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特朗普表面上看似"不靠谱的"对外政策频谱，实际上是利用了美国"自我中心、权力政治、功利实用"的"三原色"绘制而成的非常个性化的政策谱系。当前，美国政府已经把"大国战略竞争"视为对自己的"首要威胁"，因而把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两党在与中国脱钩、搞垮中国问题上已经形成共识，试图全面遏制中国;具有浓厚商人特色的特朗普只是以非建制派风格在执行极不友好的对华战略。面对美国日益强硬的对华政策和来自美国日益增大的战略压力，中国应当充分做好长期与美国博弈、斗争的思想准备，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又要在能力与目标相协调、匹配的原则基础上构建"五位一体"的应对战略体系，努力破解美国对华战略企图，实现体系化的战略应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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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特朗普 政策频谱 中国 战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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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志军，陆军指挥学院战略战役系战略教研室教授，博士，南京，210045;姚君，陆军指挥学院研究生队，硕士研究生，南京，210045;段景源，陆军指挥学院战略战役系战略教研室讲师，博士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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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行将结束，但其能否连任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其中，苦于其"不靠谱"内政外交而期待"换马"者大有人在。但退一万步说，白宫易主就能使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改弦更张吗?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内美国选情民调显示其连任概率不低，继续主政白宫并非遥不可及。本文借用光学频谱概念来透析特朗普光怪陆离的对外政策谱系并研判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雨绸缪的战略应对建议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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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朗普对外政策谱系的构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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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入主白宫伊始，就对前任奥巴马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近乎颠覆性的清算。国际社会同时也充分领教了特朗普对外政策和举措的"厉害"，可以说是不胜其烦、不堪其苦，特朗普"不靠谱"或"特不靠谱"因而成为国际流行热词。实际上，特朗普的对外政策频谱是基于"自我中心、权力政治、功利实用"这三原色绘制而成的，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可以充分展示这一点，只不过他是以极具个性化风格和更加赤裸裸的方式来绘制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对外政策谱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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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美国衰退归结于全球化和外部竞争，奉行单边保护主义政策，推行"逆全球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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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是在美国国力出现衰退迹象，特别是经济低迷、失业率攀升、生活水平下降的大背景下入主白宫的。但是，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全球化，认为"全球主义毁坏了美国工人阶级，创造了亚洲中产阶级，…陷美国于贫困"，全球化使亚太变得富强，使美国丧失繁荣、地位、威望，不再拥有吸引力。开放不仅增加了美国经济负担，而且还给对手创造了伤害美国的机会。他进而提出美国政府的职责就是服务本国人民，反对抽象的全球福利主张，鼓励所谓的"负责任民族主义"，宣布要结束美国"向非法操纵的全球主义国家出卖主权"，要不惜为保护本国就业而牺牲全球化收益，强调"只有采取19世纪曾使西方发展起来的保护主义才能使美国产生伟大繁荣和力量"，才能恢复无可匹敌的国际地位。为此，他极力主张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限制难民流入;修改移民标准，限制低素质移民入境;提升留学美国门槛，限制"敌意"国家人员赴美学习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对被认为伤害美国利益的国家(包括其盟友、伙伴)实施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强制命令美国海外企业回归本土。一言以蔽之，特朗普就是公开推动"逆全球化"趋势，公开反对全球化进程，并公开实施单边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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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于"美国优先"原则，通过退群、废约等方式调整与其盟友、伙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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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优先"不仅是特朗普竞选的主打口号，也是其施政的重要指导思想，公开宣示一切对外政策必须服务于美国利益，凡是被认为不利于美国的组织机构、协议与条约，美国就必须退出、修改或者直接放弃。因此，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之后，他又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同时拒绝交纳联合国等相关机构的会费;另一方面还退出了《巴黎协定》和《全球移民协议》。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不顾盟国和其他当事国的反对，毅然决然地退出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全面协议》;以俄罗斯破坏协议、美国军事能力受到挑战为借口，退出了美苏于1987年签订的《中导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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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没有停留于退群、废约上，他同时还重新规范了美国与盟友、伙伴的利益关系。他承认虽然盟友、伙伴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但必须以不损害美国利益、对美国有价值为前提，必要时会对盟友和伙伴实施经贸制裁。因此，他要求其盟友和伙伴作出更大的安全贡献，要替美国分担更多的防务份额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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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将"亚太再平衡"战略打包升级后推出"印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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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虽然对前任奥巴马的政策几乎进行了颠覆性清算，但继承并发展了亚太战略，不仅把"亚太再平衡"战略打包升级，在地理范围上进一步扩大，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内涵更加丰富的"印太战略"。特朗普政府认为印太是人口最多、最具活力的地区，同时也是地缘政治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因而关系到美国繁荣与安全的关键地区。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得到了美国朝野的一致认可，以至于美国的行政、立法、军事部门和社会各界合力在印太国家推介、兜售该战略。