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网上疯传“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玉荣的简历”和“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检察院依法对玉荣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决定逮捕。这应该是内蒙古‘倒查 20 年’反腐工作的最新成果。”的消息，玉荣是1964年被树立的典型“草原英雄小姐妹”之一。
   
   不料随即便被一则声明辟谣，“7月8日下午，澎湃新闻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办公厅方面获悉，上述网络传言是假消息，自治区纪委监委和政协办公厅都没有发布过这样的消息。”但辟谣内容之短，超乎寻常，内容之温和也与以往类似消息大相径庭，没有了严正的法律术语，也缺失了威慑、追查和打击造谣者的固有格式。更加蹊跷的是事过二十日有余，亦未曾见到将公然违抗《英雄烈士保护法》、诋毁英雄玉荣的罪犯绳之以法，的确不同寻常。须知，追查到“造谣者”，这对当今铁幕内的“恢恢天网”和监控、告密不留死角的网管来说是分分秒秒的小菜一碟。
   
   例如，7月18日，一名游客在安葬中印边界冲突中死亡者的康西瓦烈士陵园内摆拍，被人举报，18日下午，今日头条即发布公告，对涉事旅游博主账号予以永久封禁处理。紧接着新疆区检察院官方当日下午迅速回应，已对接文旅部门，建议将涉事者列入旅游黑名单。新疆和田皮山县人民检察院更是马不停蹄，第一时间出手严打，“根据刑法299条之规定，该网友行为已经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我院已督促皮山县公安局立案。后续，我们还将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手段追究其民事责任。” 随后，“皮山检察晚间再次通报最新处理进展：已与涉事者目前所处地阿里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协调配合，督促其尽快到皮山县公安局接受调查。”解放军报也不甘寂寞，晚间对此事发声，“烈士陵园是先烈安息之所，应保持庄严肃穆，不容亵渎。”
   
   其实两张配文“尊敬”的所谓被“举报”照片，“一张照片中，他满面笑容，脚踩碑座，身体斜倚在了烈士墓碑上；另一张照片中，他一只手撑在墓碑上，另一只手甚至对着墓碑比出了疑似“枪”的手势。”。在一个笃信“时间就是金钱”，争分夺秒赚钱的社会环境里，此人能冒着酷暑、不辞辛劳，攀到地处边境海拔4280米的雪山之间去拜谒，已足以说明其敬仰和虔诚。其不妥处充其量也就是在死者墓地有失“庄严肃穆”而已，谈不上什么“亵渎”，更无须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到“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批评教育足矣！
   
   想来，面对如此残酷的结果，估计他肠子都悔青了，只敢在心里咒骂自己吃饱了撑的，不安逸地待在家里，大老远劳命伤财地去看什么破劳什子“烈士陵园”，给自己惹上一身骚。有眼尖的网友指出，“关键是泄密了。官方说是牺牲了4个，可是相同的墓碑20 或 30个，黑压压的一大片。”也许这才是事件的关键，官方只是说不出口来，只好借题发挥，“另辟蹊径”罢了。也合该此人倒霉，谁让他去瞎得瑟显摆“忠心”，拍马拍到马蹄子上。
   
   对比玉荣“造谣案”的低调处理，看来绝非是通常的造谣如此简单，不知其中有什么不便公示的难言之隐、究竟真相如何，越发扑朔迷离。
   
   其实，人都是变化的，尤其在当今物欲横流、无官不贪的大环境下，即便是近一个甲子前树立的货真价实的“英雄模范”，后来腐化堕落成为罪犯也是正常的，并非不可能。将这样由英雄蜕变的“老虎”绳之以法，也难损“伟光正”的光芒。玉荣是否贪赃枉法并不重要，人们更关注的是当年“草原英雄小姐妹”典型的真假。
   
   二
   
   文革前树立的这个英雄典型，曾轰动一时、影响了几代人。蒙古族女孩11 岁的龙梅和9 岁的妹妹玉荣“小姐妹”，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大风雪中走了一天一夜，奔波三十多公里，终于保护了集体的羊群。其实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就被揭出了伪造的真相。
   
   事实是1964 年 2 月 9 日，这两个女孩被好吃懒做、又酗酒的父亲赶出家门，代其放牧，而且放的也是自家的羊群。不料出门不久，即遇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气温突降到零下三、四十度。迷路不辨方向的两姐妹在风暴的裹挟下，只能随着羊群盲目前行一夜，次日晨，她们已身处三十多公里之外。可怜的两个小女孩饥寒交迫，妹妹靴子丢了，已经走不动了而倒在了冰雪中。姐姐龙梅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追赶着顺风狂奔的羊群，因为她知道，如果丢了羊，凶狠的父亲会如何处置她们。
   
