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评价刘伯承，重要的是要分析一下他还有什么不足，关于这一点，在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期间，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毛泽东的这段话通常被指为他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支持彭德怀恶整刘伯承的证据，但客观地说，这些话其实到不失为对刘伯承生平不足之处的一个不能算是夸张的评价。本文摘自2013年12月25日何澹澹博客，原题为《从毛泽东的一段话看刘伯承的不足》。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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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开国元帅刘伯承戎装照（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6park.com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古人的名言，因为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引用了而广为人知。毛泽东当时说这句话是指他自己而言，而事实上，在那些与他一起开创了共和国历史的高层军政领导人中，同样可以适用这句话的人还为数不少。如刘伯承元帅，就是其中的一例。
刘伯承久历行伍，在十大元帅中排行第四，他能打仗那是不假，但能打到什么程度，则还有待商榷。长期以来，人们对他多有溢美之词，如称他为“一代战神”，“当代孙吴”，还有人引用白崇禧的恶评，称他为“中共第一悍匪”，明贬暗褒，事实上是借白之口将他说成了共军将领中“第一”能打仗的人。网上甚至还有人说当代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刘伯承就占了一个半，这当然只能当笑话看了。
这里特别要说一下的是，有一个叫李普的人（此人曾任新华社鄂豫皖野战分社即刘邓大军野战分社社长，后任新华社副社长）曾经这样说过：“我想起刘伯承大儿子刘太行在电话中跟我说的一件事：长征途中曾流传着“刘伯承挽救红军”的传言，刘伯承深为忧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而这位李普的夫人沈容也曾跟人说过：“解放初期，有一次，刘伯承跟好几个身边的工作人员侃龙门阵，聊家常式地说：长征途中的战斗，我最得意的一笔是四渡赤水。谁知事隔不久，刘伯承却听到毛泽东在另一个场合也说过类似的话，不过，指挥者不是刘伯承，而是他毛泽东自己。刘伯承听了之后，马上回去把原来听他侃龙门阵的人找来，说，上次我说的那些话，不要再提起。”夫妻两人说的两件事情，都非同小可。先说李普说的那一件。“原话是刘伯承大儿子在电话中”跟他说的，言之凿凿，似乎一定假不了。“长征途中曾流传着“刘伯承挽救红军”的传言”，本来还只是“传言”，可一到“刘伯承深为忧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啊！”那就等于说这“传言”是得到了刘伯承本人肯定的，“刘伯承挽救了红军”似乎还真有那么一回事。可就不知道他刘伯承是怎么“挽救红军”的？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在迄今为止包括李普之流写的那么多的党史、军史研究文章中，怎么从来就没有见到过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描述？如果他刘伯承能挽救红军，那还要开遵义会议干什么？再看李普老婆沈容说的那一件。四渡赤水是刘伯承指挥的，这就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四渡赤水时刘伯承是什么角色，他跟这之前和这之后一样，都只是一个参谋长，而毛泽东又是什么。前面两渡，按照遵义会议决定，常委分工，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两人也就相当于红军的正副指挥了。又按照周恩来“不为牛首”的秉性，说毛泽东在事实上已成了红军的最高领导者即总指挥也不为过。虽然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在此期间，由于担任负总责的张闻天，按照顾遵义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的决议精神”，凡军事上的事，都要拿到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议上讨论，在周毛这两个“正副指挥”之上又加了一个更高层级的“集体领导”。所以当时要说对渡赤水的指挥，确切地说，应该是“集体领导”加上周毛两人的指挥，毛泽东还未获得指挥的全权，但如果说遵义决定的“正副指挥”都不能算是全权的指挥，他刘伯承一个总参谋长又凭什么获得指挥的权力呢？