其表现是，美军在亚太总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印太总部;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分别发布了《2019年度印太战略报告》和《自由开放的印太报告》;美国明显加大了对印太国家的军援与经援力度。此外，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还把军事安全计划(MIS)扩大到了南亚、东南亚诸国以及印度洋地区，并把建设周期延展到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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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新定位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矛头直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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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复兴、崛起的大国作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安全威胁"。虽然美国把俄罗斯放在第一位，但认为中国是"最大的潜在威胁"。早在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鹰派就已开始重新评估美国的对华战略，认为之前美国做出的"中国会和平崛起"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会利用经济力量获取军事、外交和技术等国际权力资源，进而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改变地区和全球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一是中国的"亚洲安全观"就是要把美国从亚洲挤走，把南海变成中国的"加勒比海";二是"一带一路"倡议是要"从中亚到欧洲，从太平洋到地中海和大西洋建立起中国的主宰地位";三是"'中国梦'是中国要建立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无可匹敌的唯一超级大国"。在此背景下，美国军方有人断言"中美关系不紧张军人就不会工作";商界认为"在市场上互为敌手的国家不可能在会议桌上长期做朋友";有人甚至说"中国复兴失败会继续挑战美国，复兴成功将取代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因此美国鹰派战略家看来，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因为对美国有利的"时间窗口"在未来15-20年后将会关闭。特朗普上台后几乎全盘接受了上述观点，因而采取了与中国脱钩、全球性围堵、全方位打压等对华政策措施，导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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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朗普对外政策谱系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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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特朗普近四年来的对外政策谱系，美国对外政策充分体现了特朗普个人的特色与美国政治本质属性合一的特征。具体而言，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具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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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极富领导人个性特征，但绝非任性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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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国家的内政外交都会打上最高领导者的烙印，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不例外。众所周知，特朗普"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既无从政经历，也无建制派背景，因而不能用常规思维来评判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和能力。他早年求学于西点军校，后来把兵法运用于商战，凭借其善于捕捉商机的敏感性在商战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而建立起了实力雄厚的"特朗普帝国"。商业上的成功使其养成了"唯我独尊、特立独行、狡黠唯利"的特性与风格。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参与"摔角(WWE)""综合角斗冠军赛(UFC)"等以国家竞争为背景的游戏活动，因而通晓国家战略博弈之道。他深知要实现个人政治追求，必须适应美国选举政治特点。此外，他还非常了解民众的心理和需求，熟悉美国"狗哨政治"(dog
 whistle 
politics)，擅于运用"推特"等现代社交媒体平台来迎合美国大众的口味。因此，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实际上是他在把商战中积累的经验、游戏中习得的战略战术用于国家治理和对外博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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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赤裸裸地强调"美国利益至上"，突出权力政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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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早就说过，美国的行动原则首先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向任何人表示"善意"。也有人指出过，美国历来认为国家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其行为动机是自私的，始终都是在"为生存和经济权力而战";而"所谓爱好'进步'实际上是嗜好权力"的另一种表现而已。特朗普显然是基于权力政治，通过简约的我/他二元结构来建立"他者"，企图"在后冷战秩序中重新描绘帝国主义的地形图"，明确表示当今时代仍然是"权力竞争为中心"，因而奉行基于结果的现实主义，旨在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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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就是趁着欧洲列强争夺霸权、无暇他顾之机，通过巧取豪夺邻国的领土和资源才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的。从挑起美西战争，夺取菲律宾、夏威夷等地，到摧毁英国海上霸权以及罗斯福总统对二战后秩序的安排，再到集中精力与苏联冷战，美国"从未放弃对权力关系的重要性的坚持"。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打压也从未间断。特朗普上台后加大了遏制中国的力度，其行为与美国历来将第二大国视为其主要对手的做法完全一致，只不过是公然撕下了伪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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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继续发扬美国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对外政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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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四年来，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常常被国际社会批评为自私自利和背信弃义，当国内出现问题时总是通过外交上的"甩锅"策略来摆脱困境，但其本人与执政团队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始终认为"战略与政治一样，从来不是纯洁的"，无所谓"信"与"义"。美国外交实际上走的是一条"自高自大的西方小市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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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美国人而言，当"无力主导国际事务时，他们就倾向于成为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当他们行有余力时，便摇身一变成为'国际主义者'"。