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让灵魂颤栗的历史实录
——李新回忆录《流失的岁月》的政治价值
更新时间：2010-08-16 14:31:33 6park.com
作者： 韩三洲   6park.com
　　
　　2008年年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1918--2004）的回忆录《流失的岁月》，几经周折，终于在内地一家出版社出版了。
　　李新本人1936年加入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曾任延安《中国青年》杂志助编、中共北方局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中共河南杞县县委书记、河北永年县委书记等职；建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历任教务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曾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并担任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2年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可以说，依照传主本人几十年体制内的丰富经历再加上真实的言说，这部回忆录应该有它的历史意义和政治价值，不只仅仅是这些年常说的反思二个字，而是在还原历史，让后人看看，几十年来，我们一向视为高尚的、神圣的中国革命，到底经历着怎么样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又是充满着那样野蛮的、缺乏人性的封建色彩。可以说，直到今天，这些野蛮的、甚至是丧失人性的东西，依旧如影相随般地萦绕在我们所生活的中国社会之中，依旧被某种意识形态夸张或扭曲为圣洁般的革命理想。要说缺憾的话，这也是一部不完整的回忆录，如1937年到1940年之间，本是作者奔赴延安后新生活重大转折的开始，他更名为李新也应在此时，但书中恰恰少了这一段。还有1966年“文革”中的经历，本书也付之阙如。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始于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日起，而中共北方局整风高潮，是在1943年。李新当时在北方局青委工作，目睹很多整风时期的事情。当时，北方局的书记一职，由彭德怀代理，他对中央发来的一切指示，都奉命惟谨，如《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还没有得到重视时，北方局就已经认真的学习了。1943年春，太行分局召开全分局的高干会议，薄一波、安子文对北方局过去的工作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认为北方局执行了一条不但不敢发动农民，反而压制农民起来斗争的右倾路线。对此，北方局的领导人彭德怀、罗瑞卿拒绝接受这些意见，但会议上的这些争论没有结果，闹得不欢而散。随后，中央把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调回延安整风，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彭德怀为此受到“围攻”，也就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对毛发脾气所讲“延安整风，你操了我几十天娘，我操你几天娘还不行！”的由来。不过，当年的薄、安等人，并没有提到“百团大战”，因为那时候人们都认为打日本没有错，谁也不能说打日本打错了，特别是像“百团大战”这样的大战役，在前方，谁要是说它错了，这不就是汉奸思想了。谁也不会想到，这在今后竟成了彭老总的一条主要罪状了。
　　彭德怀走了，来了代理书记邓小平，此时北方局的整风审干也进入高潮。这年夏天，由于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所以在备战声中加紧了清查内奸。7月，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十多天时间就抢救出1400多个“特务”，为了加强反内奸的领导，还成立了一个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邓小平是1943年10月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整风审干，特别是清查混进党内的反奸斗争。他做整风报告，号召大家要和党一条心，坦白交代历史上和现在的一切政治问题，如有隐瞒，后果自负。邓小平的说话语气和正在学习的文件《抢救失足者》精神一样。就在当天晚上，总政治部的的敌工部长张义权自杀了。第二天又开大会，宣布张义权畏罪自杀，党组织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说像他这样以自杀来威胁党，是毫无意义的，自杀就说明他有问题，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李新认识张义权，觉得这样的同志都是老革命，对党是忠诚的，是不会有问题的。
