江华岛位于朝鲜半岛汉江出海口，是朝鲜半岛第五大岛。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这一百五十年来一直就是紧张的焦点。
 
1866年因为大院君禁止天主教在朝鲜传教，法国出动800多兵力进攻江华岛，在付出了40人以上的伤亡以后，不得不悻悻退走，这就是所谓“丙寅洋扰”。
 
1871年，以“科罗拉多号”为首的五艘美国军舰为了四年前美国武装商船“谢尔曼将军号”（ General Sherman）被击沉事件进攻江华岛，在占领了一个月以后主动撤兵。这是所谓“辛未洋扰”事件。
 
朝鲜这么一个落后小国，居然能够两次击败西洋列强，其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无论法国还是美国，并没有真正准备入侵朝鲜半岛，因为在朝鲜半岛的前面，有着更加美味可口的中国大陆和市场。
 
然而日本就不同了。
 
19世纪的朝鲜半岛，经济价值确实不大，但就像那份真伪不明的《田中奏折》所说的：“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日本要想前往可口的中国大陆，就必须先通过不那么可口的朝鲜。
 
朝鲜，是日本走向世界的第一块跳板。
 
1875年9月20日，日本军舰“云扬号”途经江华岛，舰上的小艇为要求饮用水补给，靠近江华岛，受到江华岛上的朝鲜炮台炮击。小艇立即归舰，“云扬号”上的舰炮对江华岛炮台进行了报复性还击，舰上的陆战队也登陆，放火烧掉了朝鲜军三座炮台，这就是所谓“江华岛事件”。
 

 
▲朝鲜地方官集体出迎日本大使，两国在岛内这座庙堂，签署了《江华条约》
 
事件以后，日本立即派出了代表团乘着军舰到朝鲜兴师问罪，经过大兵压境的谈判，日本和朝鲜在1876 年2 月26 日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通称《江华岛条约》。
 
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整个现代东北亚史的起点。
 
根据条约，日本在朝鲜得到了类似于“租界”似的居留地，日本产品在朝鲜享受了免征关税的待遇。
 
《江华岛条约》的关键在于其第一款：“朝鲜国自主之邦, 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
 
这个条款不能按照现在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准则来解释。当时朝鲜是大清的属国，日本在打朝鲜主意时，不能不顾忌和大清的关系。
 
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完成和大清进行战争的准备，它只能想法子在大清和朝鲜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做好“朝鲜独立”的法理准备，以迎接和大清的最后直接摊牌。
 
“承包商”李鸿章应对失误
 
大清知道这件事。但大清，或者说李鸿章，并不愿意过多地插手。李鸿章只求自保，不想多事。既想当宗主国，又不想看到日朝之间爆发战争。
 
他主张“当由朝鲜自行主持”，实际上是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李鸿章的思想，是数千年来中央帝国的只求示威严于夷狄即可的传统思想。
 
李鸿章虽然认识到了已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大清面对着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但是并没有必要时要用战斗甚至是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思想准备，特别是对日本这个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葺尔小国”的岛国。
 
这也不能完全怪李鸿章消极自私或妄自尊大，这是由大清的体制引出来的必然结果。
 

 
▲李鸿章
 
大清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已经面临着被时代淘汰的命运。
 
用武力征服了明朝的满人在进关之后，多年悠闲舒适，已经没有当年的努力精神，在治国上到了大清末期，已经完全依赖于汉人的所谓“能吏”，李鸿章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官僚制度和现代社会的官僚制度或者公务员制度不同。
 
打个现代社会的比方，李鸿章仅仅是个“承包商”，他“承包”的是朝廷或者说是西太后的安全，这个“承包商”的工程设备就是那支北洋新军和北洋水师。
 
所以在任何时候，李鸿章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他作为“承包商”的地位的是否稳固，当然这个稳固取决于它的“客户公司”——大清朝廷不会破产、支付能力。
 
对李鸿章来说，他本人经营的“承包公司”不会破产更加重要。
 
李鸿章所作的一切，都不是在为了那个朝廷，更不用说是那个还不存在的国家，而是在为他的“公司”打算。
 
而大清上下，则因为李鸿章已经承担了防卫的责任，出事了只需追究李鸿章及其手下的责任即可，至于这个国家到底会怎么样，或者说爱新觉罗家族的损失，是不会有人去关心的。
 
如果大清还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话，不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搞一个彻底的改革是不行的。
 