   就在她也精疲力竭将要倒下时，遇到了哈斯朝鲁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哈斯朝鲁曾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1957 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此地劳动改造的。哈斯朝鲁父子将龙梅安置在附近铁路扳道房里，留下儿子和扳道工王福臣一起照顾后，又赶到附近矿区找人，众人一起找到了妹妹玉荣，姐妹两人和她们的羊群都得救了。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简单、清晰: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雪，一个意外的事故，热心的哈斯朝鲁父子意外遇到她们，并救了小姐妹。没有英雄，没有集体财产，更没有什么阶级敌人的破坏。
   
   当时的1964年正是“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月，又是毛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学习雷锋”、全国到处树典型的正酣之时。不知什么人从适时出现的“小姐妹”的故事中找到了典型的灵感，于是一场编造“英雄”的大剧上场了。
   
   首先，要有“集体财产”需要保护，于是自家的羊变成了“公社的羊群”；按当时“典型”中的英雄人物都要和“阶级敌人”斗争，否则就无正义，也不英勇，于是救人的“右派” 哈斯朝鲁理所当然得成了这个“阶级敌人”，而且成了反动的“牧主”。他被塑造成“偷羊贼”，用长刀砍断龙梅家羊圈门的绳子，把门打开，故意把羊群放跑，还尾随小姐妹，试图强奸龙梅并多次企图杀害她们。“英雄”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都有高度的思想觉悟，看到“公社的羊群”失散后，小姐妹“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想起了保卫集体财产的“少年英雄刘文学”，于是奋不顾身地去追赶。懒惰的酒鬼父亲让两个未成年女孩去放牧的尴尬情节，就这样让天才的编剧们天衣无缝地编成了感人的情节。当然在追赶羊群的十多个小时里，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如何“一不怕苦，而不怕死”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英雄典型终于横空出世了。而出手搭救她们的就只能是工人阶级王福臣，尽管诚实的王福臣再三表明不是他救的，却也没用，为了“革命的需要”，必须“无功受禄”。
   
   英雄们因祸得福，被保送深造，从此，一辈子享受了荣华富贵，玉荣先后任内蒙古区残联副主席、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区政协办公厅副主任、区政协民委主任、区政协副秘书长，官至正厅级。直至2019 年，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还被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而她们的救命恩人，因是阶级敌人，不但没得到一丝报答，反被反复批斗，1966 年还被关进了监狱。“文革”期间批斗哈斯朝鲁，虽然已知真相，但龙梅、玉荣的父亲吴添喜竟然还上台动手打了这位女儿的救命恩人，悲慨问天，天理何在？直到1979 年之后，侥幸活下来的哈斯朝鲁经过反复上诉、经胡耀邦过问后，才被“彻底甄别处理”。哈斯朝鲁被平反后，居然还不得不说“没关系，是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让她们俩说我是什么坏人，不客气说是上边领导政治需要，让她们俩说我偷过她们的羊。不怨她们。” 其内心的压抑和悲怆是可想而知的，他能有他想吗？呜呼，苛政猛于虎!一个人的心灵竟可以被如此蹂躏、践踏，可怜的哈斯朝鲁！
   
   在中共《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庇护下，虚假的“英雄”玉荣能否逃过这一劫而软着陆，就看她的造化，其实更要看她的靠山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三
   
   其实，何止这个“草原英雄小姐妹”，中共所塑造的所谓 “烈士”、“英雄”、“模范”及学习“样板”又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经得起刨根究底的。
   
   “舍身炸碉堡”的英雄董存瑞，经几十年的宣传，家喻户晓，岂知所谓“舍身”根本就是事后猜臆的一笔糊涂账。电影《董存瑞》的导演1996年在接受《大众电影》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披露：“在真实中，董存瑞死后并没有立即被评为烈士，仅仅是通知家人他牺牲了。更重要的是，没有谁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因为当时董存瑞没有带架子，桥肚上也不能放炸药，只能猜测如此。”
   
   被中共宣传，为了严守纪律、不被近距离的敌人发现而完成潜伏任务，被敌人燃烧弹射中全身起火后，依然纹丝不动直至牺牲的邱少云，曾感动、激励了几代人。但稍有头脑和生活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因为这一说法完全违背科学常识和生理规律。人体在燃烧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扭动、卷曲，这是肌体的必然反应，是任何强大的意志也不能控制的，绝不可能一动不动。而且邱少云随身携带了手榴弹、爆破筒等，为什么在燃烧过程中没有爆炸？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邱少云在被烧前已经被炸死了，完全不像官方的虚构宣传。
   