例如，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美国一直"坚持规避欧洲的政治军事斗争，同时得益于一种巨大的双行经济关系。"再例如，特朗普上台后视联合国为"负担"，认为联合国是为别国搭建的所谓的反美平台，因而拖欠联合国会费。总之，特朗普是用行动在诠释他领导下的美国是为"安全与经济增长而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当联盟不能造福其中一方时，分裂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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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过拼经济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彰显了政治服务资本的政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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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指出，"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⑦特朗普深知经济是个人统治、美国霸权的基础，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唯有强经济、保就业、增收入，维护华尔街利益，才能保住其总统宝座和美国霸权。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振兴美国经济、增强经济竞争力、恢复人们对美国经济模式保持信心的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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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美国经济政策中引起广泛争议、饱受批评的东西主要是特朗普实施了贸易战、强令美国海外企业回归，这些举措被认为损人不利己，搞乱了世界贸易秩序，不利于美国维护自身的世界霸主地位。但特朗普认为实施贸易战是为了应对所谓不公正竞争、不公平贸易、非关税壁垒、强制技术转让，是要把美国过去吃的"亏"找回来，借此振兴美国经济。其实，美国过去以类似借口报复或制裁别国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例如，美国曾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也曾长期把"人权"问题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挂钩。现在的特朗普只不过是打击面更广、力度更大、时间更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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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通过提升印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来维护美国的安全与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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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历来重视亚太地区。尽管其经略世界的出发点在美洲大陆，但其世界霸权的源头一定意义上是在亚太。二战后，美国在欧洲进行冷战的同时，却在亚洲从事热战，亚太因而成为了美国炫耀武力和维护霸权的主要场地之一。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亚太的崛起与繁荣，美国越来越重视该地区的战略价值。奥巴马自称为"太平洋总统"，因而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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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主政后，美国更加重视亚太并进一步拓展到印太。预计"到2030 
年，亚洲变得更加富裕，不仅有更多的人口和更强的购买力，更有比欧洲、北美合起来还要多的防务支出。"因此，全球权力重心将不可避免地转向印太，届时，美国的国运必将与印太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通过实施"印太战略"来阻碍中国发展、强大，从而消除中国和平发展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因为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将自己的"东亚国家身份转向亚洲中心国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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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特朗普对外政策谱系对美国自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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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特朗普的对外政策确实收到了一定的短期效果，这也是其连任支持度较高的原因所在。但是，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对美国自身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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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国可能进一步陷入"失道寡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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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因为开放、利他而成就其伟大。私利至上者不会成为真正的大国，私利主导下的人类文明也不会进步。凡大国均应恪守不牺牲别国利益而谋自身发展的底线，并且要以自己发展并能造福别国人民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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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曾因"开放"而汇聚各类资源最后成就了其自身的强盛;曾因鼓噪"民主"宪政、"自由平等"法制、"民族自决"原则而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一定的"声誉"。成长之初的美国知道单纯"以权力欲望和权力斗争为基石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制度，被证明是软弱无力和自我毁灭的"选择。当前，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和自私行动表明美国已经忘记了"'克制自己才是人类的第一课题'。…必须克制贪欲和自满"，在"意志坚定的同时不任性妄为，在公平正直的同时不自以为是"，应该把"权力欲望保持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界限内"。对此，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曾警示美国∶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道德水准的堕落"所导致的结果。现必须承认，特朗普"轻蔑国内民主、伤害国外民主，急剧动摇了美国信誉，成为最利欲熏心的领导人"。美国将由此进一步陷入"失道寡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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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美国可能因此而削弱创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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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国家强盛的源泉和动力，美国历来视创新为其优势。例如，最早一批乘坐"五月花"号来到新大陆的开拓者们，建立起了不同于"老欧洲"的新世界，国体、政体以及其他体制机制不断推陈出新。美国熔炉铸造出了富有竞争力的制度道路、生活方式，因而不断发展壮大，最后走向了世界权力政治的巅峰。正因其强大，美国开始迷信"美国政治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信条适用于每个人"这一神话，并强迫世界各国加以接受，从而忘记了早期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发出的"不应当把它自己的政府原则强加给人类的其他部分""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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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之美国拒不接受也不愿正视世界各国为谋求自身发展、应对全球挑战所创新的成果，反而视之为"威胁"，欲去之而后快。这势必使得美国逐步丧失创新的活力与动力。哈佛大学教授普鸣(Michael