四渡赤水后两渡。毛泽东由于反对打打鼓新场一战，先是因为在鸭溪会议上挑战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成员失败愤而辞去了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继而又因为说服周恩来、朱德成功，不但让大家接受了他关于不打的主张，捎带着还同意了他关于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建议，戏剧性地成了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成员，由此正式确立和巩固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也使他有了在后两次渡赤水中使展得意之笔的机会。事实上四渡赤水被载入史册的重大意义，主要也体现在这后两渡过中。在这期间，毛泽东展开他天才的想像力，通过一连串的佯动，反复的迂回穿插，终于实现了把“滇军调出来”的目的，摆脱了敌人自长征开始以来的围堵，渡过了乌江、金沙江，最终实现了遵义会议上确定的北渡长江的计划。这些已是被人无数次论证了的事实，把四渡赤水说成是刘伯承的得意之笔，这个想像力也真的太丰富了。再说一点，四渡赤水，主要是后两渡，因为实在太过出神入化，神到连彭德怀、林彪都不识其中的玄机，只看到天天疲于奔命，因此牢骚满腹，以至在四渡结束后林彪搞不清情况给中央写了信要求朱毛下台，毛泽东因此误会是彭德怀在背后指使，一直对他耿耿于怀。如果四渡赤水真的是刘伯承指挥的，那林彪怎么不写信要刘伯承下台？
这个李普（他老婆应该也差不多）属于李锐之流的右派大佬，写的文章不尽不实的地方颇多，笔者希望他和他老婆上面说的那些话也是如此，要不然，如果刘帅和他家大公子真的说过那样的话，则恐怕是难免会有哂大方有损刘帅的形像了。而事实上，刘帅在人们的印象中也不是那样委琐的人物。
人总是一分为二的，关于刘伯承的能耐，说得已经够多了，要正确评价刘伯承，重要的是要分析一下他还有什么不足，关于这一点，在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期间，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毛泽东的这段话通常被指为他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支持彭德怀恶整刘伯承的证据，但客观地说，这些话其实到不失为对刘伯承生平不足之处的一个不能算是夸张的评价。
毛在这里说到了三点：一是“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毛说的当时，正是以他为代表的成功地创建了苏区却被指为“纯粹防御路线的阵营”与以无法讳言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力图推行王明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亦即“洋大人”路线的阵营对垒的时候。刘以川军名将、南昌起义参谋团长、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资历，受到周恩来的青睐。在宁都会议之前，就打电报给后方苏区中央局那几个比他更激进的领导人，提议要请刘出来当总参谋长。在宁都会议上，虽然刘还只是一个列席者，但却以不懂军事的左倾领导者们眼中的军事专家的身份，为打倒毛泽东出了一把力。宁都会议后不久，刘取代叶剑英当上了总参谋长，随即，他发表了一系列针对毛泽东，包括彭德怀等人的“右倾倾向”和“游击主义”的文章，认为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以致搞得彭德怀、林彪这些“游击主义”的实践者们对他好生反感，纷纷在私下里对他进行抨击。关于这一时期刘伯承的表现，已经明明白白地载入了历史，任凭是对刘氏如何顶礼膜拜的谁，也无法翻案了。
就毛泽东而言，刘氏这期间的表现应该是第一次使他深感失望。在刘进入苏区以前，毛泽东与他应该尚无接触（也有人说毛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曾经与刘伯承见过面），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很可能是受朱德的影响——两人分别在川、滇军中为将领的时候就已相识，后来又一起领导南昌起义。毛泽东对刘伯承的军事才干是非常看好的。在井岗山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央致信朱毛即所谓的“二月来信”要求他们离开队伍的时候，毛曾回信中央，一则表示两人不宜离开，同时又表示如果一定要他们离开，可请刘伯承和恽代英前来代替他们。当时的毛泽东也可以算是刘伯承的一个粉丝了。因此，当着刘氏在宁都会议上站在“洋大人”的立场上反对他的时候，他的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庆幸自己当时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要是那时就真的让刘来井岗山当军事主管，很可能真如彭德怀说的：“这几亩田早卖完了”。
二是大别山时期。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这句话跟一直以来流行的说法不同。“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一般总认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标志，刘邓大军以自己的巨大牺牲换取了全国战略进攻的良好开局，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也是刘、邓军事生涯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到了80年代，邓小平还在说：“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但是，毛泽东对此却明显地表示了他的不屑，这是为什么？猜测起来，应该是说在毛看来，刘邓挺进大别山，进是进去了，但未能达到最好的预想结果。