日本为什么要签“江华岛条约”
 
虽然在国力上还很落后，但在政治上，当时的日本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了。现代意义国家，标志就是国家把经济建设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到1892年，日本对大清的出口额达到了1965万日元，占日本全部出口总额的21.5%，比1884年增长了三倍。
 
而从中国的进口，光棉花一项，1887年开始的五年内，从82万日元增加7.5倍，达600万日元。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清日之间贸易，还几乎全部掌握在大清商人手中，日本商人仅仅是三井物产在上海和天津开设了两家支店而已。
 
和所有国家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纺织业就是产业资本的代名词。
 
日本从1887年开始的五年中，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扩大了五倍，生产量增长了九倍，纺织品的生产效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当时的日本拥有最新式的设备和最低廉的人工。比如一捆20支棉纱在印度的制造成本是17.76日元，而日本只需要11.03日元！
 

 
▲早期三井物产株式会社
 
但是1894年，上海的市场价格却是印度产棉纱94.54日元/捆，日本产棉纱是97.2日元/捆，日本产棉纱没有竞争力。
 
这是因为日本产棉纱要加上4.01日元的棉花原料运费，被日本海关课去的棉花进口税和棉纱出口税，总共4.90日元。即使日本减免进出口关税，日本产品也无法与印度产品竞争。
 
日本产业资本希望在上海直接设立棉纱厂和纺织厂，但被清朝拒绝。三井物产只好迂回通过和英国怡和洋行一起出资在上海办厂。
 
形势就是这样，日本产业资本的发展急切地需要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广袤的中国大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要进入中国大陆，一定要征服隔在中日两国之间而又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这就是日本人制造“江华岛事件”和强迫朝鲜朝廷签订“江华岛条约”的经济社会动力。
 
江华岛条约攫取的好处
 
江华岛条约签订后，日本产品大举进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上流通的中日产品的比率，在1882年是87比13，十年后的1892年，这个比例变化到了55比45。
 
从1876年“江华岛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开始，日本在朝鲜半岛开始建立“特别居留地”。
 
这些居留地内的土地只准日本人租借，行政权力由日本政府代表掌握，适用日本法律，警察权也由日本人掌握，几乎就是日本领土的延长。
 
朝鲜主权的被侵犯，尤在中国的“租界”之上。
 

 
进入这种“特别居留区”的，是以三菱会社和大仓组为首的大小财阀，他们利用免交关税的特权，进口英国毛织物，火柴，套取朝鲜通货进行投机，给朝鲜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日本商人在朝鲜半岛囤积粮食，并将其运回日本国内以解决食粮不足问题，使得朝鲜半岛的米麦价格上涨两到三倍，在不少地方造成饥荒。
 
反日情绪诱发兵变
 
这很自然地刺激了朝鲜民众的反日感情。
 
朝鲜国王高宗李載晃的生父，正被外戚闵氏夺取了权力的大院君李昰应，利用这种形势，交通儒生，又联络了被日本式军队夺取了地位的旧式军队，于1882年7月23日发动政变，赶走了闵妃，重掌了政权。
 
政变军队杀了堀本礼造少尉等7名日本军事教官，并且进攻汉城的日本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往现在叫做仁川的济物浦，由英国军舰救走。
 
是为“壬午兵变”。
 
但是朝鲜的那个大院君，其实是个只会惹事生非的政治文盲，他发动了政变，以为逼着儿子交出了政权，就大功告成了，完全没有想过日本和大清会作出怎样的反应，甚至连儿子高宗的妃子閔玆暎闵妃会怎么做，也没去想。
 

 
▲闵妃
 
明成王后闵妃现在在朝鲜半岛受到极高的崇敬，但实际上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并不是闵妃富有政治才能，而是她的丈夫高宗实在是过于沉溺酒色，醉生梦死罢了。
 