 Puett就此警告说，"美国人的世界观以及对全球秩序的理解若继续那么狭隘，那只是作茧自缚，会有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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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美国可能因此而丧失战略战术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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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时度势，实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国家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路径。历史上，美国曾经谨慎地坚持着能力与目标相协调的原则，通过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动态进行战略布局以及适时实施攻防策略等做法，逐步从弱小走向强盛，并保持了长期战略战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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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观当下的美国，其驾驭全局的战略指导能力、灵活的战术运用能力均在不断下降，特朗普上台后尤其如此。一是美国政府对形势产生了误判。错误的判断必然损害自身的利益。全球化使得各国既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又为相互伤害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此背景下，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都需要"向外界进行求助，或者说与外界进行配合、协调甚至妥协"。美国为私利而企图"去全球化"无疑是逆势而动，须知"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二是美国的战略思维出现了错误。"物竞天择"是一条自然规律，要让鹿群强壮的最好方法就是让狼群与其同住在一个草原上。美国本应通过自我革新的方式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却怨天尤人，企图通过阻碍别国发展来维持自身的优势，显然背离了战胜挑战者的竞争思维。三是美国的战略目标出现了定位错误。历史表明，一国的国际地位如果不是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就不会长久地维持下去。大国的"真正政治权威应该是来自所有人类，…维护全人类的利益"。美国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把本国的目标等同于世界各国的目标，妄图垄断一切、主导一切，显然难以实现。四是美国在对手选择上也出现了错误。美国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却对中国与外国强权斗争的历史并不熟悉。西方早有人警示，中国不可能被武力所征服。五是美国使用的竞争方式出现了错误。大国竞争方略离不开迂回和妥协，无节制的直接对抗不仅会对本国有限的资源和精力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且还会导致自身元气大伤的结局，且有他人渔翁得利之虞。显然，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使用错误的战略战术与错误的对手进行错误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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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美国可能因此而导致软硬国力同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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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国力是维持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物质基础。但要长期维持大国地位和硬国力的可持续增强，则要以强大的国际公信力为支撑。众所周知，美国的硬国力在19世纪末就领先于西方列强，但其真正的大国地位是在二战后才获得的。今日美国的硬实力指标虽然纵向比较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但横向比较则明显相对下降。特朗普提出重振美国的硬实力无可厚非，但如果以自残公信力的方式来谋求强大，非但无助于强大，反而会损害美国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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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国际公信力而言，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政策上反复无常，其对台湾政策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还极大地损害了中美互信的基础，并对中美关系、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带来了极大风险。另一方面，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既破坏了美俄之间的战略互信，也破坏了全球战略稳定。凡此种种，导致美国国际信誉等级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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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美国可能因此而严重破坏国际关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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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曾被誉为"自由沃土"和"民主天堂"，起初也坚持关注"自身事务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国家关注它们的自身事务"，但后来渐渐地"放弃了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可以共存的传统，而习惯于将他国社会体系转变为与我们相同的体系"，从而开始专制地对待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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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世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绝没有不加以区别就应用的规章，也绝没有可以同时用于所有事物的同一方法"。尽管美国"坚持认为自由民主是所有成功国家应该遵循的唯一政府体制"，但世界各国有权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现在，特朗普政府煽动所谓制度对立，用一种地方性制度模式对抗另一种地方性制度模式，其打的这个西式民主牌"无非是掩盖着围绕国家利益和野心而斗争的一个假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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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国需要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采取体系化战略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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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上的"不靠谱"表现以及美国人的"群体性离谱"现象，是美国霸权行为的必然表现，意味着未来无论谁入主白宫，都会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压，这个大方向不会改变。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进行体系化战略应对。