　　此时，中央又发来一个针对领导干部的电报，电文称：不要以为你们身边的同志都可靠，说不定日特、国特就睡在你们身边。一看这口气，就知道是毛泽东的口气。就在人人自危、个个紧张的时候，一天下午，紧急集合的号声响了，传来命令，跑步到村外的河边集合。人们到河边整齐地排队站好后，一声命令：坐下，不准动！并要大家都脱下衣服，并可以下水，但不许交谈。接着便把每个人的衣服口袋翻来翻去地搜查，看看有什么信件和文字之类的东西。搜查完毕，才宣布解散。各人回到宿舍，发现自己的背包都已被搜查，所有的个人隐私都曝光了，有的是家人、朋友、爱人的照片、书信被弄乱了乃至被拿走了，片纸不留，都成为审查思想和行为的最好材料。后来才知道，这时候搜查女同志的情况，更是骇人听闻，无法形诸笔墨。
　　当年把审干追查称为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个小时，三四个人轮流劝说，被劝说者一天24小时都不得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身体的紧张程度非身历其境者所能想象。所谓劝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一只要把你追问成“特务”才算了事。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说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否则，你在革命阵营里永无立足之地。那时候，参加革命的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称为“半条心”，敌特分子是“两条心”。无论是“半条心”还是“两条心”，都需要向党“坦白交代”，只要坦白交代了，才可以和党“一条心”，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以暴易暴 千刀万剐
　　
　　1946年，李新就任冀南永年县委书记，甫一上任，就碰上开展反奸清算大会的群众运动，即斗争汉奸宋品忍大会。宋本人在日本占领时期充当宪兵队队长，作恶多端，人人恨之入骨，所以参加斗争会的群众数以万计。
　　会场上宋品忍从头到脚被几根绳子紧紧绑着，不要说全身四肢不能动弹，就连脑袋也不能转动一下。在“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控诉会上，先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老太太掏出一把磨得十分锋利的刻刀，嚓的一声把罪犯的一只耳朵齐齐切下，鲜血飞溅，全场高呼“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接着又有两个被杀害了父兄的青年人上台诉苦后，把宋的一只手给剁了，说要拿回去祭典自己的父兄。后来又上来一个女人，拿着一把刀喊着要把这汉奸的黑心挖出来看看。此间，李新怕影响不好，立即打电话请示上级批准枪毙宋品忍。其实这时宋早已断了气，所谓枪决不过是个形式罢了。但很多群众还不解恨，纷纷涌向刑场，争着把死尸的肉给分了。李新在行刑处看到一个晚来一点没分到肉的汉子气冲冲跑来，只好拣一两块骨头回家，边走边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骨头回家让狗啃，也算解恨了。
　　这次生剐活人、凌迟罪犯的残忍事件，并非偶发。一年后在解放永年县城时，也把投降的国民党班排级以上的军官拉到会场上让群中给活剐了。李新认为，上次属于群众自发行为，而这次活剐匪军军官，却是出自领导的决定，并有领导出面主持，纯属农民狭隘的报复主义思想。这样不讲政策，言行不一的做法，一定会招致不利的结果。果然，永年城的个别匪军跑到元氏敌人据点后，大力宣传不能投降八路军，投降了也要被杀掉。这样就使后来解放元氏时，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残酷虐杀俘虏的行为，不但会丧失社会同情，而且是帮助敌人巩固其部队，是在帮助敌人杀害我们的同志。
　　
　　刘少奇批评聂荣臻
　　
　　1947年7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李新也参加了此次会议。7月17日会议开始，会议没有一定的议程，只发了一些文件让大家学习，要大家自己提问题，自己讨论，自己解决。到了8月中旬，刘少奇开始做报告，在对晋冀鲁豫的大大表扬一通后，而对晋察冀则作了严厉的批评，他批评抗战胜利后骄傲自满，对国民党的斗争表现右倾，相信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满脑子和平幻想，一直让一部分军人复员；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土改很不彻底，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都有地主出身的干部出来阻扰土地改革，这些人是抗日干部，很难过土改这一关，是半截革命者。刘少奇越批评越生气，说他到这里看到土改不彻底，批评了右倾偏向后，这里的干部不服气，于是来个处处点火，户户冒烟，到处吊人打人，乱斗一气，这是对批评的对抗嘛！而领导呢，毫无办法。你领导是干什么的？占着茅坑不拉屎！说这些话时，刘少奇声色俱厉，全场鸦雀无声，坐在李新旁边的晋察冀团长聂荣臻很沉痛地低下了头，全场的目光也落在他身上。在此之前，聂是很郑重地一边听报告，一边做笔记，再听到刘的粗话批评后，他不由地低下头，双手捧着笔记本，再也无法记下去了。
