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了合作抗日，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军长是叶挺，副军长是项英，也是实际上的政委。
叶挺是北伐名将，领导了南昌起义，是我军创始人之一，在军中地位很高，而且为人正直，意志坚定。
项英是老红军，威望高、人脉广，尤其是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率领南方八省游击队艰苦奋战，坚持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
按理来说，一位是为人正直的名将，一位是艰苦奋斗的领袖，两人合作领导新四军，新四军的前途当不可限量。
但实际上，新四军在江南的发展很不尽人意，尤其是在项英的领导下，过多部队被部署在皖南云岭地区，失去了开拓根据地的好机会，叶挺与项英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叶挺甚至两次愤而出走。
那么，叶挺和项英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呢？

【叶挺第一次出走】
首先，在项英看来，叶挺身上有国民党高官的不良风气。
叶挺少年得志，又在国外生活多年，难免有些高官的作风，出行往往携带副官、警卫等数人，且爱骑马照相，不愿步行。而项英则不同，他是一名老红军，艰苦朴素是他一生的习惯，且平时日晒雨淋，看起来像一个老农民一样。因此，两人在生活习惯上格格不入，互相看不顺眼。
第二点，叶挺当时并非共产党员，对于项英来说，保证我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是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也是他的底线，自然不能放松。1939年周恩来赴云岭调解项英和叶挺的矛盾时，也再次提及中央给项英的任务。
综上两点，让项英对叶挺很不放心，自然也不够尊重叶挺，从而导致了叶挺的两次出走。
第一次出走是在1938年10月，此前叶挺曾前往武汉，筹集新四军军费，并和周恩来进行商谈，说明了项英独揽大权，自己处境艰难的情况，同时希望成立新四军委员会，以后军中工作由委员会集体领导决定，这样就可改变项英“一言堂”的现状。 6park.com
可是，新四军委员会成立后，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作用，因委员会以项英为首，叶挺为副，其余五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也大多以项英马首是瞻，陈毅倒是很尊重叶挺的军长地位，并且多次劝说项英，但效果甚微，从而造成了叶挺的第一次出走。

叶挺第一次出走的导火线，是叶道志事件。
叶道志是一名老红军，早在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1934年就因战功升任第92师师长，按照他的资历，建国后至少授中将，但是却在1938年被错杀了。
原来，全面抗战爆发后，叶道志奉命前往新四军工作，担任第四支队副团长、特务营营长等职务，但叶道志一方面不满其职务过低，另一方面，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他，与大多是南方人的新四军有些格格不入，大家说的也都是方言，叶道志听不懂，内心的苦闷和工作上的不适，让他想要离开新四军，回到八路军。
但是，工作调动需要程序，还要上级层层审批，叶道志等不及了，也没有想得那么多，就独自离开新四军北上了。
当时，项英正在延安开会，叶挺主持新四军的工作，得知叶道志未经请示擅自离开部队时，叶挺大为光火，军部也很快定性其为叛逃，就这样，叶道志被枪毙。
等到项英回来后，得知了这件事，对叶挺不通知自己就下令枪毙叶道志的情况，非常不满，因此在日后的工作中，更加排挤叶挺，使得叶挺深感“身为一军之长，却连部队调动都难以知晓”，思之再三，叶挺决心离开新四军。
叶挺出走后，前往广东，在余汉谋的帮助下组建了东江游击队，大有一去不返之意。

【周恩来亲自调解】
针对这个情况，周恩来迅速做出紧急部署，向中央汇报了这个情况，同时电请叶挺速来重庆，解决问题。
当时，国内的舆论对新四军也很不利，蒋介石听闻叶挺出走后，随即下令要裁减新四军的编制，同时打算从黄埔系中抽调一人前往新四军，接任军长一职。
毛主席连忙给周恩来发电报，做出了两点指示性意见：“第一，需劝回叶挺复职，必要时由恩来陪同叶挺回新四军军部；第二，新四军委员会此后以叶挺为首，项英为副，由叶挺负责军事工作，在坚持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下，由项英实际负政委之责。”
应该说，这样的安排是合理的，既可充分发挥叶挺在军事上的长处，又可维护统一战线，同时保证党对新四军的领导，堪称一举三得。
得到指示后，周恩来和叶挺两人在重庆进一步会晤，周恩来力劝叶挺回新四军复职，叶挺也提出了恢复党籍的想法，但周恩来说：“你不恢复党籍，更有利于开展工作，对工作的贡献更大。”并表示自己愿陪同叶挺一起回去。叶挺听后，表示同意。
就这样，在1939年2月23日，叶挺回到了阔别4个月之久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周恩来也陪同前往。