1947年6月底，毛泽东开始将他酝酿已久的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意图付诸实施，具体的便是进行了后来被为“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部署，核心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按通常的说法是让刘邓大军象一把尖刀刺向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放手逐鹿中原。顺便说一下，这里可能要改变一下提法，如果把视野拓阔一点，把呈“品”字型排列的整个“三军”看成一把尖刀，那么当时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就是这个尖刀的刀尖——这样改变很有必要，因为后来刘邓的这个刀尖折了，被陈粟大军取而代之，但“三军配合”的整个部署却依然如故。这，恐怕就是毛泽东这个统帅的又一高明之处。对于千里跃进，毛泽东曾经估计了三种结果：第一，付出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第二。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大别山周围打游击。第三，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恢复大别山根据。也就是说，只有实现了这第三种结果，这个刀尖的作用才算真正发挥出来了。可实际的情况是，从1947年8月27日大军抵达大别山区到1948年2月24日奉命转出大别山区，历时半年，付出的代价不算小，部队从出发时的12万人减员到了6万人（有不同的统计数字，但在不同的统计中，损失近6万人应该是比较一致的），重武器大部分都丢了，战斗力严重下降——这种下降导致刘邓大军从原来“三军配合”中的主角，转变成了淮海战役时的配角，即刀尖的作用被陈粟大军取代了。仗也没打好。大别山期间大仗打了五次，其中9月份的三次都打成了消耗战。曾经建立起33个县一级的地方政权，后来在敌军的围剿中又全部被推翻了。总起来说是根据地没有建立起来，脚跟有没有站稳也很难说。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在致华东局的电报中说：“现在最要紧的战场仍是大别山，该区是否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距他下达让邓小平转出大别山的命令仅七天时间了，可见在毛泽东的眼中，他期望的第三种结果始终没有出现。
因战役目的未能达到，使毛泽东觉得刘伯承不行，这也说得过去，因为刘伯承是部队的统帅。而还有对刘更不利的情况是，大军进入大别山三个月后，国民党统帅部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集中30万兵力，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在面临严重考验的关键时刻，刘邓采取了避战的方针，作出了“分兵”的部署。由邓和李先念、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率一部分主力留在大别山，继续在内线进行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敌人；刘伯承则率后方指挥部，随一纵队转移至淮河以北，指挥三个纵队分别在淮西、桐柏、江汉三地开辟外线战场。这个部署很难说对错，问题是这样一来，刘邓两人在大军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邓本来只是政治主管，这时却与刘比肩成了军事主管，而且这两个军事主管还不是平分秋色，而是（相对地说）邓在前方，刘在后方，邓在一线，刘在二线，邓成了主要的部分刘成了次要的部分。更有甚者，在刘邓分家后，在大兵压境的严酷形势下，部队的处境反有了新的起色。48年1月1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我们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虽然“站住”还只是“看来”，而且“站住”也不等于“站稳”，但至少他已经是信心满满的了。这会不会让毛泽东产生原来邓打仗也有一手，以至刘不如邓的印象呢？
毛泽东当时有没有这样想很难说，但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从大别山出来后，刘邓两人在军中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刘邓大军与其它野战军不同，党的书记是由政委邓小平担任的，但尽管如此，一直到大别山刘邓分兵以前，刘帅至少在军事方面是名符其实的统帅。但从大别山出来以后，情况就渐渐发生了变化。在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中，邓小平是总前委书记，位置摆到了刘伯承和陈毅的前面，虽然有人论证说，淮海战役总前委只有一种像征性的意义，并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但像征性的意义有时也可以是一种意义。而据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曾经还当面跟他说过，我把指挥（指淮海战役的指挥权）交给你了。如果毛泽东真的这样说过，虽然这个指挥权在实际上也同样只是像征性的，但它的份量却不可小觑，在理论上说，这就意味邓小平已成了华野和中野两支部队的最高统帅。接下去是渡江战役，同样又组成了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据说毛泽东又对邓说：“交给你指挥了。”而且，这次的情况跟淮海战役不同，这次的邓小平不但有自己的总前委指挥所，而且还亲自起草了作为指导方略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像模像样地成了战役的最高指挥官，而刘伯承则在二野司令员的位置上实实在在地成了他的部下。有人觉得邓小平后来反复强调他在军事方面的杰出表现有自吹之嫌，现在仔细想来，却也未必。自大别山出来以后，毛泽东在对刘邓两人的使用上确实是出现了一种重邓轻刘的倾向。