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锦涛执政时期，军委实际的领导人是两个巨贪：郭伯雄和徐才厚。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了这样的两位军委副主席把持军委，一丘之貉们得到了大力提拔，军队的腐败从此也变得愈演愈烈。
    
    在《孙子兵法》的开篇就提到了军事的重要性：“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国饱受外强侵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力太弱。
    
    新中国成立以后，军人的地位上升到了社会的顶端。特别是在十年文革期间，高考制度被废，从军成了年青人的最佳选择。但是，那时政治冲击一切，军人也无法进行正规的训练，武器装备也十分陈旧。特别欠缺的是军官的培养，由于没有正规的军校，当时很多军官都是从士兵中提拔起来的。
    
    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解放军中还有大量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所以在战场上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然而，到了1979年的中越战争，解放军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了。
    
    高层将领缺乏新颖而完整的战略规划，中低层的军官在指挥上毫无章法，士兵的训练水平也相对低下，后勤补给十分匮乏，结果只能靠人海战术，以大量的伤亡来换取有限的胜利。
    
    中越和解的转机发生在1986年，越共总书记黎笋去世了，戈尔巴乔夫成为了苏联的领导人。由于深陷阿富汗战争，前苏联自身的经济已经相当衰弱，戈尔巴乔夫只好大幅度消减对外援助。
    
    当时，越南的军费占GDP的60%左右，在失去了来自苏联的大量外援以后，其经济就到了崩溃的边缘。越共的新任总书记长征在这种形势下只好在1987年宣布从柬埔寨撤军，并且裁军60万，与此同时希望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
    
    中越战争在越南境内的作战只持续了一个月（2月17日-3月16日），在此后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把中越边境当作了练兵场，全国的军队轮番上前线。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军和改革。
    
    那时邓小平认为需要优先发展经济，就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观点，记得那时的军费预算只有区区200亿人民币。然而，这点军费要养活和训练300多万军队实在是捉襟见肘，所以就给了军方一些优惠政策，靠军办企业来自筹资金。这种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在后来就演变成了军队腐败的祸根，结果卖官鬻爵逐渐成了军中的潜规则。
    
    在进入21世纪以后，独生子女们到了入伍的年龄，中国的征兵工作在大中城市就变得相当困难了。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和总人口数量的减少，将来的征兵工作会变得十分艰巨。
    
    例如，2020年新生儿的数量在一千万左右，而每年的征兵名额（包括武警在内）在一百万左右，所以大约五分之一的男性在未来都需要服兵役。在5月31日，中国推出了三孩政策，但是社会的响应相当消极。在孩子年幼的时候，需要一个全职太太或全职先生在家才能照顾好三个子女。
    
    其实，古代的一些制度如今也是可以借鉴的，例如“军户制”。在古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在和平时期养兵，所以就靠在税收上的优惠来储备兵源。历史上在南北朝、隋唐和明朝都实行过，也就是把全国人口分为两大类：军户和民户。前者需要服兵役但不用交税，后者需要交税但不用服兵役。军户制的优点很多，首先是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其次是社会分工使军户和民户各得其所，此外也有利于职业军人的传承，例如明朝的戚继光就是军户出身。
    
    但是，古代的军户制也存在一些弊端：其一是番镇拥兵自重而形成割据势力，例如唐朝的府兵制导致的安史之乱；其二是承平日久会使军户失去了战斗力，例如明朝卫所制的衰败导致了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横行，结果在嘉靖年间只好改为募兵制，“戚家军”由此而诞生。
    
    如今中国解决兵源问题的一个方案就是“一国两制”：在陆地边界地区设置边疆区，那里的居民就相当于古代的军户，而内地的居民则相当于民户。在边疆区实行高福利而组织严密的准社会主义，而且生育指标可以扩大到四个孩子。每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国家每年补助两三万元生活费，而且实行免费的医保。但是每家的孩子中必须有一人长大后参军入伍，另有一人留在边疆区工作，其余的孩子则可以自由选择到全国各地去工作。如果国家每年支出六千亿元就可以赞助两三千万个孩子，未来每年就有几十万的兵源。
    
    为了支援边疆建设，国家可以将一部分军工企业和大部分监狱迁到边疆区。此外，也可以在那里开设博彩业，并且建设一批旅游景区。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内地的民户也可以去边疆区工作一段时间，从而可以缓解失业问题，几年以后人们可以选择是否回内地或转为军户。如今中国依旧还处在人口过剩的时期，有大量的年青人失业，此时大力推进边疆建设不仅可以解决很多当前的社会问题，同时还可以为长远的人口结构优化和军队建设的目标做出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