　　见此情景，作者的心里也很难受，对刘少奇的批评不服。因为政治协商会议之后，所谓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央提出来的，晋察冀只是复员一些老弱，并且是经过批准的。为什么刘一点不做自我批评，却这么严厉地批评下面呢？是的，晋察冀在解放战争初期仗没打好，土改没有搞好，受批评时应该的，但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能是这样粗暴的吗？本来对少奇同志十分敬仰的李新对这样的批评感到不是滋味。
　　
　　任弼时曾提出过政党经费问题
　　
　　书中记述，自参加革命后，连续三天仅有两个人作竟日长谈的，却只有一次，就是在1948年8月与任弼时的谈话，毕生难忘。
　　其中，任弼时具体问到永年全县党务工作干部的情况，县委多少人，常委几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县委机关多少人，每年需多少经费，全县共有几个区委，每个区委有多少脱产干部，不脱产的又有多少；全县共有多少个党员，多少个支部；乡村支部是否有脱产干部，支部书记是否脱产，不脱产他们的生机又怎样解决；全县共有多少个脱产的党务人员，全年党务工作的经费大约是多少，等等。任弼时问得极为详细，并做了一一记录，而且把数字记得很清楚。随后，又问：“你们现在的党务工作不很多，全县只有几十人，开支也不太大，你看如果不靠政府供给，自己搞生产，能解决问题吗？”李新以为，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要停止对下面的供给了。
　　任弼时解释：“现在要准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新政府，新政府是联合政府，不只有共产党，而且有各党派；到那时，如果各党各派的经费都是自给的，我们共产党的经费怎好由政府供给呢？”李新说：“将来新政府成立，对各党派也给点经费不就行了吗？”任弼时说：“问题不那么简单，你给他们多少？给共产党多少？谁来决定？而且，政党的经费由政府供给，这样好吗？”
　　今天看来，不仅共产党庞大的经费由政府负担，严格说来由纳税人负担的，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国”和“党天下”了。而且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也是由人民来养活着的。这就是具有讽刺的“鱼水关系”了，但是谁是鱼，谁是水，谁在养活谁，这个简单的道理，到现在竟然也说不清楚了，这与国内的公仆能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主人反倒像奴才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道理一样。
　　
　　彭子冈被“引蛇出洞”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人大新闻系曾召开了一次“引蛇出洞”的北京新闻界座谈会。当时还没人认识到“引蛇出洞”策略，发言异常激烈，对共产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在这种情绪鼓舞下，新闻系主任安岗也忍不住起而发言：“毛主席就不断说，他最不爱看《人民日报》，死板板地……”李新暗中连扯他几下衣服，希望他及时停止发言，但安岗兴致很大，一直讲个不停。李新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接着，校外的彭子冈起来发言了，说话时慷慨激昂，首先批评《人民日报》，说它拥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完全脱离群众。她问道：“现在，谁还喜欢《人民日报》呢？连毛主席也不爱看了！”说到这里。全场为她热烈鼓掌。她随即又说：“《大公报》人手不多，经费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很快就流传全国……”她越说越有劲，还是她的丈夫徐盈劝阻了她，才结束了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很快就整理出来上报了。彭子冈就是因为这次发言被划成了右派，因为安岗是新闻系主任，发言记得很少。彭子冈是校方请来的名记者，讲得最多最激烈，记录的也详细，后来根据记录来划右派，自然无法逃脱了。李新认为，自己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子冈呢？倘若事先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让她免遭大难吗？对此，传主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
　　
　　林希翎与葛佩琦
　　
　　人民大学素称中共的“第二党校”，在反右期间有400人被打成右派。在有些系，由于领导干部心胸狭窄，借机整人，把一些不沾边的人也打成右派。如经济系有一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结果招致系领导的嫉恨，几次送校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人认为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是反党，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