本文以"强基、固本、自强、久兴"为理念，通过借鉴大国兴衰经验教训，提出了"五位一体"的体系化战略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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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靠信仰汇聚必胜力量，依靠信念增强必胜信心信仰决定人们前进的方向，能够产生移山填海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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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信仰的社会很难欣欣向荣地发展，甚至无法生存。信念则是"通过解释周围发生的各种事件激励或安慰个人"，其所产生的"战略影响是根本和巨大的，比'现实政治'更让人信任"。中国要平衡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首先就需要从信仰上塑造人类发展的方向，从信念上坚定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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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应当坚持的政略与战略，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利益一体化的必然逻辑要求。如果中国不能正确协调自身与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不能与各国构建共同价值信仰，非但不会实现中国目标，还会招致别国嫉妒和恐惧，因而中国"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即中国必须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仰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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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坚持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社会问题的本质性、规律性揭示，不仅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解释具有长久生命力"，而且还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思路与答案。即令西方"最严词批评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也接受了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基本态度"以及"马克思对经济和历史的思维方式"。从制度政权看，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可归入有效能的国家的范畴"。加强国家权威是大势，例如，欧美国家的发展史就是"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的过程;◎自由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管理或引导，"根本不可能有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市场"，且"与大规模企业的发展相伴而生的"。⑧如果社会失去权威，将陷入无政府状态，从而无法抑制个人、利益集团或区域性的欲望，因为"政治自由做得太过，就可能危害个人的财产和生命"。从当今国际实践看，各国都在强化中央权力。美国出于维护军事霸权需要，早就在事实上放弃了所谓"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而成为高度集权的国家。美国学者坦言，""一党制有巨大优势，能够克服21世纪推动社会进步需要关键决策时的政治上困难"。特朗普总统也私下多次表达了对集权的羡慕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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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坚定文化自信。国家自信归根到底是文化自信。文化与道德被普遍认为是"比单纯的强力更值得赞美和更有力的手段"。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不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基础之上"，它"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显示出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社会治理"不依赖单一种类的权力，而是发展成为生态系统，就像充满生命力的花园和森林一样"。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认为中国是思想资源雄厚的大国，文化具有持久性。儒家道德"可以填补制度约束所不能覆盖的领域"，世界应该"从中国思想了解国家应如何协调公共与私人利益，如何处理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等，…适应新的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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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坚定斗争必胜信念。毛泽东说过，"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一方面，要坚持底线思维，准备斗争。既然美国用权力思维、丛林法则来看待世界，固守"只要人类和政体的斗争继续存在，历史就会继续'用血书写它的文字'"，不相信智慧和理智能够主导人类事务，认为世界"学会彼此和平相处，是一种十分幼稚的想法"，⑧中美斗争就是长期而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我们要坚定斗争必胜信念。中国虽然自近代以来长期遭受西方列强欺凌，但"西方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内部的疲劳、腐败、享乐主义和丧失经济和军事上的创造性"所致。从历史上看，美国控制、打压中国的企图从未得逞。新世纪以来，美国虽然加大了对华围堵和遏制力度，但中国还是从世界的边缘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美军确实有优势，但组织动员能力不如中国，中国现有的军事实力足以使"战争不会完全按照美国战争计划者设计的路径。其无法控制一场其军事上不占主导的冲突"。美国对朝鲜尚且不敢轻举妄动，遑论对中国轻启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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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完善战略体制机制，提升国家战略规划、决策、管理效能一个国家安全和军事的体制、决策和适应能力以及运行机制对于赢得战略竞争优势具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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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强化国家安全战略规划、决策和管理体制。凡是有竞争力的大国都应拥有集权威性、有效性、灵活性于一体的战略统筹决策机构。以史为鉴，我们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提升国安委统揽安全与发展全局的权威与效能，吸纳更多的职能部门参与其中，确保决策层掌握全要素信息、智慧和资源，科学谋划决策，实施高效、敏捷和艺术化的指挥，努力掌控中美竞争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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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铲除"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首先，有效开展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必须加强政治建设，促进社会团结，严防战略谋划决策被私利所驱使、被诡计所笼罩。其次，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军"一盘棋"思想，进一步解决部门分工不合理、体制臃肿、指挥系统重叠等问题;最后，构建有效防止狭隘局部利益和权力斗争影响战略缔造、执行、评估的制度机制，防止决策临时凑合，执行决策时消极应付、扯皮推诿、相互掣肘等不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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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优化选人用人体制机制，把正确的人放到正确岗位。战略决策是集体作业，战略领导关键是"将人"，因此，团队成员素质能力至关重要。