当晚，周恩来与项英私下会晤，一方面传达了毛主席的话，同时也对项英进行了思想教育工作。
项英首先向周恩来提出了自己对叶挺的两点顾虑，即生活作风问题和非共产党员的问题。周恩来劝解他说：“叶将军在生活作风上并无问题，不过与你艰苦朴素的作风相悖而已，这完全算不上问题，至于叶挺为何不是共产党员，那是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左倾错误思想主导下犯的错误，这也不能怪在叶挺同志身上。”
随后，周恩来又对项英说：“我要批评你几句，你首先是没有大局观，而且不能贯彻执行党的命令。党的命令说得很明白，由叶挺主军，项英主政，你现在大权独揽，对于新四军的发展没有好处。更何况，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挤走了一个叶挺，又来一个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将何以自处？”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对项英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项英此后进行了反思，同意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等机构，在新四军东进扩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项英也做出了让步，大体上将军事指挥权移交给了叶挺。
但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不放心，在皖南短暂停留时，又相继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人谈话，晓以大义，传达党的指示，并希望他们能做叶项两人和睦相处的推动者。
在一次晚宴上，周恩来又带领新四军主要将领向叶挺敬酒，对叶挺表示了极大的尊重。
周恩来的推心置腹、体贴入微，让叶挺大感温暖，后来，叶挺还评价周恩来道：“周公总是那样地关心人，了解人，帮助人。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了！”
周恩来在云岭短暂停留后，随即回到重庆面见蒋介石，并向延安做了汇报，至此，叶挺第一次出走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叶挺第二次出走】
经过周恩来的这次调解后，项英逐渐做出了一些改变。首先，他对叶挺的个人习惯保持了尊重，比如在党内生活会上，很多人对叶挺骑马挎枪、带着照相机的小资行为提出了意见，项英均表示这是叶军长的个人习惯，不必干涉。
新四军经费不足，生活艰苦，项英还专门给叶挺安排了小灶，并让叶挺经常前往国民党第三战区，借此向军中说明，叶挺将军的小灶是为了应付第三战区的需要。
当时叶挺是非党员身份，按理说不应该参加党内的一些会议，但项英为了尊重叶挺，经常让其列席会议，发表意见，还下令所有的军事电报和指示，都一律让叶挺过目。
叶项之间的和睦共处，尤其在云岭反扫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9年，日军集结一万多人，进犯云岭新四军军部，项英让叶挺放手指挥，叶挺指挥新四军六个团，利用云岭地区的地形地势，与日军周旋数日，最终在运动战中全歼日军一部，取得了一场大胜！
这次作战，项英完全站在了一个政委的位置上，对前线指挥毫不干预，不仅如此，在叶挺回来后，项英还专门组织了欢迎会，庆祝叶挺凯旋，双方十分融洽。

但谁知，叶挺与项英和平共处不过数月时间，却又因“高敬亭事件”而再次交恶。
高敬亭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大队长，为人居功自傲，自私自利，一方面，他抵制上级派给第四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郑位三、萧望东、戴季英等人，同时，又违抗军令，抵制东进，对于叶挺发布的命令总是虚与委蛇，且驻扎在淮南铁路一带，大肆收编土匪，扩大部队，有自立之嫌疑，这对讲究军纪的叶挺来说，断难相容。
而导火索则是高敬亭麾下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率领第七团大部官兵叛逃事件，两人在投靠国民党后，还登报宣传反对新四军，在舆论上对新四军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对于高敬亭的问题，叶挺和项英两人看法有不同，在项英看来，高敬亭是三年游击战争的有功之臣，自然要以批评教育为主，在叛逃事件发生前，项英还致电高敬亭，鼓励他克服困难，迅速东进，说：“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而叶挺则持不同看法，在他看来，违反军纪就要严惩，因此，在“反高斗争”大会上，叶挺宣布了对高敬亭的处置，即“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
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远在延安的毛主席得知后，也非常生气，给新四军发电报质问说：“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在今天看来，叶挺要对高敬亭的死负主要责任，但在当时，如果高敬亭不死的话，第四支队的很多干部可能也无法保全下来，这对革命队伍来说可能是更大的损失，而且当时中央已派遣徐海东前来接任第四支队司令，押高敬亭回延安路途遥远，也难以押送成功。
但是在项英看来，叶挺如此处置有些激进，而且独断专行，没有考虑更多的影响，因此，项英再次收揽大权，叶挺又成了有力无处使的老虎，只好第二次出走。

【最终酿成悲剧】
叶挺第二次出走后，周恩来正在苏联治病，因此叶挺的这次出走时间较长，有大半年之久。一直到1940年夏天周恩来回国后，才开始处置叶挺出走的问题。
周恩来先是拍电报给逗留澳门的叶挺，希望他回到重庆面谈，同时让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速来重庆，让他一定做好统战工作，调解好叶挺和项英的矛盾，准备接回叶挺。同时，周恩来又向项英连发几封电报，再次重申分工问题，即“以叶挺负责军事，项英负全局工作，实际担负政委之责”。
但是，项英此后对军权依然没有大的放手，以至于在皖南事变前后，先是顾虑重重，不愿离开，后来又布置了三路纵队平行推进的做法，否定了叶挺提出的由主力团在前的品字型配置方案。
皖南事变发生后，项英也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让部队逗留茂林，结果给了国民党军合围的机会，最终酿成了惨案！
应当说，项英与叶挺这两位新四军领导者的矛盾，就是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试想，如果项英能放权，由叶挺真正负责军事，不光是在打仗方面对新四军有利，而且因叶挺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也可以更好地为新四军争取一些利益，借机壮大新四军。
可惜，由于项英在认识上的一些错误，最终让新四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自己也在皖南事变中遇难，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