这次政变的直接导火线，就是朝廷拥兵不养兵，实在混不过去了，就用些掺了沙子的稻谷来敷衍而生出的兵变。
 
但闵妃拥有良好的政治嗅觉，在兵变之前，就逃到袁世凯的兵营请求保护。
 
李鸿章补救危局
 
日本政府反应非常迅速，7月30日向朝鲜派遣了步兵第11联队的一个大队和海军陆战队共两千人的大军，以及用四艘军舰护送花房公使回来。
 
8月1日，又下令动员东京和熊本的两个镇台，在熊本编成混成旅团准备随时增援。
 
李鸿章也派了吴长庆带领三千人在三艘军舰的护卫下到了汉城，和日军对峙上了。
 
长期以来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但不同于现在国际政治学上的殖民地，而是一种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一般不会被宗主国干涉内政的自治国。
 
李鸿章已经意识到这种方式的缺陷，想改成更加参与的半直接统治。为了大清能够在今后继续维持朝鲜，就必须在半岛常驻军队，扩大海军实力和掌握朝鲜的军事外交权力。
 
这次派兵基本上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这一下让花房公使措手不及。当时日本政府有点顾忌列强干涉，决定先和朝鲜朝廷谈判，谈判破裂以后再做考虑。
 

 
▲兴宣大院君
 
可是谈判没有对手，吴长庆按李鸿章的意思，把大院君装上军舰送到天津关了禁闭，这一关就是三年，连他儿子朝鲜国王高宗亲自求情也没用。
 
闵氏家族重掌朝政，朝鲜看起来还是控制在大清手里。
 
有关善后的谈判，在济物浦（现在的仁川）进行，因为朝鲜大势已被大清掌握，所以大清没有派人参加谈判。
 
日本提出的割让对马海峡的战略要地巨济岛和海参崴对面的忧陵岛的要求没有实现，朝鲜付出了55万日元的赔偿金而且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承认了日军在汉城的驻兵权。
 
为了与之抗衡，李鸿章把常驻朝鲜的兵力增加到了三千人，以压制护卫日本公使馆的一千名日本陆军。1882年，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再次确认朝鲜是大清属国。
 
并派马建忠和德国顾问穆麟德赴朝掌握通商、外交和关税，提供武器以将朝鲜军队改编为大清式的新军。
 
反制大清，日本策动政变
 
但是这些做法既不彻底也为时已晚。
 
日本人从这次壬午兵变得到的教训是，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无法绕过朝鲜的宗主国大清。
 
任何对朝鲜的非分之想，只有在下定和大清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决心以后，才能实现。然而在壬午兵变的当时，他们自忖还没有这个能力，还没有下定决心。
 
但是这个能力对比会发生变化。壬午兵变的第二年1883年，法国出兵中国的另一个属国越南，并且同时攻击了云南。法国海军还攻击了福建、台湾、浙江，控制了台湾海峡，占领了澎湖。
 
日本人把这场清法战争看成天降良机，决定在朝鲜策动政变。
 
参议伊藤博文指挥《汉城旬报》主笔井上角五郎和朝鲜独立党的金玉均、朴泳孝联系，具体策划政变计划，并通过驻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把朝鲜在壬午兵变后付出的55万日元赔偿金中的40万元，交还给主张朝鲜独立的独立党人作为政变资金。
 

 
▲朝鲜开化党首脑，左起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金玉均。右图为着朝鲜官服的金玉均
 
1884年12月4日晚上，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独立党人发动政变。是为“甲申政变”。
 
那天，朝鲜国王高宗李載晃在王宫举行宴会，庆祝汉城邮政局成立，韩国朝野名士，外国公使武官群集一堂。
 
来客中突然出现了20来个刺客，在金玉均“请安静，请安静”的命令声中，将国王的亲信重臣一一杀死。
 
这时，200余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突然开进王宫。
 
在场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站起来大声宣布：“为了防止不测事件，应朝鲜国王的要求，日本派兵保护朝鲜国王的人身安全”，再来个“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次事件是因为独立党和事大党的矛盾激化而起，日本和这次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日本军队仅仅是应国王的要求而进入王宫”。
 