要优化选人用人制度机制，选贤任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首先，以战略素质强、有大局观为选人标准，构建集思广益、尊重科学、服从真理的谋划决策环境与机制。其次，基于多样化理念组建团队。团队中既要有志趣相同者，也要有思维迥异者;既有造诣精深的专家型人才，也要有视野开阔、长于博弈的务实型人才。再次，建立健全防止干扰制度机制。优化考察、评估机制，防止那些眼高手低、哗众取宠、不敢担当者混入其中。第四，建立战略培训"三化"制度机制∶其一是专业化，即加强院校对专业型人才的培养;其二是综合化，即打破军地壁垒，开展联培联训、岗位交流，培养视野开阔、素质能力强、务实型的战略人才;其三是社会化，即培育民众全球视野、战略素养、大国气度，实现战略上的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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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信任制度机制。信任是国际秩序建立与维系的重要基础。首先，借鉴一切制度文明成果，创新国际认可或接受的新型国际理念、制度、文化体系，其路径是以现有制度体系为基础，避免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四面树敌，以确保制度创新的渐进性和稳定性。其次，耐心构建国际新制度体系。全球新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广泛、持久的演化与整合，也是一场国际互动与国际认可的过程，涉及实力、制度与观念的多维一体变迁。我国要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中国特色的国际秩序体系思想要赢得信任需要稳步推进，不可操之过急。再次，彰显"爱之如一"的大国情怀和精神追求。中国应当通过构建开放透明的共享共赢制度体系，向世界各国"提供经济和安全利益，以获得其他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承认"。最后，坚持原则性。中国应当时刻牢记国家间关系是互利互惠的道理，而一味对别国采取柔情政策有可能不会得到任何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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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聚焦核心竞争能力，加强经济、科技、军事与话语权建设没有强大实力，就没有有力的国际话语权。没有核心能力方面的竞争优势，中国就无法抵御、平衡美国的围堵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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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增强国家实力评估能力。正确的行动源于正确的决策，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判断。国力评估能力事关战略竞争成败。首先，要客观评估自身的能力和国际地位。常言道，知己者明。要清醒评估自身能力的优劣，特别是劣势，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已经落后的方面，你就不能在与竞争者竞赛中后来居上。"同时，要准确定位国家能力位势，尤其不要把经济总量"大"等同于"强"，也不要以为经济强大就可以主导世界。经济权力的变化将改变国际政治也不是必然的规律，因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也不一定就是因果关系。当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国时，并不必然就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例如，1914年的美国尽管在工业产量上"超出英国和德国的总和。技术创新无可匹敌，掌握世界上1/3的黄金储备。…已经成为一个强权，但仍旧不是强权体系的一部分"。其次，要客观辩证地评估美国的国力。俗话说，知人者智。要充分估计美国的整体力量，不要夸大其失败和衰退的程度。美国"经济和军事衰弱不是宿命的。即便衰退，也会长时间发挥作用。英国的经济规模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被德美两国超越，但英国依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西方"。中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但在此后半个多世纪内仍为周边国家所倚重。因此，不要过度宣介美国的衰退，更不可小视其世界影响力和控制力。再次，要动态地看待中美未来的力量对比。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指出，中美"最大的危险是过高估计中国和中国过高估计自己"。中国自信总体上综合国力会越来越富强，但发展的道路上也有诸多不确定性，不要因发展态势好而看不到潜在的危险，更不要因看到了自己的弱点而不敢承认。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因此，我们不能对未来盲目乐观，更不能机械地对比当下和未来的中美力量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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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聚焦竞争优势，增强经济与科技实力。其一，要把国家经济和科技竞争理念从比较优势转向争夺竞争优势，即从谋求数量、规模优势转向以自主研发的核心科技为灵魂，以先进、完备制造业为基础，以高尖精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优质的市场服务与现代化的快捷物流为依托，通过形成体系化能力来赢得竞争优势。其二，要坚持国企是发展经济主力军的地位。借鉴产业集群发展理论，综合运用政府调控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的手段，使国企成为高效统筹资源，精准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面对美国对我国企的指责，一方面要正视问题，加强对国企的科学规范管理，另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回击恶意攻击。商场如战场，交战者不可能规定对手的作战方式，不能因自己擅长阵地战、堡垒战而要求对手放弃运动战、游击战。只要是遵循"透明公平、互惠自愿"原则，程序合理合法即可。要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增强其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能力。其三，优化中国特色的科研体制，增强核心科技竞争力。习近平指出，科技"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世界科技竞争趋势表明，自主研发核心科技水平决定着国家科技竞争的成败。但是，科技发展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因此，那些符合政治需要的科技通常都能够得到很快的发展进步。例如，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国防部花掉了联邦政府约3/4的研究经费，…·五角大楼的需要牵动着整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方向"。可以说，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和计算机技术、中国的"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项目都是举国之力之作。鉴于此，我们一定要有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的新思路，树立向发明要科技竞争力的理念，集国家之力来解决基础理论薄弱问题;优化组织领导，但不能把权力当真理、经验当权威;健全容错机制，树立"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研发观，鼓励科研人员锐意创新;完善科技立项、评审评估制度机制，建立"市场检验民品，战场检验军品"的制度机制;营造"国内人才安心，留学海外者归心，国际人才倾心"的制度和环境，为建立科技发明强国提供最根本的人才队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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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贯彻强军思想，建设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人民军队。强国必然要强军。美国渲染"中国威胁论"，要求中国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事实上是在竭力利用其主导的制度安排来制约中国发展，巩固其世界霸权。美国认为"没有主宰强权，'规则'难以执行"，而强大的军事实力则是其主宰强权之基石。鉴于此，中国必须加快强军进程，需要尽快完善完备相关法律制度，务必使国家各部门即使在和平时期都要思考战争、关注战备和备战打仗，务必使民众支持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务必使全社会愿意承担战争负担、不怕牺牲，确保我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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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加强舆论引领和塑造能力建设。