   14岁入党、15岁小小的年纪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刘胡兰的“英勇事迹”更是脍炙人口、宣传了七、八十年。其实人们更应当问一问刘胡兰为什么会倒在了“敌人”的铡刀下？中共究竟隐瞒了些什么？泯灭人性的中共为了自己窃取江山的私利，连未成年的孩子也不放过。他们蛊惑、裹挟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去帮他们干那些杀人越货的罪恶勾当，指使她亲手杀害了曾为阎锡山政府当差的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当阎锡山部队来村实施报复时，他们这些幕后策划的卑鄙领导和成人们早已逃之夭夭，却留下刘胡兰这个孩子来为他们顶罪，于是就造成了刘胡兰被捕铡死的必然结果。操刀铡人者也并非阎军，而是本村村民。
   
   当然，以上三人虽非货真价实，其中夹杂有不少臆造、隐瞒，但也毕竟是为中共的“事业”而战死的，中共宣传他们还不算太离谱。
   
   而被毛树为英雄样板，要全国人民学习的雷锋，其事迹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生编硬造的谎话。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全国通过学毛著，扭转毛因在大跃进和饿死近四千万农民的罪恶而威信扫地，在党内外处于颓势的局面，其最终目的就是将毛重新扶上神坛。就是要全党、全国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为毛筹划、密谋将要铲除“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文革制造舆论。他们还将谎言编到美国，制造了西点军校也推崇雷锋精神而“学雷锋”，并将其画像与先贤们并列膜拜的神话。
   
   为此目的，从 1963年起到文革前，中共树立了大量“毛著学习积极分子”，被树为标兵模范、曾红极一时的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就是军内的代表。各地、各行各业也纷纷效法，选出了大量各种档次，不同名目的“毛著学习积极分子”，全国上下，学毛著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一时沉渣泛起，各种沽名钓誉、弄虚作假的“积极分子”们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幕幕政治闹剧和丑剧。
   
   随着真相的披露，雷锋的骗局早已浮出水面。那些感动了无数人的雷锋搀扶大娘、“精心”保养汽车、关心小学生、给公社积肥等光彩夺目的三百多张照片，都不是新闻照片，而是正正经经认认真真搞出来的“剧照”。由此可知雷锋做“好事”时，如不是摄影师在身边，定是事后补拍的。雷锋号称做好事不留名，但他的日记，以及后来的报导里，雷锋做的每一桩好事，具体到时间、地点，一件不落，而且他的日记也是用来发表、刻意写给领导和公众看的。其实著名的《雷锋日记》也是补写的，而且是由写作班子来操刀捉笔的，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雷锋被吹捧为艰苦朴素的样板，但在他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好些当时时髦的高级商品，如毛料裤、皮夹克、皮鞋，其中有一块价格200多元的瑞士梅花手表，这在当时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买得起的，更远超每月6元津贴的普通士兵的消费水平。
   
   更匪夷所思的是，中共向来是把丧事当喜事来办，不少被树为烈士的英雄，实际上是在违反操作程序的事故责任中，造成重大伤亡和经济损失而丧生的。而将他们美化成舍身忘我的英雄，即可天衣无缝地掩盖管理上的过失和被追责。
   
   例如“舍身救火的英雄向秀丽”:因违规操作打翻的酒精容器引起大火，又点燃了违规乱放在易燃物品旁边的金属钠，最终将自己烧得奄奄一息，只因在断气前念念不忘国家财产，不忘交纳党费，就被树为英雄典型。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舍己救人的王杰，在辅导民兵埋地雷时，违规操作不慎引爆了炸药包，自己被当场炸飞，还炸伤了十多个民兵。其所在坦克师党委在向上级报告中，已经把他的死正式定性为一起由于违反操作规程而造成的责任事故。因在其日记中发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豪言壮语，于是化腐朽为神奇，被炮制为英雄，免了追责，上下皆大欢喜。
   
   “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的“支左模范英雄”门合: 无视炸药制造的操作规程，违规搅拌，结果引爆炸药，炸死了自己。因生前支持的是被毛肯定的造反派，遂被树为英雄。
   