政变以后，立即成立了以国王的亲戚李载元为首相，朴泳孝为副首相，金玉钧为大藏大臣的新内阁，新内阁立即就宣布朝鲜独立。
 
李鸿章袁世凯抓狂
 
甲申政变说是“三日天下”，实际上还没有一个晚上——到半夜里李载晃就瞅空溜出去找袁世凯去了。
 
正当竹添公使发现了没了正主的时候，袁世凯在下令：“全体出动，进攻王宫，把日本人赶出去”。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清虽已频临死亡，或者说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但在外表上还很可观。
 
如果说大清君臣全在混吃等死也不公平，他们也还是想整治好大清的。特别在应付这次政变时，一来是袁世凯能干，二来大清也没有退路。
 
清法战争，虽然有镇南关大捷这样的胜利，但整个战争是大清大败。
 
中国失去了越南，属国就只剩下一个朝鲜了。现在来打朝鲜主意的，居然是一直也有点属国嫌疑的日本，如何不叫大清和李鸿章袁世凯们抓狂？
 

 
▲袁世凯
 
所以这次袁世凯亲自带领500精兵攻打王宫，同时清军还进攻了日本公使馆，把个公使馆给烧了。
 
“甲申政变”完全失败。金玉钧随竹添公使从济物浦一起逃往日本。
 
日本内阁外务卿、内政卿、陆军卿、海军卿和伊藤博文参议组成的联席会议，紧急协商的结果，是由外务卿井上馨作为全权大使，带领两千军队来朝鲜兴师问罪。
 
日本从谈判桌上获益
 
日本政府的方针依然是：“谈判的对手是朝鲜而不是大清”。
 
原因之一，是除了袁世凯原来就有驻朝鲜的三千人马，事发以后又得到了吴大征带来的陆海军五千增援，而日本人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原因之二，是日本政府从《江华岛条约》以后，就一直在制造“朝鲜是独立国家”这样一个既成事实。
 
日朝双方在“日本为什么出兵王宫”这件事上扯皮一个星期后，以朝鲜方面部分屈服的形式，签订了《汉城条约》，内容是向日本支付赔款，朝鲜方面承担日本公使馆被焚的责任，出钱重修日本领事馆。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于1885年2月24日赴天津和李鸿章谈判善后。经过13天六次谈判，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
 
条约承认了日本拥有了出兵朝鲜的权力。当时李鸿章的想法，是日本出兵汉城需要三天，而清军到汉城只需一天半。所以即使日军出兵朝鲜，清军也能占先机。
 
但是占了先机以后怎么办，李鸿章好像没有考虑过。李鸿章的考虑是：大清是亚洲第一大国，维新只有30年不到的小国日本，不可能有和大国大清开战的想法。
 
没有摸透日本战略意图
 
签订条约一年之后的1886年8月，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两艘主力巡洋舰为首的四艘军舰在黄海演习完毕以后开到长崎去修理，带队的是丁汝昌。
 
修理军舰没有必要去日本，其实有个七八成炫耀武力的成分在里面。
 
但那次的长崎寄港闹出了一个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清国长崎水兵事件”：北洋水师士兵因为嫖妓和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死10人，伤70余人，结果是日本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1891年7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包括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镇远号”在内的七艘军舰再次访日，从下关进日本经濑户内海绕纪伊半岛到东京然后原路返回，再次对日本进行示威。
 
但是出乎李鸿章的意料，“蕞尔小国”的日本从甲申政变之后一直是在胸有成竹地制造机会和大清开战，这次的炫耀武力，反而埋下了四年之后大东沟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技术祸根。
 
日本海军、陆军以及政府的土木部门三方同时分别在横滨和长崎两地对北洋舰只所有的注目点高度进行了测量，得到了最可靠的数据。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1895年3月20日开始，李鸿章在下关的春帆楼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和谈。谈判双方和十年前的天津谈判时完全一样，但是立场完全反转了过来。
 
4月17日《马关条约》成立，开始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那段最黑暗时期的由来很复杂，有由来不明的自信、盲目的傲慢以及顽固的不思进取等等，但是开始的舞台是在朝鲜半岛。
 
顺便说一句，中国演出再次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的舞台也还是朝鲜。那已经是在甲午战争的五十多年之后了。
 

 
俞天任
 
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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