当今世界正进入高度信息化时代，舆论已经"成为一个决定性的战略要素，成了战斗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分"。当下激烈而又复杂的中美战略竞争决定了舆论战必然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笔战是枪战的先锋，而枪战则是笔战的后盾"。其一，要加强舆论人才队伍建设。舆论宣传引领的水平和质量取决于人才队伍的水平和质量。毛泽东高度重视"笔杆子"队伍建设，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新时代，我们一定要把建设政治坚定、热爱祖国、思维开阔、功底深厚、理技兼通的人才队伍作为战略性基础工程。其二，要提升引领和驾驭舆论的能力。舆论碎片化、短期化、非理性化已经成为时代特征，需要我们深入地分析和掌握民众的需求及其内心冲动，并制定有的放矢的方案，通过主动作为、正本清源、因势利导等手段引领和驾驭舆论。其三，要分层次、有重点，由内而外引领舆论。首先是引领国内舆论。营造民众与国家利益一体化、一致性，凝聚"家国命运共同体"共识，使民心民力汇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身上。其次是引领周边舆论。赢得世界必先赢得周边地区。"亚洲团结起来将是强大的，分裂下去将耗尽能量"。为此。我们要努力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形成"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共识。最后是引领世界舆论。中国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我们要传递友谊、建立友谊，推动世界基于"公共的友爱、忠诚、信任和友谊的纽带而联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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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坚持大战略思维，提升驾驭中美关系全局的战略指导能力战略竞争成败不仅取决于综合国力和压倒一切的信心与勇气，更取决于驾驭竞争全局、全过程的战略指导能力。与美国战争竞争的成败事关我国全局和长远利益，无论是在全过程还是各个阶段上出现缺点或错误都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应坚持能力与目标相平衡，动态适应新环境，有效掌控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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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基于中美实力对比现状进行战略谋划。其一，中美国力差距在缩小是一个不争事实，但是"美强我弱"的态势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我们既不能过分夸大自身的长处和优势，也不能把一时一地的强弱代替整体或全局的强弱，谨防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的有限性，或过分夸大对方内部的矛盾、衰退和失败，更不要自以为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把国家引向错误的方向，一定要谨记"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其二，努力保持克制，拒绝盲动。鱼贪饵而亡，兵贪饵而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特别是要警惕那种空喊"爱国"的声音，"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要尽量避免中美关系破裂、冲突升级、提前决战，既要善于斗争，又要善于妥协让步。"智者善谋，不如当时"。其三，捍卫核心利益，敢于斗争。原则问题、核心利益不容谈判。要敢于亮剑，"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是'以十当一'"，集中优势兵力或以己之长、击其要害，或灵活迂回、侧翼破敌，要讲究斗争艺术，例如，军事仗政治打，经济仗文化打，内线仗外线打，等等。但原则上要坚持"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⑧同时还要注意维护对方的体面和合理的利益诉求，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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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遵循矛盾律，以辩证、积极心态认识、驾驭中美关系。其一，不要回避矛盾，要明确矛盾关系。中美矛盾客观上使双方在又斗争又联结中构成一个战略全局，并推动着双边关系向前发展。只有明确矛盾关系，才能更深入、全面地洞悉彼此矛盾与冲突的细节、根源，进而采取渗透、限制、缓解等手段，达到调和二者关系的效果。其二，不要幻想消除竞争对手。"心中存留对立的观念，是'兵家之胜'"，⑦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消灭一个竞争对手就等于削除一个潜在的盟友"这个道理，⑧因为美国每次对华讹诈、威慑、打压，往往是激发中国内部独立自主、团结进步、增强斗争能力的"催化剂"。其三，要积极寻找处理双边矛盾的有效路径。国家间不怕有分歧和冲突，关键是要保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要打破零和思维来捍卫权益，并设身处地替对方着想，"要努力为对手留下帮助自己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或为对方留下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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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在"先为不可胜"的前提下积极作为。其一，要警惕祸起萧墙现象的发生。内因始终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罗马帝国崩溃、中国封建王朝没落、苏联解体等，无不是内乱所导致的结果。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应对美国的战略竞争，中国一定要走固本自强之路。管仲说，"政成国安，以守则固"。中国竞争优势应建立在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团结的基石之上。其二，要冷静观察和仔细甄别美国的对华言行。美国动辄放出反华言论，通过干涉、侵犯中国主权的法案，我们必须开展坚决的斗争。但应对美国强势进攻，我们一方面要善用弹性防御战略，设法消耗美方作战意志，特别是领导人和鹰派将领的意志;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像高明的拳击手那样后发制人，待其自乱而衰弱。拿破仑说过"当你的敌人正在犯错误时，永远不要阻止他"。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冲动莽撞的对华政策将有利于"中国再次实现伟大复兴"。其三，要通过利用美国的理性声音来缓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敌意。美国国内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持理性立场者已经意识到美国对中国的"随意性威胁会让双边关系陷入不可控状态"，因而呼吁美国政府要"冷静审慎地迎难而上"。我们一定要鼓励美国国内的这种理性声音。其四，不要阻止特朗普解构美国联盟的做法。特朗普上台后对盟国采取的一些措施让这些盟国感到极为失望，离心倾向油然而生，双方之间的矛盾增多，已经开始动摇美国的联盟基础，因为美国的盟友经济上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华盛顿了，安全上也不像以前那样相信美国的承诺了，外交上也不像以前那样与美国同心同德了。上述现象的出现不仅对于我国赢得与美国的竞争优势十分重要，而且也为我国开展工作、扩大战略纵深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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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贯彻落实人民宗旨，从最广大民众中汲取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中美竞争是国家行为，也是社会竞争、民众竞争，很大程度上"其实指的是国家内的国民采取行动"。如果"没有公众广泛而持续的支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中国要在与美国的战略博弈中赢得竞争优势，不仅要依靠中国人民的支持，也要依靠全世界人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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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提升组织动员民众的能力。其一，坚持从精神和物质上凝聚人民。民众蕴藏着无穷力量，但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因此，国家行动效能取决于民众自由意志的联合。"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其二，努力通过观念改造、行动示范、制度规范赢得民心。首先，强化思想观念引领。