   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一串：刘英俊、欧阳海、吕祥璧、李文忠……
   
   还有莫名其妙被凭空捏造出来的英雄蔡永祥。1966年10月10日，杭州钱塘江大桥守桥连士兵蔡永祥被过路列车撞死。三周后军报突然发布军委命令，授予蔡永祥“一心为公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的“文革忠诚保卫者”烈士称号。称其为移除被阶级敌人放置在大桥铁轨上的障碍物，而不顾个人安危，被列车撞上，英勇牺牲，保证了载有大批大串连红卫兵的列车安全通过。为了详细报道宣传蔡的事迹，在现场调查取证的记者们这才发现根本是子虚乌有，事后没有找到那个放置障碍物的“阶级敌人”，也没有找到任何被放置的障碍物，更没有人看到蔡永祥是如何死的。更离奇的是障碍物，先说是放了一根1.4米长的细木棍，可铁轨间距是1.435米，如何能横放在轨上，而且细木棍也颠覆不了火车。于是又改称是水泥块，可没有钢筋的水泥，火车一压就碎了，最后就只好编成了一根圆木。须知，钱塘大桥是交通枢纽，每10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即便是夜里也是灯火通明，除固定守卫岗哨和巡逻士兵外，铁路工作人员也往来不息，如何能有阶级敌人将可颠覆火车的巨大圆木，在众目睽睽下搬上高耸的桥面。最要命的是现场就找不到这根圆木，连木屑也没有。到此为止。只好不得不停止宣扬和不再提起这个’文革’的’忠诚保卫者’的’英雄事迹’了。
   
   还有一类为贪功沽名钓誉，不惜残杀无辜和自残而冒功的英雄。六十年代是中共宣传史上造出最多英雄的时期，几乎平均每个月产生一位英雄，中共的这剂鸡血打得不少人神魂颠倒，连做梦都想当英雄。1967年，想当英雄都想疯了的兰州军区某部副班长刘学保，大概受英雄蔡永祥的启发，残忍地杀害了有历史问题的无辜工人李世白，又引爆雷管自残后，谎称李某要炸大桥，经“殊死搏斗”，被他当场制服杀死。于是刘被树为“保卫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江山”先进典型轰动全国。此案当时就疑点重重，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不能非议已被树立的英雄模范，怀疑者反被追查、惩处，从此无人再敢公开质疑。直至18年后才真相大白，刘被绳之以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学保“光辉事迹”感召下，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兰州军区先后出现了四、五起类似的英雄，结果均因这些智商底下的大兵们知识有限，策划不密，漏洞百出，而又有刘学保案的疑点在前，遂被一一戳穿，画虎不成反类犬，成了罪犯。其实办案人员也没有什么绝招，只是让不同的记者多次采访他们，每次都让他们详述事件经过。因是编造的谎言，这些毫无作案经验的雏儿们，每次讲述都不一致，终于现出原形。这些案列也为最后确认刘学保冒功打开了思路。
   
   中共树立的各式假英雄样板，不胜枚举。蹊跷如烧制鸦片烟土时因窑塌陷而死、被誉其死“重于泰山”的张思德；荒唐如用肉身肚皮竟能挡住敌人重机枪的黄继光和脑浆被打得迸裂还能背诵毛语录、坚持战斗岗位3小时的麦贤德；卑鄙如被誉为“八十年代新雷锋”、“当代保尔”的假残疾人张海迪，近年来爆出巨额残保金去向不明和以助残济困名义发售大量福利彩票问题……。
   
   中共还违反人伦常理，视生命为草芥，提倡为了保护锱铢所谓“国家财产”而可置生命危险不顾。例如将为抢救两根木头电线杆，而跳入山洪中溺亡的金训华树立为“革命青年的榜样”。鼓动无知的少年儿童为了“国家利益”而去抢险救灾、去和“阶级敌人”搏斗。为此将因救山火而被烧死的15岁少年赖宁授予“英雄少年”称号；将为几个辣椒而丧命的14岁刘文学树为少年英雄。狗血的是，据知情的同村村民揭露，实际上不良少年刘文学当晚也是去偷队里的辣椒的，还带着一个他家的竹篮子，事后被遗留在现场。在辣椒地他与另一偷辣椒的村民因分赃不均而起争执搏斗，因其年少乏力被对方失手误伤致死。缘于对方是地主成分而刘家是贫农，于是“勇斗阶级敌人，保护集体财产”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
   
   近年来，中共似乎没有树立什么令人钦佩、事迹感人的英雄模范。一则是在当下社会道德沦丧，鲜廉寡耻，整个国家早已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从官员到草民，为了金钱、利益，没有了底线，无官不贪，草民互害，根本就没有了什么“英雄模范”。二则是互联网和自媒体的普及，结束了只有官方一个声音的历史，即便官方想要编造、创作英模，也不再能一手遮天，不敢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当年“制造”英模时，官媒说什么就是什么，了解真相的人想揭穿其中的骗局，除被权势压制不敢质疑外，即便有人“舍得一身剐”，也没有发声的管道和机会。如今，一个丑闻须臾便在互联网上传遍全国、全世界，作假英模的代价太大，成功的机会又微乎其微，只好收手了。