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对文革的评价分成两个阶段，基本上判若两人。这对那些认为邓小平始终反对文革，“刚正不阿”，“宁可不当官，也要坚持真理”的人来说可能打击很大，但是这是历史事实。如果你只看《邓选》，只看改开以后对邓小平的谄媚文章，甚至只看那些吹捧的电视剧、小说、回忆录。。。你永远也找不到真实的答案。
第一个阶段：从1968年到1978年
邓小平在1968年给毛主席和中央写了一篇《我的自述》，在这篇自述里邓小平谈到自己人生的几个阶段，在谈到文革时，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他在信中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写'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通过汪东兴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华国锋并没有理睬邓小平的这封信，于是半年以后的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给华国锋写信：“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竟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1978年7月17日《邓小平同英国朋友詹金森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是与他的领导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
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在1978年7月仍然认为文革是“基本正确”的，只是搞的方式可以讨论。而且显然是同意文革“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估计的。
注意到这个时期党的11届3中全会对文革的说法是：“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 
第二个阶段：11届5全会之后 
邓小平在1980年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1980年2月的11届5中全会公报则说：“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这是我能找的邓小平第一次使用“十年浩劫”这个词的出处。
1980年10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 
1981年3月，邓小平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注意到一个现象：邓小平这些评价几乎都是对XXX的谈话、在什么会议上的讲话等等，极少有文字上的记录。这和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的情况相似。这种情况使后人很难辨别邓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上下文的情况下讲的这些话.
一点感想 
整理这些之后发现：
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初衷和90年代和胡温时期的“改革开放”有巨大的区别，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否定文革，而是认为文革是一种尝试。这和习近平现在的说法相似，可以认为习近平回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初衷。甚至可以江朱胡温时期很多做法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背叛。
2）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没有也绝不会坚守一个什么信念。就像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发展会南辕北辙一样。实事求是的说，邓小平的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很大，许多不讲诚信、不顾后果、短视、自私的政策和行为都可以从邓小平那里找到根源。
3）由于邓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邓说的很多话时效性很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例如他把“极端个人主义”归结于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就非常可笑。照邓小平的逻辑，他自己的子女贪腐、走私也是文革造成的？朱荣鸡的子女从气象甚至文盲变成金融大鳄也是文革造成的？温家饱90几岁的老妈，利用瘟的职权炒作平安股票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太婆也要把账算在文革身上？？？ 
其实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对文革的否定派或者肯定派都带有强烈的功利因素。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公知对红卫兵的全面否定和厌恶，这和对后来出现的各种造反团队、造反司令部等等却带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和惋惜，认为红卫兵是罪大恶极，但是造反派是“民主的星星之火”，认为造反派们被妖魔化、被毛和共产党镇压、是民主要求受到打击。。。至于对文革中的合理因素（例如减小贫富差距、两参一改三结合）则是既得利益集团最强烈反对、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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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中美春秋于2021_07_27 22:18:54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