凡是得不到民众精神、士气和舆论支持的国家，其政策无法充分有效实行。国家要高度重视思想观念培育与塑造，努力把国家的思想观念转化为民众自觉行动的动力。其次，强化行动示范。民心不可欺。因此，要求民众做的，政府官员必先做到，民众才会跟着走。再次，依靠正义法律制度规范民众的爱国热情和行为。正义是社会基石，法律"让人们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法律可以唤醒并指导人们内心时隐时现的爱国本能"。因此，正义法律应"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样才可以使本国民众真正爱国。其三，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社会越进步，民众对精神层面的要求就越高，其参与意识就越强，因而对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之要求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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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依靠思想文化吸引人民。其一，努力架起沟通思想文化差异间的桥梁。人类思想文化多姿多彩，因此，要坚持"不同文明间的共通性与包容性是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⑧既无高下优劣之分，也无强制同化的冲动，走互鉴、共建之路，锻造人类新的思想文化。其二，提升中国思想文化品质。这要求我们一方面一定要以思想文化的通用性为前提，靠真理说服人，用情感凝聚人;另一方面一定要充分体现合作共赢思维和人类共同价值，占据正义道德高地，展示博大胸怀。例如，遇到危机灾难时，不幸灾乐祸，不落井下石，要体现出感同身受、休戚与共;在帮助别人时，一定要体现真诚，不要自夸其德，让别人自己感悟、体验，借此提升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其三，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规范管理。首先，任何思想文化都带有国家属性和阶级立场，西方各种看似批评政府的思想和观点，本质上都是对其制度道路的建设性批判或完善。因此，捍卫国家利益，完善发展中国特色制度，应是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原则和方向。其次，摆脱西方话语体系束缚，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话语体系。这要求我们既要借鉴一切思想文化精华，也要甄别概念内涵、逻辑差异，不要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再次，用事实证明思想文化的先进性。没有事实的思想文化就没有影响力和生命力。国人(特别是国企)在国际活动中要充分考虑当地文化、环境和种族等因素，用合适言行传播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神品质，讲好中国故事。最后，对待批评，我们应坚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择其善者而从之。任何思想文化都带有自己的立场，因此，我们要正视、宽容并进而积极解决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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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通过"他证"中国形象的方式来赢得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其一，广泛传播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优质性。中华民族的美德"主要是有利于他人"。中国哲学几乎所有的流派"都不赞成动武。即使孙子，在描述战争和征伐时也避免多谈暴力"。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本质是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从来不先发制人。例如，近代中国"与外国列强之间的战争只要西方不主动挑起，本来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其二，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使西方学者也承认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方面，认为社会主义以战胜人类不平等为初心，强调"合作性地利用全球，……从民主传统中获得许多道德力量，…权力属于人民"，共产党员"献身于党，而不是任何社会集团"，没有阶级私利，"能够动员全体人民共赴同一目标"。著名经济学家熊比特(Joseph
 
Schumpeter)预言资本主义将让位于社会主义经济;汤因比断言未来统一世界的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将社会主义优越性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同当前时代相结合，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以来中国更是体现了其突出的制度优势，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其三，中国现行战略正当合理。美国"应理解中国久衰图强的心理、希望被尊重和尊严地对待"。针对美国攻击、诬蔑中国军力拓展是"威胁"的言论，美国学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马拉松》书中也坦然承认，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有意识地煽动与美国进行战争。总之，美国应该理性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合理要求，允许"中国在其后院发挥更大作用，构建有利于各国利益的地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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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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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既有跌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而"注定一战"的极大危险，也有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还有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责任，因此，彼此间很难做到彻底的"脱钩"。至于两国间日趋频繁出现的多样化矛盾、分歧和冲突，恰恰从侧面说明彼此都非常在意对方，表明彼此关系高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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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特朗普对外政策谱系，特别其对华政策谱系，固然需要我们对其负面进行批评和防范，但也要注意从辩证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评判。只有做到了换位思考，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对方，才能找到富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因此，完全按照自己标准来裁剪对方的意图，或者单方面进行情绪化的宣泄，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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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尽管我们相信美国政治有着较强的制度理性传统，但并不能因此而排除其反华力量被非理性主义挟持，采取极端冒险政策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要积极做好斗争准备。一是把应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作为提升我们对美国斗争能力的机会。国际舞台上的斗争从来都是扑朔迷离，从来都不会给任何国家自由选择自己对手的权利，但可以给任何国家分析研判自己对手的机会。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比较习惯于同美国建制派、鸽派打交道，而不大熟悉美国的鹰派和非建制派，特朗普的上台执政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美国国内不同对手的机会。二是要关注大国心理素质的培育。中美竞争是长期的战略性竞争，不可能在短期内见分晓。在能力手段不具备以前，我们一定要稳住阵脚。三是坚定不移地追求新型大国目标。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国外拓展，国际战略必须服从国家政略。新时代中国的对外战略目标是推动国际社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此，我们必须顺应国家政略和全球化大势，积极推动、吸引美国走向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