1951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梁漱溟时曾对他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毛是什么时候发现邓在“武”的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呢，应该就是在大别山后期吧。刘邓之间的地位变化可能也影响到了刘邓关系的变化。近来有人说（包括刘的后人），刘邓的关系其实并不如人们说的（如前面提到李普说的，刘邓两字中加不进一个顿号）那样密切。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胆地猜测一下，这很可能就是从大别山出来随着刘邓的地位发生变化以后开始的。包括刘伯承全国一解放就迫不及待地要求离开邓小平去办军校，也极有可能跟这有关。虽说刘伯承是一位忠厚长者，但看到原来最多与他比肩的人地位远高于他了，产生一些想法是难免的。而邓呢，在地位变了以后对刘是不是还如原来那样尊重也很难说。
——现在有人说，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战略上是错误的，刘邓大军当时不直出大别山，继续在内线作战或者接近内线的外线作战结果可能会更好。历史不能假设。从战略上说，跃进大别山的意义仍然是巨大的，这主要是它吸引并牵制了国军30多万人的围剿，减轻了其它战场包括陈粟和陈谢部的压力，为全面展开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战略目的还是部分地达到了的，毛泽东说刘伯承“也不行”，有可能是在他看来，刘伯承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做得更好。或许，毛泽东是在拿刘伯承与他自己当年在中央根据地反一、二、三次围剿比，或者是与开始只有四面八凑集的10万部队，到47年底已发展到了40余万人马的林彪比，甚至是与刘邓分兵后的邓小平比，不管怎么说，总之，毛对刘伯承跃进大别山期间的表现是不满意的，这种不满意，应该算是毛泽东第二次对刘伯承感到失望。毛泽东失望得有没有道理呢，应该还是有点道理。虽然有人认为，毛泽东因为中央苏区时期刘伯承反对过他，所以对刘心存介蒂，难免有偏见，但平心而论，就让刘邓大军充当战略反攻的前锋直插大别山这一点看，毛泽东当时对刘还是信任而且倚重的，只是由于刘伯承在大别山的表现确实有点差强人意，才改变了对他的估量和态度。
三是“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说刘伯承“好为人师”，是因为办军校这事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可能是考虑到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关系不是很融洽，或许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刘的作用，曾考虑要他重操旧业担任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听说后，写信给中央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军校。这有几种可能，一是可能觉得毛泽东有重邓轻他的倾向而有情绪，二是搞军校是个技术活，想离政治远一点，毛泽东还因此而称赞他不计名位，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三也是因为对自己在军事教育、军事理论方面充满了自信，这便是“好为人师”的由来。至于说他搞教条主义，这也不是无的放矢。刘愿出掌军校，没有人可以拒绝。在学历上他是伏龙芝军校毕业，在资历上他加入红军之前就已是川军名将，而且曾几度出任红大校长。但遗憾的是，如果就他办学的目的之一是想借此远离政治是非而言，那么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刘伯承当初挨批这事说起来很复杂，始作俑者是彭德怀，老彭跟刘有宿怨，在办这事的中间有没个人意气在其中似很难说，但是，刘在办学的过程中有过份推崇和迷信苏联的倾向，这一点也不能说是冤枉了他。毛泽东和斯大林谁更能打仗，中共军队跟苏联军队相比谁的作战经验更丰富更值得重视，刘就其经历来说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可不幸的是他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有些搞不清楚，不但不清楚还把事情搞颠倒了。只记着自己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读过的几本洋书，却看不起人民军队包括本人在毛泽东领导下辉煌的征战历史，这确实有点说不过去。说搞教条主义是刘伯承的“老本行”，话虽有点刻薄，但由所谓的“搞教条主义”联想到当年他在苏区跟“洋大人”搞在一起的那段经历，也是在所难免。对刘伯承主动要求办学，毛泽东曾经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的，但结果搞成这样，要说毛泽东对刘伯望失望那就是第三次失望了。
从“与洋大人搞在一起”到“搞教条主义”结束，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列举了刘伯承三个时期的不足，一前一后原是一回事情，都是迷信洋教条，脱离实际，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理论背道而驰。如果将中间那一个时期——大别山时期“也不行”的原因也看成是对毛泽东建立根据地的经验和思想没有很好的掌握，那么，所有的不足在根源上就全部一脉相承了。这怎么说呢？追根寻源，只能说刘帅在思想方法上可能确实有点问题。要说他作为顶级军事家还有所不足，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主要的恐怕也是在这一点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